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一詞真正得以在日語中消失，關鍵在於新中國成立後取得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戰後普遍對美國頂禮膜拜的日本人震驚了。一再看到和聽到「中國人」「中共軍隊」取得勝利的新聞報導，許多日本人在感嘆之餘，對中國產生了真正的敬佩之感。
反映甲午戰爭的浮世繪，被美化的日軍和被醜化的清軍反映甲午戰爭的浮世繪，被美化的日軍和被醜化的清軍
作為又一個甲午年，2014年國內舉行了前所未有的歷史紀念活動，同時通過決定，將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作為悼念日軍屠殺死難同胞的國家公祭日。
多少年來，中國人不斷揭露和聲討日軍製造南京大屠殺的暴行，這自然有必要，但不能陷入簡單的悲情意識。對當年侵華日軍的暴行，應擺脫固定的「臉譜」式描繪，從民族文化的維度，探索當年東洋武士乃至民間的對外擴張思潮是怎樣形成的。
在中國製造屠殺暴行的日本人，參加「皇軍」前大都是老實的下層工人、農民，到了中國大地上卻成了兇神惡煞，其思想根源除了「皇國至上」的教育，也在於日本社會上長期流行的蔑華、辱華風氣。
仰視、平視和俯視
筆者小時候對日本人的印象，主要來自於抗日題材電影中那些「鬼子」的猙獰形象。後來接觸到一些在華工作生活的日本人，看到他們總是彎腰行禮的樣子，觀感雖有改變，不過認為他們畢竟不是軍人。在上世紀80年代中日政治關係比較好的時候，筆者又參加接待過一些日本來華的訪問者，包括昔日曾當過「皇軍」軍官、士兵的舊軍人。90年代初我到日本的時候，也曾會見過參加侵華的老兵和「帝國軍官」。這些人彬彬有禮，看上去大都是本分忠厚的老頭，很難想像他們參與過駭人聽聞的暴行。
那些日本老軍人見到我這樣兼有學者和軍官雙重身份的中國人，一般都迴避談自己在中國打仗的事，反而願意談在軍營中受的虐待和戰時遭受的痛苦，意思是自己也是受害者。我一提到日軍在中國的侵略罪行時，他們大都馬上沉默，或簡單地說那是上司的命令。這種態度，其實也反映出大多數經歷過戰爭的老一代日本人的共同心態。
據一些專門採訪老兵的日本學者統計，只有二成左右的老兵能反思戰爭罪行並表示對不起中國，一成左右的人還堅持「大東亞戰爭」有理，七成的人雖對侵華戰爭表示遺憾卻又認為「當年打仗是沒法子，打起仗來軍紀也難保證，難免有施暴的事」。這種比例清楚地表明，戰後日本社會並沒有清算發動侵華戰爭的思想根源。至於年輕一代日本人，多數對侵華戰爭歷史不了解也不感興趣，大都籠統地認為「戰爭就是不好」而沒有是非觀。
正是利用了這種社會心理，日本右翼勢力幾十年來一直鼓吹「大東亞戰爭正義論」。為此，自然要否認南京大屠殺等眾多在華暴行，面對無可辯駁的犯罪鐵證也只稱為下級官兵的「軍紀」問題。這種右翼思潮的興起，自然會使多數日本人不能正視過去的侵略罪責。
追溯起來，中國過去曾是日本人崇拜的文化母國，不過其對華態度卻經歷了仰視、平視和俯視三個階段。
在中國的唐朝至宋朝，日本對華基本是仰視，通過學習中國文化走出了蒙昧落後時代。從元代到甲午戰爭前，日本對華轉為平視。日軍借所謂「神風」(即颱風)擊敗了忽必烈的艦隊，後來出現百年倭寇之患和豐臣秀吉侵朝，幸虧明朝軍隊在朝鮮打敗日軍，才使其收斂了野心和傲氣。甲午戰爭中日本將清軍打得一敗塗地，自此以後半世紀裡，日本人傲慢地自居於中國之上，形成了俯視。
宋明兩朝相繼被北方遊牧民族滅亡後，日本的上層和文化界便認為「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他們認為，過去的文化母國已淪為蠻夷之地，東方的文化精萃已轉移到他們這個所謂的「日出之國」。在幕府後期和明治維新後，「皇國是世界的中心」成為日本的基本教育理念。甲午戰爭期間，日本社會上流行的觀點是「文明與野蠻之戰」，認為對「落伍民族」就應該毫不留情地徵服，旅順大屠殺等暴行就是在此種觀念下製造出來。此後幾十年，隨著兩國經濟和文化水平的差異越拉越大，日本社會上蔑視中國的觀念日益強烈，其軍人在華揮舞屠刀也就如宰豬羊。
設在哈爾濱的日軍731細菌部隊，集中了日本一些文化水平很高的醫學界精英人物，他們在中國人身上搞活體試驗的兇殘行徑駭人聽聞。據統計，參加這一部隊的3000多人中，戰後只有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出來揭露並反思罪行。他們都說，當年進行那種血淋淋的試驗時，只將受害者看成「馬魯太」(即木頭)，部隊中「同情中國人的幾乎一個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