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枯燥:如何讓傳播學研究「有趣」起來?

一篇優秀的研究論文應該具備哪些特質？

這個問題似乎並不困難，幾乎任何的論文都會包含這些「小節」：（1）文獻綜述（2）搜集數據（3）檢驗數據（4）討論研究發現。

誠然，所有的研究者都必須遵守這些塑造科學氣質的規範和價值觀。不過，你是否也會隱隱覺得，期刊上發表的傳播研究越來越……無聊了？

在SSCI期刊《信息、傳播與社會》中《拒絕枯燥：傳播研究中，有趣意味著什麼？》的作者Manuel Goyanes看來，一份真正優秀的研究，不僅需要追尋真理，同時也要在某些重要的層次上挑戰讀者的既有認知；他不僅要遵循科學研究的準則，更要通過迷人的技藝與設計，超越這些準則。當然，就像藝術一樣，有趣的研究是流動的、氣態的。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獲得授權，摘取論文中的主要論點，帶你一覽一份有趣的傳播學研究，看看它究竟長啥樣？

為什麼有趣很重要？

在我們討論「何為有趣研究」之前，似乎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有趣真的那麼重要嗎？

顯然，在很多學者看來，「有趣」並不是他們判定一項研究最重要的指標，甚至根本就算不上一個指標。我們必須承認，如果有趣是以犧牲學術研究的規範和準確性為代價的，它便一文不值。不過，如果我們僅僅著眼於方法的嚴謹、寫作的規範，那麼，很可能我們會製造出一大批看似精美，實則無用的瑣碎研究。

在Manuel Goyanes看來，傳播學研究越來越流行的論文套路便是：精緻的無用。

實際上，近年來很多學者開始在公開或非公開的場合質疑我們這個學科的價值：在「不發表就出局」的機制框架下，研究論文越來越像是一種商品：它是標準的、大規模生產的，到頭來又是枯燥和無聊的。糟糕的寫作技巧隨處可見，而且越來越公式化。

很多學者恐怕都會同意這一觀點，不過，他們對此好像也無能為力。似乎這就是撰寫研究論文唯一的方式，也是主流傳播學期刊唯一能夠接受的方式。在這種背景之下，想要變得「有趣」，似乎是一件難於登天的事情。真的如此嗎？

為了解釋這個問題，Manuel Goyanes向16家傳播學期刊的編委會成員發送了電子郵件——我想知道，在這些學者眼中，什麼樣的研究可以算作「有趣」？又有哪些具體的論文，被他們覺得符合「有趣」的標準呢？

當我們談論「有趣」時

我們在談論什麼？

基於16家傳播學期刊88位編委會成員的訪談，Manuel Goyanes發現了五種類型的「有趣」。

反直覺（counterintuitive）研究

學術把關人們認為，那些挑戰讀者既有認知的研究是有趣的。其中包括挑戰既有理論、提供反直覺的發現、打破讀者預期假設。

反直覺的研究通常會遵循以下原則：（a）指出某一個文獻領域（b）指出並說明這個領域中通常的假設（c）評估這些假設（d）開發一種可能的替代性假設（e）考慮這種替代性假設與讀者的關係（f）評估這些替代性假設的基礎（Alvesson & Sandberg, 2013）。

在反直覺研究中，一個精彩的例子是Dearing（1995）對那些標新立異的科學家的考察。人們往往認為，記者在報導這些極具爭議的科學時還會保持「虛假的平衡」（false balance），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些科學界的邊緣人物正在努力獲取合法的真理。事實並不是這樣的。記者維持平衡僅僅是因為，這個職業要求他們這樣做。

範文：Dearing, J.W. (1995). Newspaper coverage of maverick science: Creating controversy through balancing.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4(4), 341–361.

奠基性的（foundational）研究

學術把關人們認為，那些能夠開拓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的論文是有趣的。其中包括對一種現象提出新的實證證據、對一個領域做出重要的理論貢獻，以及那些先鋒式的研究。

奠基性的研究之所以有趣，因為它們為後續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工具包」。它們會因為自己出色的解釋力，從而被廣泛引用，不管是為了支持一個觀點、修正一項假說，還是在另一種場景中完成自我挑戰。

McCombs和Shaw（1972）提出的議程設置理論便是具有奠基性意義的，不僅是它修正了有限效果論，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種觀察媒介效果的新角度——讓我們暫時離開對於行為的觀察，專注於媒介對認知（重要性）的影響。

範文：McCombs, M.E., & Shaw, D.L. (1972).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 (2), 176–187.

新路徑的（new approach）研究

學術把關人們認為，這些研究提供了理解（數字）現象的新方式、整合了不同的思考視角、使用其他領域的新視角來解釋數據，並用一種全新的方式來重新驗證經典理論。

有兩種最常見的「新路徑」。其一是使用一種既有的理論去驗證我們生活的新（數字）環境，再反過來去檢驗這個理論。這種思路遵循著一種「解釋邏輯」，它提出的問題，本質上是「what if」。

例如，研究者會把戈夫曼的自我呈現理論放置在社交媒體的環境中進行檢驗——人們是如何在朋友圈中進行印象管理呢？亦或者是，正如我們在之前的推送中提到的，在人機交流（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的研究中，我們首先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檢驗既有的人際傳播理論在多大程度上還是適用的。

第二種「新路徑」是借用其他學科的理論來解釋傳播學現象。對於傳播學而言，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和心理學都是我們經常會借鑑的學科。通過對其他學科知識的借用，我們可以將不同的理論傳統進行嫁接，進而加深我們對於傳播現象的理論。

Shrum（1996）對培養理論的研究就是開拓「新路徑」的典範。在研究中，Shrum借用了既有的心理學理論和實驗方法，解釋了電視培養效果背後的心理機制。

範文：Shrum, L. J. (1996).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underlying cultivation effects further tests of construct accessibility.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2(4), 482–509.

高質量的典範

（quality and exemplarity）論文

這種有趣有趣的論文包含以下特徵：（a）它們大多是量化的、遵循假設-演繹路徑（b）具有紮實的數據分析（c）對社會及時並有益（d）對未來的理論發展和實證探索具有重要意義。一般來講，高質量的典範論文都在檢驗、延展和建立新的傳播理論。

高質量的典範論文都是標準化的，之所以說它們有趣，因為他們將研究過程的技術嚴謹性最大化，提供了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實證證據。這一類的研究往往是大規模的田野調查，例如比較性分析和全球調查。

例如，Hanitzsch（2011）考察了新聞業的職業環境，可被視作是一種高質量的典範研究，因為它的研究數據基於超過18個國家、超過350家新聞機構、1800位記者的問卷調查。這一調查對媒介體系和新聞文化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同時也是典範性的跨國研究。

範文：Hanitzsch, T. (2011). Populist disseminators, detached watchdogs, critical change agents and opportunist facilitators: Professional milieus, the journalistic field and autonomy in 18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3(6), 477–494.

有洞察力和實踐價值的

（insightful and practical）研究

這些研究的特質包括：語言簡潔且令人信服、提供了出色的（深）描述、包含豐富的案例、具備重要的實踐價值。這種研究大多數是質化的，往往會基於訪談、焦點小組和參與式觀察，也常會結合批判視角（例如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批判理論等）來解釋它收集到的實證證據。

一項研究如果想要有洞察力和實踐價值，特別應該指出它的發現具有哪些實踐價值、可以提升哪些特定社群的現狀、在哪些方面可以幫助實踐者更好的開展工作。它所涉及的，也一定是這個世界最重要的那些問題。

Buzzanell和Liu的論文（2005）便是一項有洞察力和實踐價值的研究。他們將視角對準了女性的產假問題，並邀請了15位女性描述自己從懷孕、休產假到恢復工作的整個過程。這項研究將政策傳播、女性主義等領域的知識容納近了組織傳播研究之中，為我們理解孕婦提供了重要的洞見。同時，孕婦這一群體的經歷也得到了出色的描述，這當然也體現了作者強烈的道德關懷和批判性思考。

範文：Buzzanell, P. M., & Liu, M. (2005). Struggling with maternity leav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A 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t analysis of gendered organizing.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3(1),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