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們在以往的溝通研究中，常利用心理生理測量的方式，近幾年，此方式在政治行為主義者研究中也頗為流行。然而，在做政治大眾媒體內容影響的研究工作中，我們還沒有辦法對此方式進行大規模的運用。那麼，我們究竟是放棄此方式還是繼續深入運用呢？
今天為大家介紹Stuart Soroka, Patrick Fournier, Lilach Nir & John Hibbing等人發表的Psychophysiology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 Expository Study of Individual-Level Variation in Negativity Biases一文。本研究考察了消極偏見中的個體層次異質性之間的聯繫，以及在專注於政治溝通的研究中觀察到的消極偏見的變化。研究展示了兩項發現:一是，人們對消極刺激的反應比對積極刺激的反應更活躍;二是，利用照片刺激識別出的個人層面的消極偏見與人們對消極和積極電視新聞內容的反應之間存在微弱的相關性。
在以往的溝通研究中，心理生理測量的使用較為普遍且政治行為主義者對於心理生理的測量方式的興趣也有所增加，但在研究政治大眾媒體內容的影響時，心理生理學並沒有發揮最大的作用。本文的主要貢獻在於提出用心理生理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溝通的案例。
傳播學和生物政治學中幾乎沒有將一般信息處理偏差的本質分析與關注信息處理偏差以因人而異的方式合併起來的相似文獻。在傳播學中，人們強調的是人類所表現出來的消極偏見。
生物政治文獻則強調在政治傳播研究中的心理生理學觀點威脅敏感性和厭惡敏感性，以及更廣泛的負面偏見的個體差異差異很大，並與一系列政治態度相關。因此，專注於識別消極偏見的工作往往強調消極偏見的均值，而生物政治學的工作往往強調消極偏見的變異。這兩件事並不矛盾，但筆者懷疑，如果更明確地考慮這兩件事，政治溝通工作可能會受益。鑑於此，研究者提出了如下假設：
H1：一般來說，參與者對負面新聞的反應會比對正面新聞的反應更強烈；
H2：參與者對網絡新聞節目反應中明顯的負面偏見的變化會與照片中測量的負面偏見的變化有系統的聯繫。
本文捕捉了144名參與者有關新聞內容和照片的響應的激活係數。數據顯示，消極信息比積極信息更能激發參與者的積極性；個體之間存在很大程度的差異:一些人對積極刺激的反應更強烈，而另一些人對消極刺激的反應更強烈。
相關結果表明,政治傳播的研究往往需要仔細考慮媒體效應的異質性，這不僅是因為曝光率的差異，還因為強調、解釋和接受程度的差異。人格特質維度在政治中的作用的研究，很好地說明了開放性經驗等因素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生物政治文獻亦是如此，它表明了根深蒂固的，傾向的重要性。比如威脅和厭惡的敏感性。這些因素不僅像對態度有直接影響的傾向一樣重要，而且像信息處理的偏差一樣重要，可以緩和媒體的影響。
我們可以想像，通過心理生理學研究捕獲的信息處理偏差，可能有助於解釋負面廣告、情感敏感的政治辯論或有價值的問題框架的影響中個體層面的異質性。當然，先天的消極偏見在多大程度上確實緩和了新聞的影響還不清楚，顯然我們在這個方向上只邁出了初步的一步。即便如此，研究者最初的研究表明，人們對電視新聞內容的反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生物政治文獻突顯的根深蒂固的負面偏見。
（圖為參與者對視頻、照片產生刺激響應分布的散點圖）
本研究意味著觀察工作不僅與人們的潛在傾向有關,而且與消極偏見、生理心理學政治行為以及人們對照片、日常新聞刺激所產生的反應有關。這是第一次對這種可能性進行了測試，它突出了政治科學中以皮膚電導為焦點的基於照片的實驗的更廣泛意義。其次，相關結果支持了媒體內容的生理反應應該被解釋為內容和個人兩方面因素的結合。雖然個體層面因素的潛在調節作用有待後續研究，但個人層面因素的直接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參考文獻：Soroka,Fournier,Nir＆Hibbing.（2018）. Psychophysiology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 Expository Study of Individual-Level Variation in Negativity Bias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288-302.
主編：曾潤喜
執行主編：潘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