文| 周八駿
五月十八日張德江委員長在香港社會各界歡迎晚宴上指出：「「一國兩制」實踐沒有任何先例可循，各方面的制度和體制機制尚需完善。一些深層次矛盾總是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會逐漸地顯露出來，這有其客觀必然性。」分析香港政治光譜演變有助於理解這一精闢論斷。
卅年變化 交叉複雜
香港政治光譜演變已歷經三階段。
第一階段，從一九八四年中英發表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和英國宣布將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香港政治形成基本矛盾——英國以所謂「還政於民」來對付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決定「拒中抗共」勢力與愛國愛港陣營對立的香港政治光譜基本分野。但期間，除末代港督單方面推行政制改革，兩大陣營圍繞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是否實施原已列入《基本法》附件二的「直通車」安排展開鬥爭，大部分時間香港政治光譜分野不突出。
彭定康毀壞「直通車」，所以特區成立後，港英時代最後一屆立法局的「拒中抗共」陣營議員集體「下車」，使香港政治光譜在那一時段呈現明顯的不同色彩。在一九九八年九月特區第一屆立法會選舉產生後，到第二屆政府提出關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工作的四年間，香港為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空前嚴重經濟衰退所困擾，政治矛盾暫時隱然。
第二階段，從二〇〇三年七一遊行和隨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工作夭折開始，到二〇一〇年上半年關於二〇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革，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加劇，圍繞香港政制發展是沿續「九七」前倫敦設定的「還政於民」的軌道，抑或遵循「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指引，兩大對抗政治陣營涇渭分明、形同水火。二〇一〇年上半年，「拒中抗共」陣營出現暫時分化，一部分趨於激進而發動所謂「五區總辭 變相公投」，一部分不僅拒絕「五區總辭 變相公投」而且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支持特區政府提交立法會審議的政改議案。
第三階段，從二〇一一年下半年開始，香港政治光譜變得色彩斑駁。長期被忽略的社會貧富差距惡化，使香港分層社會結構演變為貧富懸殊的階級對立。上層政治經濟圈形成多個不同而相互競爭的既得利益集團。隨著「一國兩制」與時俱進，跟「九七」前有著深刻聯繫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開始搖擺。這一切，反映在香港政治光譜上，呈現立體而交叉的多重色彩的複雜結構。
在「拒中抗共」陣營中，若干以基層為背景的政治團體，與若干以社會精英為背景的政治團體，就民生議題的政策主張出現分歧。於是，「拒中抗共」陣營的最初代名詞「民主派」演變為「泛民主派」，意味著屬於這一陣營的政治團體僅在爭取所謂「真普選」即爭取落實倫敦在一九八四年提出的「還政於民」目標上一致。
類似情形，在愛國愛港陣營中也開始呈現。代表工商界利益的政治團體，跟代表勞工和基層的政治團體，很容易在民生議題上對立。另一方面，跟「九七」前聯繫深刻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有時在政治議題上發表曖昧的言論，試圖在兩大對抗政治陣營之間找中間位置。於是，愛國愛港陣營分化為「建制派」與愛國愛港中堅力量。
二〇一二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使上層政治經濟圈的不同既得利益集團充分暴露。愛國愛港陣營結構更加複雜。如果說在二〇一二年行政長官競選前，不同於愛國愛港中堅力量的「建制派」，是以同「九七」前有著深刻聯繫，以及在階級對立中站在富人一邊為特徵，那麼，自二〇一二年行政長官開始，這一部分增添了一個新的重要特徵——爭取今天和明天的香港管治權。
左右碰撞 矛盾疊加
「港人治港」的「港人」固然包括建制派，問題是為誰「治港」——是為香港全體居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抑或為自己的既得利益集團和少數香港居民？從二〇一三年初「拒中抗共」勢力提出並實施「佔中」計劃開始，香港政治光譜進入急劇演變的新階段。
第一，「拒中抗共」陣營為極端勢力所驅動，集體越來越激進。所有反對派政治團體都參與了二〇一四年的「佔中」行動。二〇一五年六月，反對派全部立法會議員都投票否決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政府議案。
第二，冒起於「佔中」行動的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紛紛成立新政治團體，鼓吹「香港自決」和「香港獨立」。不無諷刺的是，在二〇一〇年公民黨因為參與「五區總辭 變相公投」被視為「激泛民主派」，而今，卻因為「港獨」勢力更極端而被某些人稱為「溫和泛民主派」。
第三，傳統反對派的主要政治團體民主黨、公民黨，發生自它們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分裂，退出這兩個政治團體的知名政治人士，分別成立兩個新政治團體，都探索香港政治第三條道路。
第四，上層政治經濟圈的不同既得利益集團，在已然展開的關於二〇一七年第五任行政長官競選中，爭奪更加激烈。
最後卻決非次要的是，階級對立與政治基本矛盾進一步疊加，建制派更分化。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