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福地」（Chinese Natural Sanctuary）是中國本土信仰中生命的養護與度化聖所，也是中國歷史上的自然環境保護區，其背後蘊含的物質文化以及人與自然關係深刻地影響了整個東亞地區的傳統文化，並對當今的環境與生態保護、文化與社會發展等具有啟發意義。然而隨著中國現代城市擴張與經濟增速發展，「洞天福地」（CNS）遺產的保護與傳承面臨諸多威脅。眾多洞天福地亟待進行跨學科地文化梳理、研究與保護。
與會學者在霍童洞天瞻禮鶴林宮道教法事與會學者在霍童洞天鶴林宮瞻禮閩東閭山法事在「洞天福地」預備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背景下舉辦的「洞天福地研究與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旨在建立針對洞天福地的跨國界、跨學科、跨領域對話與研究，將宗教學、歷史學、人類學、哲學等學術成果有效地應用於文化遺產的保護中。
在6月22日舉辦的會議開幕上，福建省寧德市蕉城區黨委書記毛祚松向與會的專家學者與各地代表表示歡迎，並介紹了蕉城的歷史沿革、人文傳統與新時代的發展新貌。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原院長劉曙光研究員在致辭中肯定了洞天福地研究與保護的意義與價值，並且高度評價了會議的國際化程度。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張金濤道長，因為有重要活動無法到現場，錄製了視頻對會議表示祝賀，並簡單介紹洞天福地的文化內涵與研究與保護的意義。開幕式由寧德市蕉城區區長黃曉鶯主持。「第一屆洞天福地研究與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針對四個主題進行探討：一、洞天福地及東亞聖地歷史、文化研究；二、洞天福地及其活態遺產的保護、展示與申遺研究；三、洞天福地與東亞文化藝術；四、霍童山歷史、文化與保護專題研究。
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員歐福克（Volker Olles）歐福克（Volker Olles）：《從早期道教到三教並存的神聖空間：天師道二十四治——以蒲江主簿山治為例》結合歷史傳說，道教典籍以及自己從1998年到2018年的20年間對四川蒲江縣長秋山（主簿山治）的考察 （包括廟宇建設、摩崖石刻的維護等方面），對主簿山治在後世發展中的儒道釋三教並存在發展模式做了梳理與探究。為洞天福地的實地考察樹立優秀的方法樣本。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商學部準教授酒井規史酒井規史：《宋代遊記中所見的洞天福地——以茅山為中心》立足於豐富的宋人遊記，尤其是南宋時期周必大的《歸廬陵日記》、《閒居錄》、《泛舟遊山錄》、《南歸錄》中記載的多處洞天福地，並舉例其所彌補的一般史料所不載的信息。以《泛舟遊山錄》為線索，並結合茅山宋代的宗教地理原貌，探討了一些正史與山志所不存的信息，以及南宋時期茅山的典型遊覽路線。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商學部非常勤講師、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石野一晴石野一晴：《明清時代羅浮山之隆盛與巡禮》以佛教僧人《參學知津》作為引子，著重介紹了神話以及歷史中的羅浮山，並著眼於理學/道學一脈在羅浮山書院的興起，以及明清山志中對於羅浮山神聖地理的描述，進而嘗試分析羅浮山成為「知識分子的聖地」的幾點原因。
臺灣政治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李豐楙
李豐楙：《遊觀洞天：故宮名畫與明人遊道》有關遊觀洞天在明清時期，這種文化本來在詩、文的文學傳統中，唐宋時期已經衰歇，卻在元明的文人畫中，結合道教的洞天福地與山水畫於一，形成一種洞天紀遊畫，為遊仙與仙遊注入了新生命。這種研究在中國藝術史中，從圖像學關注其成就者已有不少；最近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名畫策展中，出現一檔「何處是蓬萊——仙山圖特展」，在以往的展題中從未如此集中出現，乃從許多珍藏中挑選出來的，作品的時間聚焦在元明時期，宋人之作的數量較少、清代則多仿作、甚而及於緙絲工藝，故可視為明代仙山、洞天的一次重要展出。此一課題攸關明代文人生活的優雅面，即喜愛旅遊為生活情趣之一，從臥遊、神遊到山遊、實地之遊俱有，就出現一個特別的名詞：「遊道」，賦予休閒旅遊一種遊的精神境界。當時人選定的地點，即有名山、大湖及園林等，而洞天福地即為旅遊的焦點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使道教的洞天福地觀發生變化，原本僅屬道教中人的聖地傳統，在洞窟中採藥、修真，甚或利用地勢營造道館、道觀，久之，將其融入山水遊、山水畫中，就成為風景的一體。基於明代文人所講究的生活雅趣，在文化圈內形成一種新的文人品味，並將其與詩歌、散文與書畫結合，就出現了遊記與洞天紀遊畫；在紀遊畫中的題跋既有自題也有他題。這種衍變保存於明代畫作中，甚而影響清代既深且廣，在繪畫史上出現一種具有系譜意義的名題，使元明在洞天文化史上具有裡程碑作用。為了凸顯這種獨特性，除了圖像學研究，其實也可從旅遊文化切入，將其視為洞天的「再發現」。從當代宗教學的世俗化理論來看，雖然也可視為一種世俗化現象，但弔詭的是這種文人、畫家的登涉活動，卻被視為優雅之事，在「遊道」的自覺意識下，創造了許多與遊相關的語言，將遊觀洞天與圖繪洞天結合為一，成為一個跨領域的文化議題。從道經、詩文的文字敘述，將洞天的想像進一步形象化，且朝著實景再現的實體化發展，既記以明人小品，也形諸題記、跋語，就形成遊記與紀遊圖相與配合的風尚，有些名題仿作不斷而自成系譜，這種現象在系譜學上的意義，在重估洞天福地的文化覺醒中，面對這種新媒介的出現，可視為當代藝術媒體出現前的預告，其文化價值值得重加關注。（引自李豐楙教授論文初稿）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訪問學者葛思康（Lennert Gesterkamp）葛思康（Lennert Gesterkamp）：《〈山海經〉與洞天福地制度的原型》將《尚書》與《山海經》這兩部以往並未被關聯研究的文獻打通閱讀，進而比較出他們兩者在巡守/祭祀制度上的內在關聯，以及五嶽名山與洞天福地在體系上的相似之處。並總結出：宇宙觀、社會結構、神譜、教團管理、經濟交流、政治地理、神傳文化、環境保護等8點關聯。
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莊蕙芷莊蕙芷：《虛實之間：石室、洞天與漢晉墓室空間》首先從《山海經》、《列仙傳》等早期神話中分析出「石室」這一特殊的自然空間屬性，並指出其作為後世「洞天」概念原型的可能。立足於大量的東漢與魏晉墓葬考古實證以及《真誥》中對於洞天的空間與神學描述，指出「『洞天』一詞雖然晚至魏晉之際才出現，但其概念在戰國晚期、漢代已形成，並影響了墓葬結構的改變。」
日本專修大學教授、東北師範大學比較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土屋昌明土屋昌明：《唐玄宗的洞天思想與道教對外傳教》通過與李唐王朝有著直接關係的龍角山為切入點，意識到道教的海外傳教的意識。在玄宗時期，唐朝與新羅國的君臣關係（冊封體制）可以用洞天思想來加以解釋：龍角山洞天直通新羅，故而在特定的洞天實行金籙齋，不僅保護唐朝的太平，也能保護新羅國的太平。新羅國也能通過祭祀洞窟來祈禱唐朝的太平。由此，也可以按照這一邏輯思考日本如何接受道教，因為日本遣唐使請求《道德經》、天尊像與申請鑑真東渡都是在玄宗大規模祭祀洞天這一時期內。
日本立教大學現代心理學部兼任講師、日本國學院大學文學部兼任講師森瑞枝森瑞枝：《日本室町時代的救濟觀與洞天思想——關於「諏訪緣起」》主要以神道教神話《諏訪緣起》為基礎，講述了「諏訪大明神」的起源。通過對故事中地下世界以及其中諸國情境的描述，認為其中的空間概念與思想既非來自佛教，也非神道教，應是受到了「洞天」思想的影響而來，因此「洞天福地」不僅僅是中國特有的思想，更是東亞所共享的文化財富。
亞洲國際交流獎學財團（日本神戶）日本語研究員大西和彥大西和彥：《越南北部東潮地域的抱福巖及其周邊》首先比較了幾個版本「洞天福地」名單中抱福山的位置變化，指出在北宋道士李思聰所編纂的《洞淵集》中，原本在廣東清遠的抱福山移到了位於今天越南境內的「交州」。在對歷史背景以及抱福山玉清觀遺存做出綜合分析後，認為抱福山的南遷與宋代的移民以及本地的硃砂礦藏有著一定的關係。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魏斌的演講《最初的十所洞天》魏斌：《最初的十所洞天》通過分析《真誥》以及其所包含的《茅君內傳》內容，揭示出其中楊、許的道法師承譜系以及仙界想像。其中西城、王屋是與祖師相關，霍山赤城（即霍童山）是大茅君治所，林屋與茅山對應，委羽與王屋對應，西玄是華僑降神時裴、周二君之地，另外的青城、括蒼、羅浮則可能與《五嶽真形圖》相關，繼承了漢晉以來山中修道者的傳統。從十大洞天的組合，進而指出上清系道法多個傳授系統存在的可能，以及該如何理解被《真誥》所遮蔽的東晉南朝道教史。
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兼職講師廣瀨直記的演講《二許和洞天》廣瀨直記：《二許和洞天》對《真誥》中有關茅山仙人茅季偉的記錄進行了仔細的分析，發現他在後來的上清降誥中被逐漸降低，同時洞天也在上清降誥中被置於神仙世界的末端。但這並不影響宗教徒的熱情，許翽即修習正一系師張魯所傳的「夜解法」而解化。由此，洞天對於修道者來說，依然是具有吸引力的一處彼岸世界。
美國佛羅裡達大學語言文學文化系、宗教系教授、復旦大學兼職教授王崗的演講《明代茅山上清宗師的譜系》美國佛羅裡達大學語言文學文化系、宗教系教授、復旦大學兼職教授王崗在霍童洞天鶴林宮王崗：《明代茅山上清宗師的譜系》以作者所發現的明代玉晨觀版《茅山志》為基礎，窮盡明代文人文集、書畫題跋以及各類碑刻、詩詞等資料，復原了從明初第四十七代上清宗師陳天尹至明末第七十八代宗師龔承綬的上清宗師譜系，為進一步了解茅山道教的歷史發展脈絡提供了一份可資參考的框架。
日本大阪府立大學教授大形徹的演講《〈列仙傳〉與洞天福地》大形徹：《〈列仙傳〉與洞天福地》以漢代劉向所著《列仙傳》為基本材料，重點分析了其中所出現的「山」、「仙」、「穴」、「石室」等概念。在《列仙傳》所收錄的70個條目中，有43個出現了「山」，包含山48座，半數以上與「仙」關係緊密，其中又多有關於石室、穴的記載。由此可將《列仙傳》視作洞天福地的濫觴。雖然《列仙傳》中並未出現後世的「十大洞天」，但實際上三十六小洞天與七十二福地中，來自《列仙傳》的山和神仙佔有相當的數目。
日本關西大學教授副學部長、茨城大學副教授二階堂善弘的演講《〈神仙通鑑〉所見的明清期洞天福地》二階堂善弘：《〈神仙通鑑〉所見的明清期洞天福地》以明清兩代所集結的《神仙通鑑》為基礎，分析了其對固有洞天福地主治神仙所作出的改變與調整。如六十五福地武當山的主治神變為玄天上帝，不是原來的仙人。十大洞天五位青城山主者變為二郎神。通過分析《歷代神仙通鑑》的洞天福地，可以勾勒出明清時代民間宗教文化發展的背景。
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陶金陶金：《選仙之場：作為過渡儀式空間的洞天》從江蘇茅山所傳演的《三茅真君滅罪寶懺》中所開列的洞天仙官聖號入手，對《真誥》、《真靈位業圖》、《茅山志》等文獻中的同類內容進行拼接，如可能包含在原來《茅君傳》中的《策文》，進而勾勒出一套近似曹魏「九品中正制」的洞天選仙神學。在此基礎之上，又對《真誥》中所描述的茅山華陽洞天空間特徵嘗試進行虛擬重構，在「過渡儀式」及「神聖空間」等宗教學理論的幫助下，觀察到選仙過程與洞天空間的高度關聯性。
湯沁嫻的演講《升仙之路：從圖解博局紋試探六博棋行棋路線》湯沁嫻：《升仙之路：從圖解博局紋試探六博棋行棋路線》前人對「六博」相關議題的學術梳理多從以下幾個角度進行切入：根據出土文物整理六博棋的演變，探尋博局紋的思想源頭並發現其與「式圖」的關係，根據「博局佔」還原「六博棋」九字的位置，探討博局鏡和六博圖背後的升仙思想。若將這幾方面串聯起來不難發現博局紋（規矩紋、TLV紋），博局佔，博局鏡和六博圖之間的圖像關聯性以及它們背後共同隱含的古代宇宙模型乃至升仙思想實為共源，而這個混沌的源頭時隱時現，正是在因為出土資料的有限性導致各個相關議題間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實證」將他們整合起來形成互相咬合的互證體系。換句話說若我們通過搭建一個互證體系找到那樣一個可供串聯的「實證」，這對於我們試圖探尋的混沌源頭無疑可以撥雲見日。
本文將在「式圖」背後之數術思想和上古宇宙觀的框架內通過圖解博局紋（規矩紋、TLV紋）還原「TLV」在圖形製作方面的生成過程，這種近乎幾何方式的還原，意圖把被後世當做宇宙抽象符號和吉祥裝飾圖案的「TLV」本身具有的意義向前推進並儘可能地還原到當時具體的使用語境下，以方便後續開展的以圖證史工作。這一步相當於漢堡學派研究圖像方法中第一個層次——前圖像志（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的梳理和識別工作，識別圖像中物體或事件的「自然意義」也就是他們的本來面貌，對應到「TLV」的前圖像志工作中這一步顯然是一個逆抽象化和逆文化賦意的還原過程。
只有當我們回到原境的時候，六博棋與六博仙人的關聯，六博圖在漢墓中作為墓主修仙意願的陪葬等一系列隱喻的真實含義才能正確認知。（引自該文摘要）
浙江大學建築工程學院區域與城市規劃系副教授、韓國首爾國立大學奎章閣研究院KAFS Fellow傅舒蘭傅舒蘭：《朝鮮園林中的「丹丘」》首先系統分析了朝鮮半島對於園林研究的基本概況，並以漢城東闕昌德宮玉流川、西闕慶熙宮瑞巖以及李退溪丹陽八景之「丹丘洞門」為案例，具體分析了朝鮮園林中的疊石類型、特徵、意向，以及潛在存在的道教神聖空間的影響。並進而嘗試理解了朝鮮地名中「洞」的含義。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鞠熙鞠熙：《峽口的宇宙——四川省清平鄉的山水環境與口傳神話》搜集了作者家鄉四川省綿竹縣的清平鄉（漢天師道鹿堂治、第三十六福地）所廣泛流傳的神聖地理空間概念以及相關的神話傳說。在這些敘述中，清平被明確的塑造為一個類似洞天的相對隔絕的小宇宙，並與天災與救世緊密相關，這其中不乏羌族與漢族口頭與經典文學的融合。這些觀念在汶川地震後，成為指導鄉民自救的行動邏輯之一，並促使他們在震後進一步的修補曾經開發過的自然環境，如中草藥的種植等。清平鄉的個案將我們的視野從古代帶到當代，闡釋了洞天福地所在地居民中所蘊含的深厚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寶貴思想。
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主任崔光海博士在閉幕儀式上宣讀《關於洞天福地的蕉城專家建議》。經過為期2天的會議研討與實地考察，與會專家學者對「洞天福地」的內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其價值也進行了更進一步的闡發，最終形成「蕉城共識」——《關於洞天福地的蕉城專家建議》。(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