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飛 熊光清 張貴洪 左鳳榮:關於和平發展的思考

引子

人類社會和平發展問題是伴隨人類文明演進的永恆課題。回望歷史，人類社會發展經歷了多次戰爭浩劫，世人珍視和平、渴望發展。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進入加速演變期，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響深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經濟前景低迷，但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仍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在應對恐怖主義、氣候變化、新冠肺炎疫情等人類共同挑戰的過程中，世人不禁深思 ：為這個不確定的世界帶來更多確定性的影響因素都有哪些？人類社會和平發展終究靠什麼？

作為人類福祉的重大關切，和平與發展在戰爭、動蕩、停滯和衰退的映襯下尤顯可貴。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多次全球經濟危機，特別是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後，人類社會渴望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匯聚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繁榮嚮往的最大公約數。在和平發展不斷獲取更大共識的基礎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加速演變。儘管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逆全球化思潮依舊湧動，但是全球治理體系的新變革正在孕育。以習近平關於和平發展的重要論述為代表的新思想突破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零和博弈」「文明衝突」「國強必霸」等傳統話語的束縛。習近平關於和平發展的重要論述中所體現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贏」等價值理念真切反映當前國際社會的普遍訴求，為全球治理提供了共通共用的價值導向。

新變革不僅需要新思想的破冰引領，更需要包括國家、國際組織以及各國民眾在內的眾多力量的協同推進。世界各國人民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在很多問題上完全可以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求同存異，共同發展。為此，習近平主席發出倡議，「大國要率先示範，主要經濟體要以身作則，發展中國家要積極作為，通過共同開放、共擔責任，推動世界共同發展」。各國各地區唯有同舟共濟、各盡其責、團結合作，國際社會才能順利通過多邊和單邊、開放和封閉、合作和對抗的重大考驗。此外，不斷擴大國際組織間合作滿足網絡化和包容性多邊主義的客觀需要，從而確保多邊主義在國際協商與全球治理中發揮積極效能。

人類的歷史就是在開放中發展的。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全球化大潮滾滾向前，從經濟產業融合到文明交流互鑑，從氣候變化到生物保護，從海洋命運共同體到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人類的命運早已緊密相連，這是客觀現實。在局部出現逆全球化的同時，許多國家需要依賴全球化的社會大分工提高生產效率、推動經濟發展。而反對全球化的國家也並非要退出當前的全球經濟體系，而是希望能夠通過規則的改變為本國發展爭取更多利益，緩和前一階段全球化中積累的矛盾。能否從戰略全局出發，敢於直面挑戰，善於轉危為機，考驗著各國政府和人民的智慧與膽識。

中國的和平發展與世界的和平發展互為依存，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維護世界和平。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黨。中國共產黨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寫入自己的章程，體現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人類進步事業奮鬥的大黨擔當。中國所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注重雙贏、共贏，超越了零和博弈、你輸我贏的陳舊觀念，描繪包容普惠、互利共贏的美好願景，為人類發展提供了新的選擇。正如習近平主席所強調：「我們要堅持合作共贏理念，信任而不是猜忌，攜手而不是揮拳，協商而不是謾罵，以各國共同利益為重，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只有在開放中創造機遇，在合作中破解難題，才能攜手創造人類社會更加美好的明天。

【高飛】當前人類和平發展面臨的重大阻礙及挑戰

【摘要】和平與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永恆訴求。當今時代主題雖未改變，但和平與發展卻面臨諸多挑戰。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多邊主義面臨危機，全球治理遭遇挑戰，大國戰略博弈日趨激烈。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凌行徑阻礙國際合作，是當前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在這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的世界，堅持多邊主義，完善全球治理才是解決問題的鑰匙，和平發展道路應是世界各國不變的選擇。

【關鍵詞】和平發展 全球治理 阻礙 挑戰

和平與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永恆訴求。回望歷史，在20 世紀短短的一百年間，兩次殘酷的世界大戰及數十次冷熱戰爭給人類帶來了深重災難。基於對戰爭災難的深刻反思，二戰後世界各國人民以「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的決心，建立了聯合國這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權威性的國際組織，確立了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掀開了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的新篇章。當前，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主題雖未改變，但和平與發展卻面臨諸多挑戰，要求各國認真思考、團結應對。

世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面臨系統性挑戰

首先，權力轉移引發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的挑戰。大國間實力對比是構成國際格局的根本性要素。進入 21 世紀，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掌控世界的能力持續下滑，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群體性崛起，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增大，世界多極化加速發展，國際格局日趨均衡。其中，中國經濟的崛起最為矚目，從 1979 年至2018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實際增長超過9%，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的份額從 1978 年的 1.8%上升到 2018 年的約 16%。1978 年，中國 GDP 僅相當於美國的 6.3%、日本的 14.8%，到 2018 年相當於美國的 66.3%、日本的 273.6%。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數據，從 1990 年到 2017 年，發達國家佔全球 GDP 的比重從 78.7% 降至 57.8%，而新興市場國家佔全球 GDP的比重則由 19.0% 上升至 38.5%。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集體崛起從地理和文化上顛覆了「西方中心論」，改變了 1648 年近代國際關係體系形成以來西方居於主導、東方趨於從屬的態勢，世界更加平衡和多元。

第二，科技革命引發國家間競爭形態發生重大變化的挑戰。在科技革新的推動下，人類正在走向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中，重大顛覆性技術將不斷湧現，科技成果轉化速度明顯加快。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國家都加大了對以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等為代表的新興技術的投資研發。科技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指標權重進一步加強，大國間科技競爭日趨激烈。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發達國家依託技術優勢，主動轉出低附加值產業，獲取超額利潤。1990 年 97.1%的專利由發達國家申請。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因科技優勢造就的新經濟奇蹟和競爭優勢逐漸減弱。隨著科技進入智能時代，大數據和區塊鏈等技術呈現出分布式特徵，出現了一種從技術權威壟斷到去中心化的變化。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在國際政治層面，權威的建立越來越取決於「共識」，而不再是「強權」。這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伴隨科技革新，許多關乎國家生存和進步的領域卻沒有任何國際行為標準，一些國家創新的發展手段被另一些國家視作對抗的武器。可以確定，圍繞科技進步而產生的國家間競爭將愈發激烈，國際關係的「地緣」競爭將更多被「技緣」競爭所取代。

第三，民粹主義引發全球秩序發生重大變化的挑戰。國際秩序是指國際行為規則和相應的保障機制。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在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經濟增長速度、傳播新技術新文化的同時，也衝擊了國家間關係和傳統的社會結構。在全球層面，全球化使資本擺脫了民族國家的控制，在全球範圍優化資源配置，使一些國家取得了全球化進程中的優勢地位，但也使另一些國家滑向「邊緣」地帶，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日益顯現，助推民族主義泛濫。在國家內部，製造業的自動化或流水線曾經創造了大量全新的就業崗位（比如工程師），而今天的數位化和人工智慧在摧毀了大量傳統服務業崗位的同時，已很難創造出足夠多的新崗位。這使得一些國家在深度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內部貧富差距拉大，「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十分突出。經濟上的挫敗使中產階層，尤其是年輕人和窮人缺少機會和希望，導致民粹主義情緒不斷上升。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影響相互疊加，使二戰後建立起來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困境，「反全球化」思潮日益活躍。

第四，逆全球化引發全球治理失靈的挑戰。冷戰後國家間壁壘的移除、全球統一市場的形成為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創造了條件，為各國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國際市場和交流網絡，有力促進了人員、信息、生產資料、資本等各種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加速流動與優化配置。同時，經濟全球化也在世界範圍內架構起了一個複雜網絡系統，「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連鎖反應使全球系統性風險高企。隨著各國相互聯繫日趨緊密，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客觀需要建立和完善與之相適應的全球治理體系。不幸的是，面對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戰，二戰後由美歐等西方國家主導建立的全球治理體系應對乏力，全球治理失靈問題不斷顯現。從本質上看，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恐怖主義蔓延、全球經濟危機頻發、地緣矛盾升級，都和全球治理機制失靈有關。近年來，作為二戰後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重要創建者和維護者，美國抱持冷戰思維，斷網退群，甚至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危機時刻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同時對中國等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意願和行動全力打壓，嚴重削弱了全球治理的效能，使世界存在進一步滑入「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風險。

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霸凌行徑破壞國際合作

當今的世界變局是體系性變局，由此引發的系統性挑戰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領域都有所體現。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放大了這些挑戰，推動著國際體系深入演化。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國際體系、國際秩序的變化是一種正常現象，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科技進步帶來挑戰的同時使我們擁有了比前人更多應對挑戰的能力，關鍵是國家之間能否合作。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凌行徑阻礙國際合作，是當前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

首先，單邊主義阻礙全球合作。在民粹主義的推動下，美國強調「美國第一」「美國優先」，無視國際規則和秩序。自 2017 年以來，美國先後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全球移民協議》《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關於強制解決爭端之任擇議定書》《中導條約》、聯合國《武器貿易條約》等多個國際組織和多邊協議，威脅退出《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開放天空條約》、萬國郵政聯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聯合國等，嚴重破壞了國際政治秩序以及全球貿易體系。美國的頻繁「退群」一方面削弱著本就薄弱的全球治理體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基礎，使國際秩序進入了一個更加混亂和多變的時代 ；另一方面動搖了其他國家對於國際合作的意願和信心，甚至引發競相效仿，進一步擴大了國家間信任赤字。在國際裁軍領域，美國消極對待續籤新《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獨家反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消極履行自身義務，多次推遲化武銷毀時間，成為建立「無化武世界」的最大障礙。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儘管 G20、世界衛生組織不斷發出呼籲「應對疫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全球行動、團結和國際合作」，但國際多邊合作框架下並未形成有效的響應機制。2020 年 4 月美國單方面宣布停止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經費，給世界衛生組織框架下的國際抗疫合作增添了巨大困難，進一步損害了全球治理體系的行動能力。在美國的帶動下，單邊主義、孤立主義泛濫，各國紛紛自保，搶奪防疫資源、構築隔離邊界。

第二，保護主義加劇經濟摩擦。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從 2008 年到 2016 年，美國對其他國家採取了 600 多項歧視性措施，僅 2015 年就採取了90 項。在美國的「帶領」下，根據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lobal Trade Alert）的資料庫，2015 年各國實施的歧視性貿易措施，比 2014 年增加 50%，而中國是全球受貿易保護措施傷害最重的國家。2018 年美國又違反世界貿易組織原則，點燃「全球貿易戰」，嚴重衝擊了國際經貿合作，全球貿易如今已經跌入 10 年來的低谷。此外，美國還施展「長臂管轄」，在國際事務中要求其他國家的實體或個人必須服從美國國內法，揮舞貿易制裁大棒，對世界上對美國不友好的國家（如俄羅斯、伊朗）的某些組織和個人實施有針對性的經濟制裁。2018 年以來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高校和個人實施了多個批次的制裁，嚴重損害了國際經貿秩序和雙邊交流合作。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為應對疫情影響，一些國家封鎖邊境、限制糧食和醫療物資出口、主張加強貿易保護、鼓動產業鏈本土化回流，致使全球商品、服務、人員、資本流動受阻，嚴重破壞了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世界經濟增速急劇下滑，國際貿易與投資受到嚴重影響。保護主義與新冠病毒一樣成為破壞國際合作的又一「病毒」。

第三，霸凌行徑加劇全球對抗。2010 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此後美國不斷加強對中國的防範，中美戰略競爭日趨緊張。自 2017 年 12 月起，美國相繼發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核態勢評估報告》等，將中國界定為「戰略競爭對手」，採取戰略競爭與對抗模式，在政治、經貿、安全、人文等諸多領域進行全面打壓。與此同時，美俄關係持續走低，外交驅逐、經濟制裁有增無減。世界主要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加劇了世界局勢的動蕩，「修昔底德陷阱」「大國的悲劇」「文明衝突論」等消極論斷甚囂塵上。作為對美國單邊霸凌行徑的回應，相關國家也對美採取了反制措施。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指出，中美兩大經濟體的分離將引發全球重組，迫使其他國家選邊站隊，進而形成一個由歧視性貿易集團主導的新的世界貿易體系。更為嚴峻的是，中美矛盾已不止於政治博弈和貿易衝突，科技封鎖、臺灣問題、亞太地區軍事化、意識形態衝突等都已成為熱點。大國博弈針鋒相對，無疑將促使國家間競爭性關係逐步走向緊張，集體行動受阻，全球發展遲滯，全球抗疫合作緩慢。在美國，疫情防控問題沒有得到聯邦政府應有的重視，攻擊政治對手，將疫情責任「甩鍋」中國，使美國喪失了疫情防控的大好時機。

從總體上看，當前世界的和平發展面臨多重挑戰與阻礙，有系統性變局造成的結構性挑戰，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突發性危機，還有昔日霸權主動設置的發展障礙。在這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變化的世界，堅持多邊主義，完善全球治理才是解決問題的鑰匙，和平發展道路應是世界各國不變的選擇。

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中流砥柱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走的是和平發展、開放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的道路。「和平與發展」這一命題既是中國對時代主題的戰略判斷，也是自身發展的道路選擇。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不可逆轉，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中流砥柱。

回望歷史，和平與發展是人類的永恆追求；縱觀全局，和平與發展是全球化深度調整的必然方向。作為全球發展的長期趨勢，全球化不會終結，各國間聯繫難以斬斷，只能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中協調合作、和平發展。近年來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和霸凌行徑抬頭，個別國家「甩鍋」「脫鉤」「斷網」「退群」嚴重破壞國際合作，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依舊不可阻擋，世界走向多極化的大勢沒有改變，國際政治格局的調整已初步成形。同時，在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氣候變化危機、網絡空間亂象、核擴散風險、人道主義危機、地區衝突、難民問題、自然災害等全球性問題持續高企的當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單槍匹馬解決問題，可以獨善其身搞好發展，合作共治是必然選擇。和平與發展既是時代主題的應有之義，更是各國發展道路的合理選擇。

中國始終是全球多邊主義合作的捍衛者，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中流砥柱。新中國成立 70 多年來，中國始終不渝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從未主動挑起過一場戰爭，從未侵佔過別國的一寸土地。中國的和平與發展之路有著深刻的辯證邏輯，通過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保證國家發展，以中國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勢力範圍，無意跟任何國家打冷戰熱戰。當代中國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自己的價值選擇，主張與世界各國攜手合作應對挑戰，共同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就和平而言，中國堅定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世界政治安全體系。中國分攤的聯合國會費比例持續上升， 從 2000 年 的 0.995%， 上 升 到 2001—2003 年 的1.541%，到 2016—2018 年的 7.921%，2019—2021 年的 12.01%，會費比例在過去的近 20 年裡增加了 12 倍，是聯合國會員國中增長最多最快的。中國積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30 年來，中國軍隊先後參加 25 項聯合國維和行動，累計派出維和官兵 4 萬餘人次，是聯合國第二大維和攤款國和會費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第一大出兵國。在地區熱點問題上，中國堅持勸和促談，反對動輒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脅，有力維護了世界的和平穩定。

就發展而言，在全球經濟下行期，中國始終是全球貿易發展的「穩定器」。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有力維護了地區金融穩定。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美歐發達國家債務高企、經濟衰退，啟動自我保護程序，推動經濟全球化和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和熱情下降，中國繼續保持自身經濟高速發展，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始終保持在 30% 左右，為全球經濟走出危機作出了重要貢獻。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還一直是世界減貧事業的積極倡導者和有力推動者。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中國 7 億多人口擺脫貧困。2015 年，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在中國基本實現，中國成為全球最早實現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發，中國在做好自身防疫的同時，承擔大國責任，積極參與全球多邊抗疫合作，穩定了國際公共衛生協調機制，為健康風險、經濟危機、治理赤字提供了更具可信度、可依賴的領導力。中國先後向世界 150 多個國家提供了防疫物資援助，堅持分享抗議防疫經驗，向世界衛生組織先後兩次總計捐助 5000萬美元支持世衛組織開展相關工作，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COVAX），宣布中國疫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優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為保障世界民眾生命安全提供了重要基礎。中國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有序復工復產，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凸顯，維護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基本穩定，增強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信心。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影響，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各國人民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期待更加強烈。」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中國支持多邊主義，堅持合作共贏，共商、共建、共享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努力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展望未來，中國將堅定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中國經濟發展開闢空間，為世界經濟復甦和增長增添動力，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熊光清】對三種不利於人類和平發展論調的重新認識

【摘要】當前，有許多錯誤論調沉渣泛起，與世界和平發展的主題不相適宜，並與人類對世界和平的追求相背離。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用表面的文明之間的差異掩蓋了國際衝突的本質與根源，對中華文明的論述帶有很強的偏見，蘊含著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國強必霸論」把西方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對外侵略擴張，推行霸權的邏輯強加於中國，沒有考慮中國的文化特質、歷史經歷及現實政策，完全與中國的外交邏輯不沾邊。「歷史終結論」只是蘇東劇變之初的一時幻像，歷史不會終結於所謂的「自由民主制度」，資本主義改變不了滅亡的歷史命運。

【關鍵詞】文明衝突論 國強必霸論 歷史終結論

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但是，在中國發展過程中，不少西方人士認識不到中國發展對世界和平發展所起的重要促進作用，對中國存在許多錯誤的認識和判斷，這些論調不利於中國發展，也不利於人類和平發展。

「文明衝突論」：表象掩蓋了事實

冷戰結束之時，面對民族主義勃興等引發的國際衝突不斷增多的現象，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提出了「文明衝突論」。他認為 ：「冷戰期間，人們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為包含了美國及其盟國、蘇聯及其盟國，以及在其中發生了大量冷戰鬥爭的不結盟國家組成的第三世界。這些集團之間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意識形態來界定的。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重要，各國開始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為此，人們需要一個新的框架來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衝突模式似乎滿足了這些需要。這一模式強調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喚起了人們對文化因素的注意，而文化因素長期以來一直為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所忽視。」他認為，當代存在著七到八個文明：西方文明、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日本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最近的400 多年中，西方文明對所有其他文明進行了單方向的、強烈的衝擊，佔據強勢地位，但進入 20 世紀後期西方文明從巔峰開始出現衰落，文明間的關係越來越走向多方面的相互作用階段，世界形成了多文明並存的局面。冷戰結束後，之前被壓抑了的文明之間的衝突凸顯了出來。在亨廷頓看來，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大的差異性，而未來世界的衝突將是由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以及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所引發的。

可以說，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極其表象化和非歷史主義的。應該看到，西方今天較為完善的政治民主制度，它本身是歷史發展的產物。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發展，脫胎於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歐洲中世紀，經歷了很長的發展過程。西方近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形成也是在經歷了長期的社會動亂，甚至戰爭之後，在 17 世紀中期才形成的。此後歐洲各國之間仍然衝突不斷，甚至還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亨廷頓認為，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為界限重新形成，並呈現出多種複雜趨勢。「文明的衝突」將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間的（在地緣上的）斷裂帶將成為未來的戰線。同一文明類型中是否有核心國家或主導國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間，核心國家間的關係將影響冷戰後國際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來走向。可見，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完全是一種西方狹義政治學的思想理論，他關於文化和文明的論述，論及的只是一些文化和文明的表象，歸根到底，是關於國際衝突問題以及西方政治權利方面的問題在文明或文化方面的表現形態。

亨廷頓關於中華文明的論述帶有很強的偏見，蘊含著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亨廷頓認為，不同文明之間並不存在普世主義的同一性，而是凸現出各自的獨特性。其結論是 ：「文明是終極的人類部落，文明的衝突則是世界範圍的部落衝突。」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論」中，一再突出亞洲國家在儒教文化的影響下，在政治價值觀上形成了所謂非民主的「政治權威主義」，因而同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價值觀之間存在差異，並認為二者之間在本質上就是衝突的和不相容的。關於中華文明 , 亨廷頓認為 ：「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和自我形象 , 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這個目標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自然結果。支持這一結論的重要依據是，所有其他工業大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與緊隨其後的年代裡 , 都進行了對外擴張、自我伸張和實行帝國主義。」他說 ：「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增強後不會採取同樣的做法。」亨廷頓甚至擔心會出現一個不斷加深的所謂「儒教－伊斯蘭教聯盟」，從而構成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和威脅，還模擬了一場文明衝突的大國戰爭——中美之間的戰爭，並以此而要求西方大國的領導必須放棄冷戰時西方的普世主義思維，而用「文明衝突論」的新思維重新確立和發展多維性的文明聯盟戰略，用新的文明聯盟的均勢來遏制和應對所謂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和威脅。

亨廷頓的這種論調完全是站不住腳的。亨廷頓把中國稱之為儒家文明，應當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國儒家主張最大限度地控制衝突和矛盾，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天下太平、協和萬邦。人類社會，是文明不斷發展進步的社會，也是多種文明百花盛開、爭奇鬥豔的社會。文明，在過去、現在和將來，有相互的衝突，更有和諧共存，即使衝突，也往往可能產生更優秀的文化混生物，形成文化在衝擊中的交流、融合和生長。文明的衝突始終都存在，不同的文明不可能達到完全的彼此包容，但不應該誇大這種衝突。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 ：「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鑑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在幾千年的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各種文明之間的關係曾經處於非常複雜的狀態。很多文明都能夠友好相處，平等交流，互相學習，自然交融。當今世界，文明的交流和發展越來越廣泛和深入，各種不同文明互相學習、互相借鑑，出現了加速融合的趨勢。世界文明的精華，不斷擴展到全球的各個角落，為整個人類所共享。

正是多種文明形態的共存與發展，以及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才使世界文明在不同歷史時期表現得絢麗多姿、五彩繽紛。習近平總書記說：「文明是包容的，人類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鑑的動力。」中華文明的發展不能離開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必須與其他文明進行交流，並通過吸收和借鑑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以促進自身的發展和繁榮。亨廷頓再三表明自己並不贊成所謂的「文明衝突」，還反覆強調：「未來將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個由不同文明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須學習共存。」但是，無論怎麼樣，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其實是非常狹隘的，也都是極其表象化的，它只是一種純粹西方地緣政治學的變相或翻版的學說。

「國強必霸論」：不是中國外交的邏輯

隨著中國的發展壯大，「國強必霸」的論調不斷被一些西方人士反覆提及。這種論調認為，一個國家強大之後，就必然會追求霸權地位，推行霸權政策。這個邏輯可以解釋一些西方大國的行徑，但中國發展起來後，絕對不會走西方國家「國強必霸」的老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指出 ：我們「旗幟鮮明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中國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都永遠不稱霸。」

可以說，一個國家是否推行霸權與其國力並無必然聯繫。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一個國家一旦強大起來，就會產生利用其政治、軍事或經濟方面的實力，向相對落後地區施加影響並從中牟利，或產生與其他國家爭奪霸權的衝動，這一經驗概莫能外。從西方歷史經驗來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在強大之時，先後走上了爭奪霸權的道路，英國、法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曾通過殖民掠奪積累原始資本，它們走的都是「國強必霸」的路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在全球組建軍事同盟和政治同盟、向他們進行滲透入侵、幹涉他國內政，在全球範圍內推行霸權主義，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基於以上歷史事實，許多西方學者想當然的認為，中國強大之後，必然也會像這些西方國家一樣選擇爭奪霸權。

而事實上，中國絕不走西方國家「國強必霸」的老路，可以從中國特殊的文化特質、歷史經歷及現實政策等因素中找到答案。追求和諧、珍視和平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價值取向，「和為貴」「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等觀念深刻紮根於中國人的思維習慣與行為準則之中。長期以來，中國在處理民族關係或國際關係時，和平思想一般佔據上風。和平並不僅僅被理解為是一種處理民族關係或國際關係的最高準則，同時也被視為一種崇高的社會理想。這種和平思想成為漢代以來許多統治者重文治、輕武功政策的思想來源。存在於觀念和制度層面的和平傳統，維護了中國多民族之間的相對和平，也塑造了東亞地區相對穩定的朝貢體系。可以說，自古以來，中國一貫堅持不行霸道的政治理想。

中國當前的政治理想是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也決定了中國不會推行霸權政策。黨的十八大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不斷發展。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系統、全面、深刻地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他指出 ：「我們呼籲，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他還指出 ：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以相互依賴、利益交融、休戚相關為依據，以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為支柱，包含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論觀點和戰略思想，是中國對 21 世紀國際關係理論的又一重大貢獻。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所揭示的是「分享、合作、共贏、包容」的精神內核，它表明的是中國外交「立足國內，兼顧世界」的基本立場和行為邏輯。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積極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要戰略和重要思想，是中國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與深化。

「歷史終結論」：歷史還會延續

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蘇聯和東歐國家發生劇變，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從原來的 15 個減少到 5 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了嚴重挫折。蘇東劇變後，有人認為 20 世紀興起的社會主義將在 20 世紀滅亡，人類的歷史發展似乎即將步入一個為單一的意識形態所統治的時代。弗朗西斯·福山適時提出了「歷史終結論」。他斷言，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體的最後形式」，並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福山認為 ：「歷史（從宏大的哲學意義上來說）展現出了完全不同於左派思想家所設想的結局。經濟現代化和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並沒有像馬克思主義者斷言和蘇聯宣稱的那樣，通向共產主義，而是走向了各種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並且，福山還斷言 ：「唯一確實可以與自由民主制度進行競爭的體制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它是威權政府、不完全市場經濟以及高水平技術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體。」他說 ：「中國模式是難以持續的，它依賴於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然而，隨著中國設法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轉型，這樣一種高速增長不會再出現。中國因土地汙染和空氣汙染而積累了大量的隱形負擔，雖然政府比絕大多數威權體制更具有回應性，但是，一旦日子變得艱難，中國日益增多的中產階級不可能會接受現行的家長主義體制。」

冷戰時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對立非常嚴峻，即便冷戰結束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仍然嚴重對立。這正如福山所言 ：「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雖可以緩和，但這種衝突以及世界末日戰爭的可能性，從未完全排除掉。」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存在的整個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動用了政治、經濟、科技甚至宗教、民族、文化等種種手段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宣傳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和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念，同時支持東歐國家的民族主義，挑撥它們與蘇聯的關係，鼓勵它們脫離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促使蘇聯東歐國家向資本主義制度演變。蘇東劇變後，西方國家的戰略關注集中指向社會主義的中國，他們繼續推進和平演變戰略，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滲透，試圖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發生根本性變化，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就說 ：「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呈現出一定的良性態勢，但這並不能改變資本主義滅亡的歷史命運。冷戰後時代的全球資本主義在政治、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各主要方面都處於相對強勢地位，這對社會主義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從總體上看，在冷戰後時代，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勢頭強勁，這不僅表現在蘇東劇變大大擴充了資本主義的地盤，而且表現在資本主義自我調節能力加強所帶來的積極效應。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社會福利制度不斷完善。同時，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發展就是經濟全球化全面推進，並且一些發展中國家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它們正在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些變化客觀上增強了資本主義制度的適應性。

但是，從當代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來看，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變得十分複雜，這些矛盾無不與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息息相關，並且表現得非常突出。資本主義可以通過對經濟政策的調整來部分地改進生產關係，緩和這些矛盾，但是它不可能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狹隘界限，它只是在不自覺地為根本上的資本主義自我否定創造著種種物質條件和社會形式。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也隨之擴展到了全球範圍。資本主義社會個別企業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矛盾在一國範圍內有所緩和，但在世界範圍內有所加劇。過去主要存在於民族國家內部的矛盾現在擴大到全球範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具有了全球性。這樣，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擴張成為產生全球性危機的總根源。

所以，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不能改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總趨勢，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兩個必然」的理論是正確的。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態勢看，雖然目前總體上看是資本主義仍然顯得比較強勢，但從長遠趨勢看，這一態勢將會發生變化。由於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不可能有本質的改變，而社會主義在經受嚴重曲折後從中吸取了教訓，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實力逐步增強，雙方的力量對比將會不斷變化。從實踐來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因素比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生活的年代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或者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更加雄厚了。資本主義越是發展，社會主義因素越多，離社會主義就越近。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趨勢是無可抗拒的。

【張貴洪】多邊主義、國際組織與可持續的和平發展

【摘要】國際組織是多邊主義的制度化表現形式。可持續和平和可持續發展是聯合國推動、眾多國際組織積極參與的全球議程。在實現可持續和平和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多邊主義和國際組織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作為國際規則的制定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和全球議程的推動者，國際組織是開展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的主要平臺和力量。為了更好地推動可持續的和平和發展，21世紀的國際社會需要建設具有網絡化和包容性、強大和有效的新型多邊主義。為此，既要繼續發揮聯合國的核心作用，也要加強國際組織間的合作。

【關鍵詞】多邊主義 國際組織 可持續和平 可持續發展

第75屆聯合國大會於2020年9月15日正式開幕。紀念聯合國成立75周年的主題是「我們想要的未來，我們需要的聯合國：重申我們對多邊主義的集體承諾」。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開幕式中所指出的，「多邊主義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我經常指出，21世紀需要更網絡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多邊主義。」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組織是多邊主義的產物和體現。冷戰結束後，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恐怖主義、金融危機、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成為國際社會面臨的主要威脅。新冠肺炎疫情更成為聯合國自成立以來面臨的最大挑戰。如何捍衛和加強多邊主義，更有效地開展全球治理，以應對這些全球性威脅，解決全球性問題，並致力於實現可持續和平與可持續發展，成為國際組織的重要使命。

多邊主義是實現可持續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多邊主義是國際關係發展的產物，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體現。多邊主義可以理解為各方進行協商、協調和協作的一種原則、制度和路徑。19世紀，以各種多邊會議和國際行政組織為代表的歐洲協調是多邊主義發展的第一次高潮。二戰後，多邊主義在全球和地區層面都取得重要發展，特別是聯合國成為多邊主義的集大成者。無論是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還是在推動世界發展，以及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方面，多邊主義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顯示其重要的意義和價值。2015年聯合國成立70周年之際，聯合國的和平和發展工作有一個很大的轉型，即強調「可持續」。可持續和平要求在維和建和的基礎上重視預防衝突和保持和平，為此聯合國系統和平安全架構進行了重大改革。可持續發展要求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並通過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進行推進，聯合國發展系統也進行了多方面改革，並重新定位。

實現可持續和平離不開多邊主義。首先，實現可持續和平需要多方的共同參與。根據《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安理會履行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但對世界和平的挑戰的性質和特點發生了巨大變化，2016年4月，聯大和安理會分別通過可持續和平決議，要求聯合國系統內外的相關政治、安全、發展行為體，包括聯合國、各國政府、國際和區域組織、國際金融機構、民間組織、婦女團體和私營部門等主要利益攸關方在戰略和具體操作上密切合作。其次，實現可持續和平需要採取多種方法。如政治上，開展包容性的對話和調解，推動民族和平與團結，以防止衝突和解決衝突根源問題；經濟上，推動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增加投資，促進就業，消除貧困；法律上，加強國際和國家兩級的法治建設，推動司法救助和過渡期司法；社會上，建立可問責的機構，促進性別平等，推動尊重和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等。最後，實現可持續和平需要多樣的路徑。從預防衝突、維持和平，到建設和平、保持和平的整個可持續和平過程，需要主要利益攸關方開展戰略協調、形成夥伴關係、積極籌集資金。

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樣離不開多邊主義。2015年9月，第70屆聯大舉行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通過了新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目標和手段都體現了多邊主義的精神和價值。其一，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是複合型的。新議程的核心理念是強調發展與和平、人權的關聯性。同時，新議程強調經濟、社會和環境的三位一體。其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是綜合性的。從1960年到2000年，聯合國實施了四個「發展十年」戰略，其目標是相對單一的經濟增長。2000年聯合國制定千年發展目標，首次提出一套可量化和有時限性的目標體系。新議程是對千年發展目標的繼承和升級，把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整體目標，並把發達國家納入目標體系。其三，可持續發展的手段是多樣性的。每一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下都有關於執行手段的具體目標。而在第17項目標「加強執行手段，重振可持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中提出籌資、技術、能力建設、貿易等手段，這是實現議程的關鍵。

國際組織是開展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的主要平臺和力量

國際組織是多邊合作的產物和體現。正是國際組織的出現，使國際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有了極大的提升，並且使國際合作更加專業化和機制化。19世紀以萬國郵政聯盟為代表的國際行政組織致力於歐洲各國在多邊公共事務上開展專門性的和技術性的國際合作。這一方面為國際組織向全球性和政治性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組織基礎，另一方面也開啟了多邊化和組織化的國際合作新階段。一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和二戰時成立的聯合國是以和平安全為主要職能的全球性、普遍性和政治性國際組織，它們的成立標誌著從國際行政和技術合作到國際政治和安全合作、從地區性合作到全球性合作的重大轉型和升級，是國際組織在20世紀發展的最高水平。二戰後，各個大陸又成立了大量跨地區、區域性和次區域的國際組織。多邊主義是上述國際組織產生和發展的政治基礎，即通過多邊協商、協調和協作處理國際事務成為國際組織成員國的政治共識。無論是政治性的還是專門性的，全球性的還是地區性的，國際組織已成為主權國家開展國際合作、解決全球性問題的主要平臺和機制。從200多年的發展歷史，特別是二戰後7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國際組織已成為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護者和促進者、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者和推動者、國際法律的制定者和監督者、國際社會的管理者和協調者。而隨著全球問題越來越突出，國際組織通過制定國際規則、提供公共產品、倡導全球議程，成為全球治理的主要力量。

國際組織是國際規則的制定者。國際規則是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基礎，而制訂國際規則是國際組織的基本職能。事實上，歷史最悠久的國際組織國際電信聯盟（其前身是國際電報聯盟）就是19世紀中葉歐洲國家為制定國際電信領域的統一規則而成立的。現行的國際規則體系主要是二戰後由聯合國系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性國際組織制定和實施的。二戰後還出現大量地區性的國際組織（如歐盟、非盟、東協等），為本地區的經濟技術、政治安全、社會文化領域的合作和交流制定國際規則。二戰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為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和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當然，國際規則也是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的。一方面，隨著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成長，他們要求在國際組織和制定國際規則中有更多的代表性、話語權和影響力，改變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佔主導地位的局面；另一方面，由於恐怖主義、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戰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凸現，需要有新的國際規則和國際機制以更有效地應對。因此，全球治理體系需要變革，國際組織也需要革新，從而更好地為會員國服務，更有效地解決全球性問題。

國際組織是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國際組織制定規則、實施項目、開展活動等，實際上是在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以聯合國維和行動為例，1948年，聯合國開始創新性地實施維和行動，至今已累計開展71項，目前仍有14項維和行動部署在非洲、亞洲、歐洲和拉丁美洲。維和行動的職能從最初的監督停火，到冷戰後拓展到安全保衛、選舉援助、保護平民、人道援助、維護秩序、經濟重建等領域。近年來，維和行動改革出現新的特點和趨勢。一是從行動到治理，即從長遠和戰略的視角來設計和實施維和行動，通過安全、發展、人權的綜合治理來消除衝突的根源，把預防衝突、維持和平、建設和平、保持和平作為一個整體的過程來考慮；二是從政府到人民或從國家到地方，即更加尊重人權、保護平民、發揮民間社會的作用、建設包容性社會；三是從應對衝突到預防衝突，即充分利用各種政治手段，包括對話、談判、斡旋、調停等，以達成衝突的政治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講，維和行動不僅僅是管理衝突的一項行動，更是聯合國主導的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內容；維和行動也不僅僅是在衝突地區採取的一項行動，而是為衝突地區和國際社會提供一種公共安全產品。

國際組織是全球議程的倡導者。全球議程通常是為了解決國際社會最緊迫的問題，往往引領世界發展的方向。國際組織因其權威性和專業性的特點，在倡導全球議程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倡導全球議程已成為國際組織的一項基本職能。在發展領域，聯合國自1960年起先後倡導三個全球發展議程，即四個「發展十年」戰略（1960-2000年）、千年發展目標（2000年）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2015年）。其中，消除極端貧困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發展議程的首要目標。在氣候變化領域，聯合國主導會員國達成《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2年）、《京都議定書》（1997年）和《巴黎協定》（2015年）三個國際法律文件，推動了全球氣候變化議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成為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國際社會期待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積極推動全球衛生健康議程，在疫情應對和疫苗研發方面儘快取得成效。以全球議程推動國際合作和解決全球問題，是衡量一個國際組織權威性和專業性的基本標準。這一方面取決於會員國是否提供充分的配合和支持，另一方面也取決於國際組織從官員到職員的戰略視野、領導能力、專業水平和職業素養。

建設具有網絡化和包容性、強大和有效的新型多邊主義

多邊主義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但在「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下，以聯合國為核心和代表的多邊機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傳統的多邊主義聚焦於國家之間的合作。面對具有非傳統和跨國性等特點的全球性問題，在堅持和捍衛多邊主義的同時也需要有所革新。

一方面，建設網絡化和包容性的多邊主義。「21世紀需要更網絡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多邊主義」。所謂「網絡化的多邊主義」，就是使各行業、各地域的全球機構，從開發銀行到區域組織和貿易聯盟，都彼此相連。所謂「包容性的多邊主義」，就是利用民間社會、地區和城市、企業、基金會以及學術和科學機構的能力不斷擴大參與圈。網絡化和包容性是推動多邊主義適應21世紀國際社會的新特點和人類面臨新挑戰的新理念和新路徑。為此，要在繼續發揮大國特殊作用的同時，構建多元行為體共同參與、平等協商、合作共贏的全球治理架構；要在維護現有國際規則體系在國際秩序中基礎性地位的同時，使國際規則更能體現公平合理和包容普惠；要在提高國際組織權威性和專業性的同時，加強國際組織在應對全球性問題時的協同作用。

另一方面，建設強大和有效的多邊主義。75年來，聯合國的目標和重點從安全擴展到發展又延伸到人權。但國際社會面對的恐怖主義、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全球性挑戰是聯合國成立時所沒有或不突出的問題。儘管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不斷進行改革和改組，但尚未形成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的系統性方案和制度性路徑。或者說，國際組織主要是圍繞國家性、國際性和傳統性問題開展工作，而缺乏就非國家性、全球性和非傳統性的挑戰制定切實可行的方案。因此，強大和有效的多邊主義首先要找到能積極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方案。在傳統多邊主義看來，國際組織特別是政府間國際組織，其首要目標是為成員國服務。國際組織框架下的合作和工作議程是「國際」的，以解決「國家間」的問題為首要目標。然而，在全球化的推動下，跨國問題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因而更需要全球合作。同時，國際組織也不僅是成員國開展多邊合作的平臺，更應成為引領成員國進行多邊合作的主導性力量。也就是說，國際組織要從國際合作的工具轉變為主體。此外，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利益一直是多邊合作的基本出發點。但從人類發展進程來看，國家畢竟是一個工具和手段，而非終極目標。未來的多邊合作，無論是國際的、地區的，還是全球的，需要更加重視人的安全、尊嚴、平等和自由等價值性目標。全球性問題的解決也需要利益和價值之間的平衡。國際組織在推動普遍性價值、構建全球規範和倫理方面有獨特的優勢。

踐行新型多邊主義，改進國際組織機制，推動可持續的和平與發展

一是要發揮聯合國的核心作用。作為最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聯合國在引領會員國推進全球議程、促進人類基本價值方面具有獨特的地位和作用。聯合國是一個系統，包括主要機構、附屬機構、專門機構、基金方案、研究訓練、其他實體和相關組織。聯合國履行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促進可持續發展、保護人權、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維護國際法等行動使命，在全球各地執行任務。除了193個會員國，各種跨國家、非國家和次國家的行為體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聯合國的工作中。可見，聯合國本身體現了多邊主義的網絡化和包容性。然而，當前聯合國的規模和使命已大大超出創立者們的設想。從恐怖主義和金融危機，到氣候變化和新冠肺炎疫情，聯合國面臨的挑戰是系統性和根本性的。聯合國的傳統機制和議程已不足以應對這些跨國性和非傳統的新型挑戰。我們這個時代和世界需要一個升級版的聯合國，以維護和加強聯合國在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中的核心地位。一方面，聯合國的使命要從避免世界性戰爭轉變為應對全球性挑戰。為此，會員國要從「權力邏輯」，即大國擁有更大的權力和責任，和平與戰爭主要取決於大國，轉變為「能力邏輯」，即那些在解決全球性問題方面更有能力和貢獻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和決策權；另一方面，聯合國的工作要從協調主權國家提升為服務世界人民。為此，聯合國要從促進會員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上升為促進各國人民的價值和人類的共同價值，從國際合作的平臺和機制轉型為全球治理的平臺和機制。

二是要加強國際組織間合作。當前，在貿易金融、環境保護、難民危機、公共衛生和地區衝突等問題上，國際組織間的合作越來越密切。在國際機制交疊不斷增多、各種全球問題愈加複雜的情況下，國際組織間合作正成為多邊合作的新範式。與傳統的以國家為核心的國際合作範式相比，國際組織間合作具有提高國際組織的權威、整合有限資源、順應全球治理發展規律等方面的重要意義。未來的世界將是一個網絡化的世界，主權國家雖然仍具有重要地位，但國際機制密度的增大將推動網絡政治的形成，國際組織間合作將成為網絡政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聯合國框架下人權、發展與和平的關聯性越來越強，聯合國系統內的國際組織之間開展了多層次、多形式和多領域的合作。特別是在和平行動方面，部門間、機構間、組織間的結構性合作和預防衝突、維持和平、建設和平的過程性合作構成國際組織間合作的主要內容。國際組織間合作作為國際合作的新範式，在應對全球性問題和開展全球治理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和巨大的潛力。但是，主權國家作為國際關係的基本行為體，國家間合作仍是國際合作的主導範式。而且，國際組織間合作的成效還有賴於主權國家的支持。儘管如此，國際組織間合作的意義和重要性值得重視，並且有待加強，從而為多邊主義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

【左鳳榮】以文明對話推動世界和平發展

【摘要】不同文明的對話與交流推動了人類的發展與進步。在古代交通很不方便時，文明之間就已經存在交流與互鑑，歷史的積澱與選擇，使文明的精華得以延續。在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種矛盾紛爭不斷、和平與發展受到影響的背景下，加強文明的對話與交流更為重要。世界需要在多樣性中尋求共識和互鑑，在差異性中尋求理解和包容，在交流中尋求尊重與發展。文明對話有利於增強各個國家與民族相互理解，推進民心相通，增強政治互信，深化經貿合作，是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路徑。

【關鍵詞】文明 多樣性 對話 交流 和平發展

人類社會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特質的文明。隨著科技的進步和交通工具的改進，各文明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文明的交流與互鑑使世界變得豐富多彩，也促進了人類的進步。縱觀人類發展史我們會發現，文明交往越擴大，交流越密切，社會的發展進步就越快。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的時代，更需要通過文明的對話與交流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諸多難題。不同文明的對話，有助於增進各國人民的相互理解，消除分歧，促進世界的和平、發展與進步。

人類的發展進步有賴於文明的對話與交流

人類文明發展需要秉承開放、擴大交流。自然界的物種具有豐富多樣性，人類社會的文明也是豐富多樣的，多樣性的文明為交流提供了基礎，多樣性的交流也促進了社會進步。古代社會在不同的地區形成了不同的文明，東亞有中華文明，南亞有古印度文明，中東有古巴比倫文明，北非有古埃及文明，歐洲有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美洲有印第安文明等。各個文明都有自己的特點，即使在交通條件有限的背景下，各文明之間也有交流與互鑑。古希臘文明深受古埃及、古巴比倫等文明的影響，古埃及也從古希臘人那裡學會了如何建造艦船；古羅馬徵服了古希臘，但也借鑑了古希臘的文明；阿拉伯文明吸收了古羅馬文明的許多東西，阿拉伯文明的許多成果又被歐洲和亞洲所吸收；拜佔庭帝國保持了古希臘的文化，拜佔庭帝國被奧斯曼土耳其徵服後，眾多希臘學者攜帶古希臘典籍逃亡義大利，成為引發「文藝復興」的重要因素。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明影響了近代歐洲，率先進行工業革命的歐洲強國又把這些文明帶到了更廣闊的空間，推動世界向一體化方向發展。在統一的世界市場形成過程中，各民族之間進行了多方面的互相往來，其中包含著精神文化的交往。隨著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正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正是由於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交流，使文化與文明的精華得以世代延續下來，形成了我們今天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

世界文明的發展與進步，揭示的重要規律在於，任何一種文明要延續和發展，都必須與其他文明進行交流，不斷吸取其他文明的精華。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多年，受到多次衝擊仍然能夠保持下來，在於其能不斷吸收其他文明的精華，在包容並蓄中不斷發展。對中華傳統文化影響很大的佛教來源於印度，以玄奘法師為代表的諸多中土名僧曾不辭辛苦前往天竺求法。通過古絲綢之路，製糖、釀酒、制玻璃、織地毯等工藝傳到中原；葡萄、苜蓿、胡麻、黃瓜、胡椒、核桃等植物傳入我國；阿拉伯和印度等地區的醫藥、音樂、歌舞、天文、曆法等也對中華文化產生了很大影響。同時，中國的造紙術、火藥等發明也在西傳，大約在公元4世紀初，造紙術由粟特人傳到中亞，此後又傳到歐洲，18 世紀末，歐洲各國還是用中國的造紙術製紙。隨著造紙術的西傳，中國的印刷術也傳到了西方。公元8世紀，中國的火藥技術傳入阿拉伯。2019年3月24日，習近平主席訪問法國時，法國總統馬克龍向習近平主席贈送1688年法國出版的首部《論語導讀》法文版原著。這說明早在17世紀末儒家思想已經渡過重洋來到法國，影響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等法國啟蒙思想家。當時法國的傳教士張誠、白晉等也受到清朝皇帝的重用。文化與文明的交流互鑑使這些文化在自身發展過程中不斷汲取其他文化的營養，得到豐富和發展。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長期以來，中華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無、交流借鑑，向世界貢獻了深刻的思想體系、豐富的科技文化藝術成果、獨特的制度創造，深刻影響了世界文明進程」。

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之初就強調借鑑世界文明的成果。列寧有個著名的公式：「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管理制度+美國的技術和託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也就是說，社會主義要借鑑人類文明一切優秀的、適合本國發展與進步的文明成果。在20世紀30年代的工業化進程中，蘇聯也曾大量採用歐美國家的設備和技術，後來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和冷戰的進行，蘇聯逐漸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這也成為蘇聯落後的重要原因。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獲得了快速發展，與我們重視學習借鑑發達國家的經驗不無關係。人類歷史發展的經驗證明，人類文明的發展需要擴大開放和加強交流，開放與交流是文明發展進步的重要條件。只有秉承開放，擴大交流，加強互鑑，文明才能不斷豐富和發展，國家才能更加強大。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加強文明的對話與交流更為重要

當今世界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下滑的雙重打擊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以及極端民族主義等思潮泛濫，國家間的利益紛爭、民族宗教矛盾、地區衝突不斷。為了保障世界和平與可持續發展，需要加強文明的對話與交流，促進世界在多樣中尋求共識與互鑑，在差異中尋求理解與包容，在交流中尋求尊重與發展。

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和加強不同文明的平等交流，有助於增進相互理解。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民族，各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種文化都包含有人類發展進步所積澱的共同理念和追求。「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奼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明確規定，「確認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一項基本特性」，「認識到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應當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對其加以珍愛和維護」。《公約》的一項重要目標是「鼓勵不同文化間的對話，以保證世界上的文化交流更廣泛和均衡，促進不同文化間的相互尊重與和平文化建設」。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強調，「文明是平等的，人類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鑑的前提。各種人類文明在價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無是處的文明，文明沒有高低、優劣之分」。人類文明多姿多彩，不同文明應該和諧共生，相得益彰。在當今世界，由於歐美發達國家在經濟和國際秩序中佔有強勢地位，有的強國「搞霸權、霸凌、霸道」引發了許多衝突，影響了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推動國際社會樹立各民族文明與文化平等的意識，還需要做出許多努力。

承認文明存在差異，相互尊重，有助於實現共同進步。唯我獨尊，貶低其他文明和文化導致了許多衝突，這樣的例子時時都在上演，正在發生的納卡衝突背後就有文化衝突的因素。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和文明傳統悠長的國家，堅持和而不同的思想，尊重和保護文明多樣性，積極推動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諧共處。習近平主席強調：「我們要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維，樹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贏理念，摒棄意識形態爭論，跨越文明衝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模式，讓世界多樣性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人類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態。」有的國家建立單一文明、單一制度一統天下的企圖是產生國家間衝突的重要原因，承認文明差異，包括承認政治制度的差異。堅持和而不同，相互學習和借鑑，有利於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國家和平相處。

提倡文明包容發展，有利於化解和防止文明衝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交流互鑑，一種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麼『文明衝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在倡導發展本國文明與文化的同時，也尊重和包容其他文化。觀察當今世界，國家之間關係比較和諧的，往往也是在文明與文化上能夠相互包容的國家，反之亦然。中國作為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的國家，在推進各種文明相互包容、和諧相處方面正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文明的對話與交流是實現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路徑

加強文明的對話與交流，有利於緩解國家間的緊張關係。世界上的許多矛盾與衝突是由於缺少溝通與誤解造成的。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國際社會有些人從傳統的西方文化思維出發，認為中國的崛起必然挑戰美國的地位，甚至要取代美國，「國際政治從來就是一項殘酷而危險的交易，而且可能永遠如此。雖然大國競爭的烈度時有消長，但它們總是提防對方，彼此爭奪權力。每個國家壓倒一切的目標是最大化地佔有世界權力，這意味著一國獲取權力是以犧牲他國為代價的。」①中美的對抗與衝突與這種思維不無關係，但用這樣的思維衡量中國顯然不合適。深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的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把自己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強加給別國的願望，2019年，習近平主席就曾強調：「我們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但這個夢絕不是『霸權夢』。我們沒有準備去取代誰，只不過是讓中國恢復應有的尊嚴和地位。我們已經取得了輝煌成就，但我們不會在世界上頤指氣使，而是繼續秉持『和而不同』的傳統理念，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致力於與世界各國開展互利合作。」要讓世界理解和認同中國的這些政策宣示，需要加強各層次的交流，不僅需要官方渠道的溝通，更要通過公共外交，讓國外民眾了解中華民族崇尚和平的文化和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堅定意志。

通過文明的對話與交流，實現民心相通有助於加強合作。2011年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提出，「大力提倡不同文明間對話和交流，消除意識形態偏見和隔閡，使人類社會一天比一天和諧和睦，讓世界更加豐富多彩」。習近平主席在多個場合反覆強調，不同文明要取長補短、共同進步，讓文明交流互鑑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和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人類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是在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類各種文明交流交融中成為今天這個樣子的。推進人類各種文明交流交融、互學互鑑，是讓世界變得更加美麗、各國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堅持交流互鑑，鍛造了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包容開放的精神氣質、協和萬邦的價值取向。

深化經貿合作是文明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為和平發展提供「壓艙石」。新航路的開闢和工業革命的深化，使分工與交換衝破了地域的壁壘，把各個民族不可分割地聯繫起來了。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社會信息化和文化多樣化持續推進，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繫和彼此依存比以往更加密切，命運與共，休戚相關。各國在參與全球產業鏈的合作與競爭中共同推動經濟向前發展。加強經貿合作，深化彼此的依賴關係，做大共同利益，能夠為和平奠定良好的基礎。

（本文轉自：人民論壇網）

作者簡介：

高飛：外交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外交學院研究助理彭昕對本文亦有貢獻）；

熊光清：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教務處副處長；

張貴洪：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

左鳳榮：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導，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原標題：《高飛 熊光清 張貴洪 左鳳榮：關於和平發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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