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朱東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地點：中國現代文學館
曾國藩治學雖然受唐鑑影響很大，但並不像唐鑑那樣獨宗程朱，而是學習周敦頤、張載、歐陽修，韓愈乃至司馬遷，並尊奉孔、孟、周、張為儒學正統，將程朱理學和許鄭漢學一概歸之於不無偏頗的支流旁系。
漢學導致太平天國爆發？
到了晚年，曾國藩連理學究竟有多大實際作用也產生了懷疑。有一次，他與趙烈文談到春秋以來人心不正，淫亂成風，「納人心使日就範圍亦宋儒之功」時，反詰說：「古人再醮為常事，今並有未嫁守節者，然桑濮之風亦不絕，論其優劣何如?」趙說：「互有長短。」曾笑著說：「允哉，斷獄也。」意思是，趙的評判是公允的。由此可見，在曾國藩的心目中，宋代以來理學在所謂「正人心」方面並沒有人們所吹噓的那種神奇作用。
有時，曾國藩甚至對理學和理學家表現出強烈的反感和厭惡情緒。同治六年冬，曾國藩連遭言官彈劾，不得不辭去欽差大臣職務，離開剿捻戰場。他對當時的理學和理學家進行了猛烈抨擊，曾國藩在給好友郭嵩燾的覆信中表示出自己從來就不是一個「談性理者」，倒像是一位「性理之說」的受害者或一貫反對者。如果不是同治八年《勸學篇示直隸土子》那篇鼓吹「為學之術」「莫急於義理之學」的傑作，很可能被人誤認為他早已同理學分道揚鑣了。
程朱學派不僅視詞章之學為雕蟲小技，對漢學的攻擊也不遺餘力，有人甚至將太平天國革命爆發的原因歸之於漢學。曾國藩認為這都是門戶之見，應該加以摒棄。他主張對儒學各派兼取各家之長，義理、詞章、考據、經濟四者不可缺一。他在給劉蓉的信中表達自己的見解和志向說，「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吾「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為文復臻於無累」。這些話基本上反映了曾國藩的治學主張。
對於經濟之學，曾國藩也非常重視。當時一般學者多視經濟之學為做官術，不把他當成一門學問。所以，姚鼐、唐鑑都認為學問只有義理、考據、詞章三門。曾國藩則把經濟之學列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他在《勸學篇示直隸土子》一文中說：「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詞章，曰經濟。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今世掌故皆是也。」
老莊思想解除清廷疑忌
事實上，曾國藩對「經濟之學」也確實下過一番苦工夫。他大約從道光二十九年擔任禮部侍郎前後起，一生中始終孜孜不倦地研究「經濟之學」，並從中吸取了歷代統治階級豐富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經驗，從而解決了一連串的社會實際問題，為其在政治生涯中取得某些成功，提供了重要條件。
曾國藩不僅對儒學各科主張兼取各家之長，而且對諸子百家也採取兼收並用的方針。鹹豐十一年他在日記中寫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虛靜，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又說：「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若遊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也，不可棄也。」
曾國藩在其一生的活動中，從諸子百家各派學說中吸收了不少思想用於行政和為人處世。例如，他在湖南舉辦團練時，就吸取刑名家重法治亂世的思想，作為殘酷鎮壓農民群眾反抗活動的理論根據；他在統治階級中受到排擠時，就吸取老莊清靜無為的思想主動「推讓少許權利」，以解除清政府的疑忌。結果，他在這兩件事上都達到預期的目的。否則，湖南很可能成為第二個廣西，使他無立足之地，更難以取得以後的成功，即使把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他也未必能「保全末路」，這對他來說可謂受益匪淺。
由於以上這些特點，曾國藩常常受到一些正統理學家的「譏議」。清朝末年有位學者在一封信中評論道：「湘鄉(指曾國藩)訓詁、經濟、詞章皆可不朽，獨於理學則徒以其名而附之，非真有鏡於唐鏡海、倭艮峰、吳竹如之所講論者，其終身所得，『以老莊為體、禹墨為用』耳。」又說：「儒者學孔孟程朱之道，當獨守孔孟程朱，不必以混合儒墨並包兼容為大也。」「湘鄉譏程朱為隘，吾正病其未脫鄉愿之見耳。」顯然，這位獨尊程朱的道學先生是不承認曾國藩為理學家的。這固然反映了程朱學派的門戶之見，而同時也反映出曾國藩的治學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