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彼得·沃森
翻譯：張鳳、楊陽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剛剛過去的20世紀對我們理解現代人類的境況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20世紀見證了史無前例的苦難，人類經受了兩次世界大戰和種族屠殺，幾乎在世紀末才迎來了大範圍的和平。與此同時，20世紀也是思想大爆炸的世紀，人類在各大科學領域取得了基礎性研究的突破，科學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也使得20世紀成為科學的世紀。而人文學科也紛紛建立起自身的學科範式，通過反思、反映20世紀的困難。
《20世紀思想史 : 從弗洛伊德到網際網路》是一部面向普通讀者的百科全書式著作。縱覽自人類直立行走與取火直至20世紀初百家爭鳴的思想文化發展歷程。
以下內容經授權選自該書：
作者: 彼得·沃森
譯者: 張鳳 / 楊陽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19-10
思想浩劫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當選德國總理。僅僅六周後的3月11日，他組建了帝國國民啟蒙宣傳部，約瑟夫·戈培爾出任部長。這個部門的名字直接來源於《美麗新世界》，而希特勒和戈培爾兩人將很快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對德國的文化生活造成破壞。他們在文化領域的暴行並不是突如其來的。希特勒一直十分清楚，納粹黨組建政府之日，就是他與各種的敵人清算「帳目」之時。這些敵人之中，他認為首當其衝的就是藝術家。1930年，他在一封寫給戈培爾的信中向這位未來的部長保證，在納粹黨上臺之後，就藝術方面而言，該黨不會簡單地變成一個「辯論社團」。早在1920年，納粹黨就在建黨宣言中奠定了政策，要求以「鬥爭」反對「給人民生活帶來分裂影響的藝術和文學傾向」。
第一批藝術家黑名單（blacklist of artists）於3月15日公布。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的格奧爾格·格羅茨被剝奪了德國國籍。包浩斯被關閉。馬克斯·利伯曼（時年88歲）、凱綏·珂勒惠支（時年66歲）、保羅·克利、馬克斯·貝克曼、奧託·迪克斯和奧斯卡·施萊默等藝校教師都遭到解僱。納粹的這些行動過於迅速，以至於不得不採用直到1933年4月7日才生效的法律來追認這些解僱的合法性。同樣在4月，第一場詆毀現代藝術的展覽，即所謂的「恐怖屋」（Chamber of Horrors）展覽在紐倫堡舉辦，隨後在德勒斯登和德紹巡迴展出。在希特勒當上總理的前一個星期，恩斯特·巴拉赫大義凜然地在廣播節目中將希特勒形容為「他人的潛在毀滅者」，並將國家社會主義稱為「人類的秘密死亡」。現在，作為報復，當地納粹黨徒要求將巴拉赫的雕塑作品《戰爭紀念像》從馬格德堡大教堂中移走，而號令剛一發布，這件作品就被裝上船運到柏林「進行保存」。為推廣德國現代藝術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風暴》雜誌也被關停，與之命運相同的還包括《行動》和《藝術與藝術家》等雜誌。《風暴》雜誌的出版商赫爾瓦特·瓦爾登逃亡蘇聯，並於1941年在那裡去世。抽象拼貼畫家約翰·哈特菲爾德逃到了布拉格。
凱綏·珂勒惠支
1933年，現代藝術家們幾度嘗試與納粹結盟，但戈培爾拒絕了所有的提議，現代藝術展覽也被迫關閉。一段時期內，戈培爾和羅森貝格爭奪著文化/思想領域的政策制定權，但宣傳部部長戈培爾組織能力超群，一旦官方的藝術與文化協會（Chamber for Arts and Culture）在他的手下建立起來，他的對手就被邊緣化了。該協會的權力大得驚人，每一位藝術家都被迫加入一個由政府資助的專業團體，除非註冊在案，否則藝術家將被禁止在博物館舉辦展覽或收取佣金。戈培爾還規定，沒有官方批准，不允許舉辦任何公開性的藝術展覽。在1934年9月的納粹黨年度會議上，希特勒在講話中強調了威脅國家社會主義的「兩種文化危險」。一方面是現代派藝術家，即「藝術破壞者」，具體包括「立體主義、未來主義和達達主義藝術家」。他說，他和德國人民想要的是「純淨的」、「不被歪曲的」和「毫不含糊的」德國藝術。藝術不是「政治的附屬品」，他說，藝術必須成為納粹政治綱領的「功能部件」。這次講話對那些職務還沒有被解除或作品還沒有被禁止展覽的藝術家來說是決定命運的重要時刻。戈培爾之前還對埃米爾·諾爾德和恩斯特·巴拉赫等藝術家抱有一些同情，但他的立場也很快強硬起來。對藝術品的沒收重新開始，又一大批畫家和雕塑家被從教職或博物館的職位上解僱。漢斯·格倫迪希被禁止作畫。現代藝術家所寫或關於現代藝術家的書籍也成了查禁的目標。出版於1934年的保羅·克利作品圖鑑甚至還沒運抵書店就被查封。兩年後，弗朗茨·馬爾克的全部作品也被查封（當時馬爾克已經過世近二十年了），巴拉赫的一部作品目錄也遭此厄運，它被冠以威脅「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的罪名。這本書後來被蓋世太保銷毀成紙漿。1936年5月，所有在帝國文化協會註冊過的藝術家都必須證明自己的雅利安血統。1936年10月，柏林的國家畫廊奉命關閉其現代藝術展廳，而在11月，戈培爾取締了所有的「非官方藝術批評」。從那以後，合法的只剩下對藝術活動的報導了。
一些藝術家試圖抗議。被迫離開普魯士科學院的恩斯特·路德維希·基爾希納堅持說自己「既不是猶太人也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三十年來我一直在為新的、強大的、真正的德國藝術奮鬥，只要我還活著，我會繼續這樣做。」馬克斯·佩希施泰因則不敢相信自己的遭遇，他提醒蓋世太保自己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西線戰場為德軍作戰，他的一個兒子是納粹衝鋒隊隊員，另一個則是希特勒青年團成員。埃米爾·諾爾德（Emil Nolde）從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就是納粹黨的狂熱支持者，他批評一些同行的作品是「對黨的玷汙」，並在他出版於1934年的自傳《鬥爭的歲月》裡將他們形容為「混血兒、雜種和穆拉託人（即黑白混血兒）」。這一年他直接寫信給戈培爾，堅稱自己的藝術是「朝氣蓬勃、持久、熱情而德國式的」。但戈培爾置若罔聞。1937年6月，諾爾德的1052幅作品遭到沒收。戈特弗裡德·貝恩（Gottfried Benn）在廣播演講《新國家和知識分子》中對藝術家發動了攻擊，該演講為納粹做了飽含感情的辯護，並對他們的敵人進行了激烈的攻擊。這個時候，奧斯卡·施萊默挺身而出。施萊默的觀點是，貝恩所認為的「頹廢」藝術家絕不是那樣的人，而真正頹廢的是「二流藝術家」，他們用「拙劣之作」替代了別人的佳作。
這樣的抗議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希特勒的思想在很久以前就已頑固不化，而他也絲毫沒有改變之意。實際上，這些藝術家的行為沒有激起納粹的報復已經夠幸運了。他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自己的藝術中進行抗議。奧託·迪克斯是率先向納粹發難的藝術家，他在1933年的畫作《七宗罪》中將希特勒描繪成了「妒忌」之罪。（當然，他的意思是希特勒這個失敗的藝術家妒忌真正的藝術家。）馬克斯·貝克曼用漫畫諷刺總理希特勒為「勾引者」。馬克斯·利伯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是最受歡迎的在世德國畫家。他在得知自己被逐出普魯士科學院時辛辣地譏諷道：「我不可能吃得跟吐得一樣多。」
《畫架旁的奧託·迪克斯自畫像》（Otto Dix Self-Portrait with Easel），奧託·迪克斯，1926年。
許多藝術家最終選擇了移民和流亡。庫爾特·施維特斯去了挪威，保羅·克利去了瑞士，萊昂內爾·法伊寧格去了美國，馬克斯·貝克曼去了荷蘭，海因裡希·坎彭東克先去了比利時然後又去了荷蘭，路德維希·邁德納去了英國，馬克斯·利伯曼去了巴勒斯坦。利伯曼曾經愛過德國，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也一直待他不薄，而他也曾與德國的最傑出的人物相識並為他們畫像。然而，就在他於1935年去世前不久，他悲傷地得出結論，對身為猶太人的德國年輕藝術家來說，只有一種選擇，「除了移民巴勒斯坦，沒有別的獲救方法。只有在那裡他們才可以作為自由人而生活，並擺脫淪為難民的危險」。
人們多半可能會認為科學（尤其是物理學、化學、數學和地質學等「硬」科學）能夠免於政治制度的影響。畢竟，人們普遍認為對自然基本原理的研究不像思想研究一樣可能帶有政治色彩。但在納粹德國，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
對愛因斯坦的迫害很早就開始了。他遭受攻擊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阿瑟·愛丁頓觀察結果的公布為他帶來了國際性聲譽。1919年11月，愛丁頓宣布他通過實驗證實了廣義相對論的預言。政治和科學極端分子都向愛因斯坦發起了惡意中傷。他也有一些支持者，比如德國駐倫敦大使在1920年的一份報告中私下警告其外事辦公室，「愛因斯坦教授是此時世界一流的文化人。……我們不應該把這樣的人逐出德國，而可以用他開展真正的文化宣傳」。然而兩年後，隨著外交部長沃爾特·拉特瑙遭到政治暗殺，未經證實的消息洩露出來，傳言愛因斯坦也在暗殺名單上。
十年之後，當納粹終於攫取了政權，他們的加害行動也沒有拖延多久。1933年1月，愛因斯坦離開柏林，前往美國進行訪問。他當時54歲，雖然自覺為聲名所累，更願意安靜地投身於廣義相對論和宇宙論的研究之中，但他也意識到自己無法完全避免成為公眾人物。於是，他發表了一番宣言，宣布只要納粹還把握權柄，自己就不會返回柏林的大學和威廉皇帝學會任職。納粹分子「報答」了他的「讚譽」：凍結他的銀行帳戶，以共產分子和藏有武器為名義對他家進行了搜查，並公開焚燒了他的一本關於相對論的暢銷書。那年春天的晚些時候，納粹政權頒布了一份「國家公敵」目錄。該目錄經過精心編輯，以最準確的照片展示納粹的敵人，每張照片下面還附有一段簡要的文字說明。愛因斯坦的照片排名榜首，而他的照片下面所附的文字是：「還沒被絞死。」
是年9月，愛因斯坦身在牛津，不久之後他就計劃回到自己在加州理工學院的教職崗位。關於他將在哪裡定居的問題卻一直懸而未決。他告訴一名記者，他覺得自己是歐洲人，無論短期內會發生什麼，他最終都會回到歐洲。與此同時，「在一連串的考慮不周中」，他也接受了來自西班牙、法國、比利時和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教授職位，以及新近成立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職位。英國也打算為他在牛津提供一份職位，而給予他歸化公民身份的法案也已送交下議院審批。然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美國已不再是物理學的窮鄉僻壤。美國已經開始培養自己的博士（20年代共授予1300人），而他們都繼承了愛因斯坦的研究。此外，他也喜歡美國，在希特勒當上總理之後，他也不需要進一步的刺激來促使自己離開了。不過他沒有返回加州理工，而選擇了普林斯頓。1929年，美國教育家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成功地籌集到資金，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建立了一所高等研究院。出身新澤西州成功的商業世家的路易斯·班伯格和他的妹妹卡羅琳·富爾德承諾為其捐款五百萬美元。研究院建院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一個高級研究中心，可以讓傑出的科學家在寧靜而富有成效的環境中開展研究，且沒有任何教學負擔。弗萊克斯納曾到愛因斯坦位於柏林卡普特的家中訪問，而當他們在湖邊散步時，愛因斯坦對普林斯頓的熱情變得更加高漲。他們甚至進行到談論薪酬的地步。在被問到希望獲得多少薪資時，愛因斯坦猶豫不決地說：「一年三千美元？再少些也夠我用吧？」「這點錢你肯定不夠用，」弗萊克斯納馬上說，並建議愛因斯坦和夫人商量後再做決定。很快，弗萊克斯納和愛因斯坦的夫人埃爾莎達成了每年一萬六千美元的共識。這是弗萊克斯納的一項主要成就。愛因斯坦受聘普林斯頓的消息一經發布，立即就大大提升了研究院的公眾形象。德國內部的反響則有些不同。一家報紙的頭條寫道：《來自愛因斯坦的好消息—他不會回來了》。但並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喜歡愛因斯坦。全國愛國委員會抱怨說，他是個布爾什維克分子，信奉的都是些「毫無價值的理論」。美國婦女聯合會也誣衊他為共產分子，呼籲國務院拒絕愛因斯坦的入境許可。但這些反對意見都被忽略了。愛因斯坦可能是離開德國的最有名的物理學家，但他絕不是唯一一個。在1933至1941年間，約有100位世界級物理學家來到美國避難。
愛因斯坦
對於名氣略遜於愛因斯坦的科學家來說，納粹的態度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問題，他們在國外找到安全避難所的機會也更少。卡爾·馮·弗裡希（Karl von Frisch）是第一位發現「蜜蜂語言」的動物學家。蜜蜂通過這種在蜂巢近旁跳舞的語言來告訴其他同伴關於蜜源的情況。「圓圈舞表明有花蜜的來源，而搖擺舞則表示有花粉存在。」馮·弗裡希的實驗激發了公眾的想像力，他的作品也成了暢銷書。但這對納粹毫無意義，1933年頒布的《公務員法》仍要求馮·弗裡希提供雅利安血統證明。問題出在他外祖母的血統，他承認，她有可能是「非雅利安人」。於是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報紙發動了一場惡意針對馮·弗裡希的運動，而他之所以倖免於難只是因為當時德國爆發了一場蜜蜂的微孢子蟲病，1941年，有數十萬個蜂群因此滅亡。這嚴重損害了果樹栽培，擾亂了農業生態。在這個階段，德國不得不自己動手，培育新苗，而帝國政府認定馮·弗裡希是挽救這種狀況的最佳人選。
最近的研究顯示，在1933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13％的德國生物學家遭到解僱，其中五分之四是由於「種族」原因。這些失業的生物學家中大約有四分之三移民他國，而遭到驅逐的生物學家所取得的成就後來被證明大大超過了留在德國的同行。德國的生物學最主要在兩個領域受害嚴重：細菌的分子遺傳學和噬菌體（即捕食細菌的病毒）研究。這並不是由於留在德國的科學家水準低下，而是由於這些領域的科學發現主要都誕生在美國，而科學同行間正常的交流無論是在30年代後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還是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都根本無法進行。
1925年，在圖林根州的右翼當局削減了包浩斯的預算之後，沃爾特·格羅皮烏斯和拉斯洛·莫霍利—納吉已經將包浩斯從那裡搬出並轉移到了位於薩克森—安哈特州的德紹。然而，在1932年5月的薩克森—安哈特州議會選舉上，納粹黨贏得了絕大多數議席，而他們的競選宣言包括了「取消所有對包浩斯的經費撥款」並激進地反對「猶太包浩斯文化」。新政府恪守其承諾，在9月便關閉了包浩斯。勇敢的路德維希·密斯·范·德·羅將學校轉移到了柏林的施特格利茨郊區，在沒有國家或市政支持的情況下以私立學校之名繼續運營包浩斯。但經濟問題還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1933年4月11日，包浩斯遭到警察和納粹衝鋒隊的包圍。學生被拘留，文件被查封，學校大樓也被封鎖。警方的守衛禁止人們進入大樓達數月之久。當德紹的包浩斯遭到關閉之時，至少在新聞媒體上還有一些抗議的聲音。而現在，柏林的媒體發動了反對包浩斯的運動，將其斥為「德意志帝國中附庸風雅的猶太民族的贊助人和教宗」資助下的「布爾什維克顛覆活動的種子」。校方曾試圖讓學校重新開張，納粹實際上為此制定了政策，稱為「同化至現狀」。在包浩斯的案例中，密斯被告知要重開學校就必須解僱一些教師，尤其是瓦西裡·康定斯基。最後，密斯和納粹當局之間的分歧無法調和，包浩斯在德國被永久關閉。這不僅僅是反猶主義。在嘗試將古典傳統與現代觀念相結合的過程中，包浩斯代表了納粹所厭惡的一切。
瓦西裡·康定斯基
包括一些最傑出的教師在內的包浩斯工作人員因學校的關閉而被迫流亡他鄉。沃爾特·格羅皮烏斯、路德維希·密斯·范·德·羅、約瑟夫·阿爾貝斯、馬塞爾·布羅伊爾和拉斯洛·莫霍利—納吉等包浩斯的核心成員都在1933至1934年或1937至1938年間離開了德國。他們中的大多數之所以離開，是因為他們的職業生涯在德國陷於停滯，而不是因為他們的生命受到威脅，不過紡織藝術家奧蒂·貝格爾在奧斯威辛慘遭毒手。1934年，格羅皮烏斯在得到官方許可之後才得以搬到英國。當時的英國還有一些在政治上較為活躍的德國藝術家（被稱為奧斯卡—柯克西卡同盟），但格羅皮烏斯避免與他們有任何接觸。當他於1937年被聘為哈佛大學教授時，德國報紙並沒有惡言相向。格羅皮烏斯在美國很快成為現代主義德高望重的權威，但他依然迴避政治。藝術史學家一直無法找到他對納粹德國所發生事件的任何公開聲明，他甚至沒有對「墮落藝術展」發表看法。該展覽就在他接受哈佛委任的同年舉辦，幾乎他所有的包浩斯藝術同事和朋友都在這次展覽上遭到了卑劣的中傷。
在遭到關閉的時間先後上，漢堡的瓦爾堡研究所實際上要早於包浩斯。阿比·瓦爾堡在1929年去世，但在1931年，由於擔心這所猶太人創立的研究所會成為納粹當權後的攻擊目標，瓦爾堡的朋友採取了預防措施，將所有書籍和研究所本身遷往了安全的英國，成為倫敦大學藝術歷史研究所。在後來的20世紀30年代，瓦爾堡最傑出的弟子埃爾溫·帕諾夫斯基也離開了德國，研究所還在漢堡時他便撰寫了著名的透視結構研究論文。1933年他遭到解僱，後來他也被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聘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一員。
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大多數成員不僅是猶太人，而且是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根據馬丁·傑伊在研究所歷史中的記載，多虧研究所主任馬克斯·霍克海默的先見之明，他們在1931年就將研究所的基金從德國轉移到了荷蘭。法蘭克福學派的國外分支已經在日內瓦、巴黎和倫敦成立（後者位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在希特勒上臺後不久，霍克海默離開了位於法蘭克福克龍貝格郊區的家，將自己和妻子安頓在法蘭克福主火車站附近一家酒店裡。在1933年2月，他放棄了邏輯學，轉而研究政治，尤其是對自由意義的研究。一個月後，他悄悄地越過邊界進入瑞士，而此時距離研究所因「對國家抱有敵對傾向」而遭到關閉只有幾天之遙。研究所位於維多利亞大道上的大樓被沒收，擁有6萬冊藏書的圖書館也未能倖免。在霍克海默逃脫幾天後，他和保羅·蒂利希以及卡爾·曼海姆一道被正式解僱。當時幾乎所有的學派高層都逃走了。霍克海默和他的副手弗裡德裡希·波洛克逃到了日內瓦，一同前去的還有埃裡希·弗洛姆。身在法國的亨利·柏格森和雷蒙·阿隆向他們發去了聘用邀請。與此同時，西奧多·阿多諾前往牛津大學默頓學院，並在那裡從1934年待到1937年。西德尼·韋伯、R.H.託尼、莫裡斯·金斯伯格和哈羅德·拉斯基都伸出了援手，將學派的倫敦分支維持至1936年。然而，日內瓦漸漸變得不那麼友好。根據波洛克所說：「法西斯主義也在瑞士取得了很大發展。」他和霍克海默訪問了倫敦和紐約，試探轉移學派的可能性。相比起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威廉·貝弗裡奇，他們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的響應要更熱烈。於是到了1934年中期，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在第117大街西429號重新組建起來。研究所一直在那裡駐紮至1950年，並在此期間開展了大部分較有影響力的工作。德國分析方法與美國實證研究方法的結合有助於戰後社會學風格的形成。
維也納學派的哲學家經歷的遷移傷痛或許要少於其他學者。由於美國的實用主義傳統，那裡有相當多的學者對邏輯實證主義者的觀點頗為贊同，而維也納學派的數位學者也曾在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橫渡大西洋，前往美國講學或結識志同道合的同行。他們受到了「科學聯合會」的幫助，該團體由哲學家和科學家組成，致力於尋找學科之間的一致性。這個國際團體召開的學術會議遍布歐洲和北美。在1936年，英國哲學家A.J.艾耶爾出版了《語言、真理與邏輯》，對於在美國更為普及的邏輯實證主義進行了極為出色且清晰的闡釋，使得維也納學派的成員在大西洋的另一邊尤為受歡迎。赫伯特·費格爾一馬當先，於1931年到訪愛荷華州，魯道夫·卡爾納普於1936年在卡爾·亨佩爾和奧拉夫·赫爾默的陪同下去了芝加哥。漢斯·賴興巴赫緊隨其後，於1938年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頓下來。不久之後，庫爾特·哥德爾接受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員職位，因此加入了愛因斯坦和埃爾溫·帕諾夫斯基的行列。
納粹一直將精神分析視為「猶太科學」。即便如此，納粹禁止該學科列席1933年10月萊比錫心理學大會依然給精神分析學家帶來了沉痛的打擊。德國的精神分析學家被迫到別國尋找工作機會。對其中的一些人來說，弗洛伊德的家鄉維也納在幾年內提供了暫避之地，但大多數人都去了美國。美國的心理學家對弗洛伊德理論並不十分贊成—威廉·詹姆斯和實用主義的餘威仍在。但美國心理學協會仍然成立了一個「外國流離失所心理學家委員會」，截至1940年已與269位重要學者（並非都是精神分析學家）建立了聯繫，其中134位已經抵達美國，他們之中包括卡倫·霍妮、布魯諾·貝特爾海姆、艾爾澤·弗倫克爾—布倫斯維克以及大衛·拉帕波特。
弗洛伊德
1938年3月，希特勒宣布奧地利成為第三帝國的一部分。當時的弗洛伊德已是82歲高齡，身體狀況每況愈下。他的許多朋友都為他的健康狀況擔憂，尤其是身在倫敦的歐內斯特·瓊斯。就連美國總統羅斯福也要求隨時通報弗洛伊德的狀況。美國駐巴黎大使威廉·布利特奉命留意「弗洛伊德的情況」，確保駐維也納總領事的工作人員「密切關注」弗洛伊德。歐內斯特·瓊斯先在英國試探了弗洛伊德定居倫敦的可能性，之後他急忙趕到維也納，但他到達時卻發現弗洛伊德不願離開維也納。只有在得知他的孩子會在國外擁有更寬廣的未來之後，他才被說服了。
弗洛伊德得以脫身之前，他的「案子」級別之高，由納粹頭子希姆萊親自辦理，且完全是因為羅斯福總統的密切關注才最終確保了他的安全，但在此之前弗洛伊德的女兒安娜已遭到逮捕並被審訊了一整天。納粹小心地確保弗洛伊德在離開前償清了所有債務，並向弗洛伊德一家逐一發放出境籤證，而弗洛伊德自己的籤證則最後到達。直到那一刻，他都擔心家人可能會因此分開。當他的籤證終於姍姍來遲時，送信的蓋世太保還帶來了一份要求他籤署的文件，以肯定他一直以來都受到了妥善對待。他籤署了該文件，但加了一條，「我衷心地向所有人推薦蓋世太保」。他乘坐東方快車離開維也納前往巴黎，之後繼續前往倫敦。一位美國使館的工作人員奉命陪同，以保障弗洛伊德的安全。在倫敦，弗洛伊德首先暫住在漢普斯特德的埃爾斯沃斯路39號。斯特凡·茨威格、薩爾瓦多·達利、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哈伊姆·魏茨曼和英國皇家學會的秘書紛紛登門拜訪，學會秘書還帶來了學會的會員特許籤名本請弗洛伊德籤名，而這項榮譽此前只有國王才能享有。
抵達倫敦不到一個月，弗洛伊德就開始投入《摩西與一神教》的創作。在他的最初設想中，這本書將是一部歷史小說。弗洛伊德在書中聲稱《聖經》中的摩西融合了兩位歷史人物的事跡，一位是埃及人，另一位則是猶太人。其中埃及那位獨裁的摩西遭謀殺身亡，這項罪行是猶太人罪孽的根源所在，並一直流傳了下來。他認為早期的猶太人是野蠻的民族，崇拜「火山和荒野」之神，而他們行割禮的習慣則激發了非猶太人對閹割的恐懼，這也是反猶主義的根源所在。不難看出，這本書是對希特勒的回應，幾乎如《聖經》所言「連另一邊臉也轉過來由他打」。這本書的真正意義在於它的時間選擇。弗洛伊德在猶太人的命運低谷背棄了猶太教（如果不是從情感上，也是從思想上）。他暗示猶太人所遭受的孤立具有深刻的心理原因，還有一部分是他們自己的過錯。弗洛伊德並不認同元首希特勒所認為的猶太人是邪惡的想法，但他確實承認他們是有缺陷的。許多猶太學者懇求他不要出版這本書，理由是從歷史的觀點上說這並不準確，而且可能冒犯政治/宗教感情。但他一意孤行。
這本作品不是一則恰當的墓志銘。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新的腫塊出現在弗洛伊德的口腔和喉嚨中。他在維也納的醫生獲得了特別許可，在沒有英國醫師資質的情況下前往倫敦對弗洛伊德進行了治療，但已經於事無補。弗洛伊德在1939年9月去世，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於三個星期前正式爆發。
作為一名年僅18歲的哲學系學生，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於1924年來到馬爾堡，師從馬丁·海德格爾。當時的海德格爾可以說是歐洲最著名的在世哲學家，而他最重要的著作《存在與時間》也處在最後的完成階段。他倆初次見面時，海德格爾35歲，已婚並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出身於天主教家庭、原本打算成為神職人員的他已變成為一位魅力非凡的老師，他的課程複雜難懂，閃耀著思想的光芒。學生們陶醉於他的授課方式，但那些無法跟上他思想腳步的人卻時常陷入絕望之中。至少有一名學生因此自殺身亡。
阿倫特的背景與海德格爾迥異，她出身於哥尼斯堡一個優雅、國際化且已完全同化的猶太家庭。父親和祖父都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母親則雲遊四方，所以小漢娜總是擔心她會一去不復返。後來母親改嫁給一個她從未喜歡過的男人，所以她也一直不喜歡兩個同母異父的妹妹。所以當她來到馬爾堡時，她非常熱情，但在感情上缺乏安全感，很需要愛、保護和指導。當時的馬爾堡是一個小小的大學城，保守、體面而安靜。在這樣的環境中，男教授和女學生交往過密會帶來很大的風險，而馬丁和漢娜的關係說明了漢娜的到來對馬丁具有怎樣的意義。在她開始聽他的課兩個月後，他邀請她到自己的書房討論他的研究。而在接下來的兩周之內，他們已經成為情人。漢娜改變了海德格爾。她與他所習慣的「條頓女戰士」（即典型的德國女性）完全不同，同時也是他所見過的最聰明的學生之一。他不再是那個孤僻，甚至鬱鬱寡歡的人，而變得更加外向，甚至還為漢娜創作了充滿激情的詩歌。一連幾個月，他們完全沉迷於秘密幽會，還為此精心設計了暗號，用海德格爾家的燈光來表示何時何地可以安全相見。致力於《存在與時間》對他們兩人來說都是一次激烈的情感體驗，而漢娜對參與如此重要的哲學項目也極為高興。在最初的激情退去之後，雙方都意識到漢娜最好離開馬爾堡，於是她轉學到了海德堡，師從海德格爾的朋友卡爾·雅斯貝爾斯。但漢娜和海德格爾仍繼續通信和會面，以一種前所未有的狂熱分享他們對貝多芬、巴赫、裡爾克和託馬斯·曼的喜愛之情。他們在德國和瑞士的小鎮裡幽會，海德格爾為此專門設計了藉口以便前往。
在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後，漢娜移居柏林，嫁給了一個她不愛的猶太男子。對她來說，這次婚姻是一種生存手段。這個男子也是一位哲學家，但並不像她那麼全身心地投入哲學事業，後來他轉行當了記者。他們倆加入了一個左翼圈子，在其中他們的密友包括劇作家貝爾託·布萊希特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哲學—社會學家西奧多·阿多諾、赫伯特·馬爾庫塞和埃裡希·弗洛姆。漢娜仍與海德格爾保持通信來往。在1933年納粹上臺之後，漢娜和海德格爾的生活戲劇性地轉向了不同的方向。海德格爾被任命為弗賴堡大學校長，此後漢娜很快聽到流言，即他拒絕為猶太學者提供職位，甚至背棄了他們。她向他寫信求證，而他馬上回復，「憤怒地」否認這些指控。她於是打消了這些念頭。她左翼陣營的丈夫決定離開德國前往巴黎。不久之後，海德格爾以弗賴堡大學校長的名義發表了一篇極為反猶和親希特勒的講話，世界各地都對此進行了報導。對於海德格爾的行為，漢娜深感不安和迷茫。更糟糕的是，貝爾託·布萊希特被誣陷為共產分子並遭到迫害，被迫流亡他國。他逃亡時留下了大部分的個人財產，包括他的通訊簿，而其中漢娜的姓名和電話號碼赫然在列。她遭到逮捕，並在獄中被審訊了八天之久。她的丈夫當時已身在巴黎，無從伸出援手，海德格爾本可以幫助她，卻選擇袖手旁觀。
漢娜剛從監獄獲釋便離開德國，定居巴黎。從那時起，她與海德格爾的世界變得截然不同。作為一個流亡中的猶太人，她無家可歸，沒有工作，與家人和她所知的一切失去了聯繫。對阿倫特來說，30年代後期和40年代初期是一段極度悲慘的時光。她加入了一個名為「青年猶太人大遷徙」的猶太組織，為希望移居猶太聖地的學生提供培訓。她曾到訪巴勒斯坦，但並不喜歡那裡，她也不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然而她需要一份工作，並希望幫助她的人民。
漢娜·阿倫特
海德格爾的生活則迥然不同。他在納粹德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一位哲學家，他非常重視第三帝國，為發展其思想添磚加瓦，為納粹主義確立了歷史根源並為日耳曼人的自我意識打下了基礎。在這方面他得到了戈培爾和希姆萊的支持。作為一位學術人物，他在大學的重組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而在此計劃之中，主要的「政策」就是解僱所有猶太學者。在海德格爾的施壓之下，現象學的奠基人、海德格爾的導師埃德蒙·胡塞爾以及妻子是猶太人的卡爾·雅斯貝爾斯均被迫離開了大學崗位。漢娜後來寫道：「馬丁殺害了埃德蒙。」當《存在與時間》於1937年再版時，致胡塞爾的獻詞被刪除了。海德格爾讓自己和自己的哲學成了納粹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他改變了自己的想法，開始歌頌戰爭（這種觀念上的變化發生在他的校長演講於1937年再版之時）。他認為納粹還不是地道的尼採信徒，不夠關心偉人和鬥爭。通過比較現代德國和古希臘對於體育運動和身體純潔性的痴迷，他在將生物學與歷史學相聯繫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
漢娜·阿倫特與馬丁·海德格爾之間的故事予以我們啟迪，它表明知識分子不僅是希特勒殘酷迫害的受害者，他們有時也是助紂為虐的幫兇。
自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學者們獲得了更多可供研究的檔案資料，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戰時的研究活動也變得豁然開朗。目前已知的曾做過不道德研究（委婉的說法）的科學家包括後來獲得了1973年諾貝爾獎的康拉德·洛倫茨（Konrad Lorenz）、柏林臭名昭著的威廉皇帝人類學與人類遺傳學研究所的漢斯·納赫茨海姆，以及位於蘭納赫的聖遺物植物遺傳學研究所的海因茨·布呂歇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洛倫茨最知名的成就是創立了動物行為學，對比研究動物與人類的行為，他在其中發現了一種被他命名為「印刻」的行為。在他最著名的研究中，他發現年幼的雛鵝會在成長過程的某一階段對它們首次遇到的圖像念念不忘。對於他所研究的許多雛鵝來說，這種圖像就是洛倫茨自己。而這位教授漫步校園，身後跟著一群小鵝的照片在媒體上大受歡迎。印刻在理論上很重要，因為它展示了生物的完全形態與本能之間的聯繫。洛倫茨曾讀過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對納粹抱有一定的同情心。在那種大環境下，他開始將印刻設想為動物馴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障礙，並將動物的印刻與人類文明進行了比較：他認為，在兩種情況下都存在著退化。1940年9月，在納粹黨的唆使下，他在全體教師的反對聲中成為哥尼斯堡大學比較心理學研究所的教授兼主任，這是一個政府資助的職位，而且從那時起直到1943年，洛倫茨的研究都旨在加強納粹的意識形態。比如，他聲稱人們可以被分為具有「完全價值」和具有「劣等價值」幾種檔次。劣等人包括了「缺陷類型」，他們是由大城市的進化條件創造的。大城市的繁殖條件類似「飼養動物，它們可以出生在最骯髒的畜欄裡，並與任何性伴侶交配」。對洛倫茨來說，任何減少「倫理上的劣等人」或「受到缺陷折磨之人」的政策都是合法的。
威廉皇帝人類學與人類遺傳學研究所於1927年在柏林的達勒姆成立，當時正值第五屆國際遺傳學大會在德國首都舉辦。該研究所和這次大會的目的都在於使德國的人類遺傳研究得到國際認可，因為正如德國其他領域的科學家一樣，德國的生物學家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遭到了其他國家學者的聯合抵制。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是德國最著名的人類學家尤金·菲舍爾（Eugen Fischer），他網羅了一群聲名狼藉的科學家，其中包括研究遺傳病理學的庫爾特·戈特沙爾特、研究種族科學的沃爾夫岡·阿貝爾、研究種族衛生學的弗裡茨·倫茨和負責實驗遺傳病理學部的漢斯·納赫茨海姆（Hans Nachtsheim）。研究所幾乎所有的科學家都支持納粹的種族政治目標，並參與了這些目標的實際執行，例如制定與紐倫堡法案一脈相承的、關於「種族成員」的專家意見。該研究所的醫生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約瑟夫·門格勒之間也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研究所被盟軍解散。
納赫茨海姆的研究方向是癲癇，他懷疑該病是由於腦部缺氧所致。由於幼小孩子對於缺氧的反應要比成人明顯得多，因此有「必要」在年僅5至6歲的孩子身上進行實驗。為了確定這些孩子中有哪些（如果有的話）罹患癲癇，他們全都被迫吸入了相當於高海拔地區（比如說海拔四千米）含氧量的空氣。這已經足夠殺死一些孩子，但如果確實導致了癲癇，死掉的孩子也可以算是被合法地「絕育」了。這些滅絕人性的實驗並不是種族主義暴徒所為，而是受過教育的人犯下的罪行。
通過研究柏林和波茨坦新近解密的檔案，烏特·戴希曼完整展現出海因裡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塑造納粹黨衛軍科學政策的主要目的，以及黨衛軍所發起的科學和醫學研究的實際內容。希姆萊在一個嚴格的天主教家庭中長大，在幼年就對戰爭和農業（特別是動植物育種）產生了興趣。他也很早就對各類替代療法產生了興趣，尤其著迷於順勢療法。他非常迷信，和希特勒同樣堅信日耳曼人優越的種族價值。正是希姆萊在納粹黨衛軍分支「聖遺物」（Das Ahnenerbe）的框架下建立了軍事科學實踐研究所，開始從人類學和生物學的角度闡明「猶太人問題」。希姆萊在1935年建立「聖遺物」研究所的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也是該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長。由「聖遺物」主持的一份詳細分析表明，希姆萊關注的焦點是對北歐日耳曼人種的保護及它所受到的威脅的研究，「他將這一人種視為最高文明和文化的承載者」。
軍事科學實踐研究所開展過一些冷凍實驗，將達豪集中營的囚犯拿來當實驗對象。這項研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研究人類凍傷後的恢復效果，並考察人類耐受寒冷的程度。約有8300名囚犯在這些實驗過程中死亡。其次是關於黃十字毒氣（也稱為芥子氣）的研究。這次實驗導致的死亡人數之多，以至於一段時間後即使允諾完成實驗後可以獲釋，也找不到更多的「志願者」了。為建立「猶太人骨骼的類型學標準」而開展「調查」的奧古斯特·希爾特，獲得批准可以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隨意地殺死115名猶太囚犯。（他於1945年自殺身亡。）野蠻程度不遑多讓的是「聖遺物」植物遺傳學研究所，該所位於蘭納赫，靠近格拉茨，其中尤以海因茨·布呂歇爾的研究為甚。布呂歇爾享有可隨意調遣一整支突擊隊的特權。在德軍入侵蘇聯期間，這支突擊隊盜走了尼古拉·瓦維洛夫採集的種子樣本（見下文頁邊碼第319頁）。其目的是為了找到耐寒的小麥品系，以便為不斷擴大帝國版圖的德國人民提供充足的糧食。布呂歇爾及其部隊還進行了遠徵，甚至去過西藏開展民族學以及植物學研究。這表明他們想得很遠，認為偏遠地區的「劣等」民族可能被迫培育了此類作物。
1938年5月2日，希特勒籤署了遺囑，在他死後要將遺體送往慕尼黑，停放在統帥紀念館供人們弔唁，之後在附近埋葬。慕尼黑比起其他任何地方，甚至林茨，都更像是他的家。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曾將這座城市形容為「德國藝術的大都市」，並進一步說「不到慕尼黑就不能算了解德國藝術」。正是在這裡，他和藝術家的爭吵在1937年達到了頂點。
1937年7月1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為德國藝術之家舉行了揭幕儀式，其中陳列了近900幅納粹收藏的繪畫和雕塑作品，分別出自阿諾·布雷克爾、約瑟夫·託拉克和阿道夫·齊格勒等深受納粹黨喜愛的藝術家之手。展品還包括希特勒的多幅肖像畫，以及赫爾曼·霍耶的一幅名為《在起初已有聖言》的畫作，展現出元首在早期的納粹集會上諮詢其「同事」的懷舊畫面。需要提醒的是，此時任何理論性的批評已經遭到禁止，只能發表報導性新聞，於是有一位評論家巧妙地將批評融進了報告文學之中：「展出的每一幅繪畫作品都投射出充滿深情的崇高或具有挑戰性的英雄氣概……完整的現代生活中存在的壓力和問題絲毫沒有留下任何印象，並且存在著一種昭然若揭的遺漏，沒有一張畫布描繪了城市和工業生活。」
在展覽開幕的當天，希特勒發表了一篇長達90分鐘的演講，以彰顯他對該場合的重視程度。在講話過程中他再次向德國人民保證，「文化崩潰」的始作俑者已被一網打盡，而活力充沛的古典日耳曼傳統已經復興。他重申了他關於現代藝術的許多眾所周知的觀點。在這次講話中，他將現代藝術形容為糊在德國身上的「黏液和糞便」。但他比往常說得更多。藝術和時尚截然不同，他堅持認為：「每年都有新的藝術產生。今天是印象主義，明天是未來主義和立體主義，甚至可能是達達主義。」不，他堅持說，藝術「不是建立在時間之上，而是建立在人民之上。因此藝術家的當務之急是為人民豎立紀念碑，而不是為某一段時期樹碑立傳」。希特勒說，種族（血統）是一切的一切，而藝術必須對此表示尊敬。他堅持認為，德國「需要的是……反映我們日益增長的種族統一的藝術，它們也是豐滿的、對全體人民的寫照」。身為一個德國人意味著什麼？他說，它意味著「保持純粹」。其他種族可能有其他的審美渴望，但「對表達純粹法則的德國藝術的嚮往永遠活在我們民族的內心深處」。藝術是為人民服務的，藝術家必須展示人民所看到的東西，「而不是藍色的草地、綠色的天空、硫黃色的雲彩之類的東西」。對於那些「很明顯患有眼疾的可憐人」，德國沒有他們的容身之處。為升華其主題，他承諾「對我們文化中最後的腐敗元素」發動「一場無情的淨化戰爭」，將「所有這些拉幫結派的饒舌者、半吊子和藝術偽造者統統消滅」。
希特勒
當然，藝術批評並不是德國唯一禁止的批評形式，元首的講話也容不得任何反對聲音。納粹德國還是會用其他變相的方法，來展現出它對現代藝術的批評。就在元首演講的第二天，7月19日，在慕尼黑另一端的城市考古研究所，「墮落藝術展」開幕了。這場展覽幾乎是一場反展覽，展出了112位德國和非德國藝術家的作品。其中包括27幅諾爾德、8幅迪克斯、13幅黑克爾、61幅施密特—羅特盧夫、17幅克利和32幅基爾希納的作品，以及高更、畢卡索和其他藝術家的作品。這些畫作和雕塑作品是從全德國的博物館中搜刮而來的。該展覽必將名列有史以來最臭名昭著的展覽。它不僅在主題上冒天下之大不韙（肆意地誹謗一些20世紀最偉大的畫家），而且為藝術展覽設定了新標準。即使希特勒本人也被其中一些展品的展出方式嚇了一跳。畫作和雕塑作品被隨意排列，好讓它們看上去奇形怪狀。譏諷的標籤被貼在畫作的一旁，為的是激起觀眾的嘲笑。比如，恩斯特·路德維希·基爾希納的《正午的農夫》被標以「猶太人眼中的德國農夫」。馬克斯·恩斯特的《夏娃的誕生，或美麗的園丁》被標以「對德國女性的侮辱」。恩斯特·巴拉赫表現聖湯瑪斯認出基督的雕塑《團圓》則被標上了「兩隻穿睡衣的猴子」。
如果希特勒和齊格勒認為他們已經消滅了現代藝術，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墮落藝術展」在慕尼黑展出的四個多月裡，超過兩百萬人參觀了考古研究所，觀眾人數遠遠超過了參觀德國藝術之家的人數。這是對藝術家的小小安慰，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覺得這個展覽令人心碎。埃米爾·諾爾德再次寫信給戈培爾，帶著絕望的心情懇求「停止對我的誹謗」。馬克斯·貝克曼則更加現實，展覽開幕當天他開始了流亡生涯。出生在紐約的德裔藝術家萊昂內爾·法伊寧格雖然自1887年起就在歐洲生活，此時也重新拿出了他的美國護照，乘船返回了新大陸。
在慕尼黑的展期結束後，「墮落藝術展」繼續前往柏林和許多其他德國城市巡迴展出。另一部具有追溯效力的法律《墮落藝術法》於1938年5月獲得通過，授權納粹政府無償沒收博物館中的「墮落藝術作品」。其中一些畫作在瑞士琉森的費舍爾畫廊舉行的特別拍賣會上以具有嘲弄性的金額賣出，還有些畫被納粹認為太過無禮，必須銷毀，於是在1938年3月，納粹在柏林的柯伯尼克大街燃起篝火，將近四千幅這樣的作品付之一炬。「墮落藝術展」頗為仁慈地沒有再次展出，但德國藝術之家成了每年的固定展覽，一直延續到1944年。這裡展出的都是希特勒所喜歡的藝術（田園風光、軍事場面，以及類似於他自己年輕時所畫的山地風景等），年復一年，幾無改變。
歷史學家已經越來越多地關注到希特勒對畫家和雕塑家攻擊，但他對音樂家迫害的嚴重程度也不遑多讓。在這個問題上，戈培爾和羅森貝格之間一開始也有一番爭鬥。早在1933年，現代主義的歌劇就遭到了清洗，諸如阿諾爾德·勳伯格、庫爾特·威爾、漢斯·艾斯勒和恩斯特·託赫等「墮落」作曲家以及奧託·克倫佩雷爾和赫爾曼·舍爾欣等指揮家都遭到了驅逐。1938年5月，一場名為「墮落音樂展」的展覽在杜塞道夫舉行。這是阿道夫·齊格勒的創意，其主要特點在於展示作曲家的照片，勳伯格、斯特拉文斯基、欣德米特、韋伯恩等人都被視為對德國音樂造成破壞性影響的人物。爵士樂受到的待遇相對寬鬆。戈培爾意識到它在人民群眾中的受歡迎程度，如果加以限制可能造成納粹支持率下降，所以爵士樂被允許演出，但只能由德國音樂家演奏。另一方面，歌劇遭到納粹的嚴格控制，華格納、威爾第、普契尼和莫扎特等「更穩妥」的作品統治了所有劇場，而現代主義作品要麼受到阻撓，要麼被徹底禁演。
如果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如願以償地以納粹的名義，創立了一種新的國家社會主義宗教，那麼這種宗教的存在必須被摧毀。有一個人比任何其他人（無論新教徒或天主教徒）都更加強烈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以及這門宗教帶來的危險，他就是迪特裡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朋霍費爾的父親是一位精神病學家，他於1906年出生在布雷斯勞，有個異卵雙胞胎弟弟，分別在家裡的八個孩子中排行老六和老七。他的父親是反對弗洛伊德理論的主要領導者之一，當迪特裡希感到受到教會召喚時，他父親嚇了一跳，但出於自由主義者的態度並未提出異議。
朋霍費爾愛好學術，傾向高教會派。雖然他是一個新教徒，但他喜歡天主教懺悔的性質,他深受海德格爾與存在主義的影響，儘管這種影響是負面的。作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神學家之一，他在20世紀30年代（納粹時代）創作了自己的主要著作：《聖徒相通》（1930）、《行動與存在》（1931）、《做門徒的代價》（1937），雖然後期作品《倫理學》（1940—1944，未完成）和《獄中書簡》（1942）也非常有名。正如《行動與存在》這一標題所暗示的，朋霍費爾贊同海德格爾行動決定存在的觀點，但他不認為人類在這個世界上是孤獨的，也不認為人類面臨著海德格爾所認定的必然嚴峻的現實。朋霍費爾認為，對於許多現代哲學家所哀嘆的孤獨處境，團體生活顯然是一個解決方案，而最自然的團體就是教會。因此，團體生活至少在理論上遠比孤立的社會生活更有意義，但要使其發揮作用，也的確涉及一定的犧牲。他說，這些犧牲和基督以上帝的名義所要求的犧牲別無二致：服從、克制甚至必要時受苦。這樣一來，教會取代了上帝，成為朋霍費爾關注和思考的焦點。教會中的活動教導我們如何處世，而這正是倫理的意義所在。這個由聖人和其他人組成的團體教導我們如何思考，如何推進神學的發展：出於這個原因，我們祈禱，藉由這一宗教存在主義的行為希冀自己能變得更接近基督。
朋霍費爾
在納粹上臺並恰好強調團體、服從和克制的時候，朋霍費爾強調這些素質應該成為神學的核心問題，這並不是一種偶然。朋霍費爾立即看出了納粹帶來的威脅，不僅是對全社會，而且是專門針對教會的威脅。1933年2月1日，就在希特勒攫取政權的當天，朋霍費爾通過柏林電臺發表了一篇引發爭議的演講，名為《年輕一代的元首觀念已經改變》，由於演講的內容對抗性太過直接，他還沒有講完就被強行打斷。在演講中，他認為現代社會非常複雜，而青年的狂熱恰恰不是社會所需要的，希特勒青年運動正在創造一條虛假的代溝，他認為家長和青少年需要齊心協力，好讓青年的能量能夠通過歲月的歷練得到調和。他實際上認為納粹之所以能激起青年的熱情，是因為成熟的成年人可以識破希特勒和其他納粹頭子的誇誇其談和空洞的主張。這篇演講反映出朋霍費爾的信念和態度，但正如他的傳記作家瑪麗·博贊基特所闡明的，它同樣凸顯了他的勇氣。從那時起，他和其他人一道，多次抨擊國家接管教會及其功能的企圖。他說，教會的基礎是懺悔，是人與上帝的關係，而不是人與國家的關係。當「雅利安人」條款在隨後的一個月出臺之時，他進一步充滿勇氣地予以反對，並認為照顧猶太人是基督徒的責任。這讓他成了納粹當局的眼中釘，以至於他只好在1933年夏天接受邀請，成了倫敦的德國教區的一名牧師。他在倫敦一直工作到1935年4月，然後回到德國接管芬克爾瓦爾德地區的一所神學院。他在那裡出版了《做門徒的代價》（1937），這是他第一部吸引廣泛關注的作品。它的一大主題是精神共享與心理操縱的比較。換句話說，他是在將教會的思想與羅森貝格在《20世紀的神話》中的觀念做比較，以及推而廣之，與希特勒獲取支持的技巧進行對比。芬克爾瓦爾德神學院在當年被希姆萊查封，學生遭到扣押，後來在戰爭中被派往前線，其中21人不幸遇難。朋霍費爾沒有受到迫害，但被禁止教學或出版任何作品。1939年夏天，神學家雷茵霍爾德·尼布爾邀請他訪問美國，但6月他剛抵達紐約就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並乘坐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通航的最後一艘船返回了德國。
由於無法從事正常的工作，朋霍費爾加入了地下組織。他的姐夫在卡納裡斯海軍上將麾下從事軍事情報工作，1940年，朋霍費爾接受了在瑞典和瑞士等中立國家與盟軍聯絡人舉行秘密會議的任務，試探盟軍會對暗殺希特勒持怎樣的態度。這些努力都沒有結果，雖然卡納裡斯手下的小組仍繼續籌備於1943年在斯摩稜斯克對希特勒進行的首次暗殺行動。這次行動失敗了，1944年夏天的暗殺也功虧一簣。1945年4月，朋霍費爾遭到逮捕，被關押在柏林泰格爾軍事監獄。他從獄中發出了信件和其他作品，這些文本在1951年以《獄中書簡》為名結集出版。蓋世太保對於朋霍費爾與德國地下組織之間的關係一直缺乏絕對的把握，但在第二次刺殺希特勒的行動失敗後，1944年7月20日，在小鎮措森發現的文件證實了納粹的軍事諜報局內部與盟軍之間的聯繫。因此朋霍費爾被轉移到位於阿爾伯特王子大街的蓋世太保監獄，然後在1945年2月被送往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這是一趟緩慢的旅程，第三帝國也在此過程中逐漸崩潰。還沒等他到達集中營，朋霍費爾等人就被希特勒派來的密使追上。此時已被困在地堡中的元首下定決心，任何涉嫌謀害他的人都不能倖免。在4月8日至9日夜間，朋霍費爾收到了一份軍事法庭的判決，並在第二天清早被處以絞刑，死時赤身裸體。
希特勒曾設計了一套迫害和毀滅數百萬人的體制，但處死朋霍費爾是他生前親自下達的最後幾條命令之一。希特勒對上帝的仇恨甚至超過了他對藝術家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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