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門優秀的人才很多，其中最善於經商的人才是子貢。他「億則屢中」，富甲一方，是春秋時期與範蠡齊名的大商人，開創了」義利合一」的儒商傳統，被民間供奉為財神。
「善貨殖」的子貢有次請教孔子一個問題：什麼樣的人才能稱為「君子」。原文是這樣的：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為政》 君子歷來有兩說，一指地位高的人，也就是從政者；二來指人品道德好的人。這裡的「君子」不論是所指執政者還是人格高尚的人，並不影響對後面句子的理解，這個問題因此可以不用糾結。後一句，才是此章的重點。
什麼是君子呢，孔子給的答覆是：「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傳統的解釋是——「在說之前先去實行，然後再按做的去說。」這就是君子了。按照這個解釋，意思就是「先做後說」才能稱為君子，「先說後做」的就不能是君子了，是什麼，想去吧。
這個論斷讓人感到有些怪怪的，若以此說，刺秦義士荊軻的個人品質就值得懷疑，因為在刺秦出發前，荊軻也是慷概陳詞表了必死的決心的，而這還沒付諸實施就先說出來不就是「先說再了。以此推論，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的張騫也不能稱為君子，奉旨西行聯絡大月氏前，張騫也一定是提交過計劃書和立過軍令狀之類的，不然那麼多應募的人中，為何獨他面試成功被漢武帝賦予重任。沒有計劃不表忠心顯然是不行的，把一干人馬連同貨物交予你手上，這一路西行可不是去觀光塔克拉瑪幹大沙漠，一行人自然也不是驢友去穿越青藏線的，因其肩負了一個特殊任務，總要讓大家看到你的決心才行。從情理上去看，這一種解釋就很值得懷疑。
還有第二個疑點，從語句上再來看。按照這個解釋「在說之前先去實行，然後再按做的去說」，若原句真是這個意思的話，那就太囉嗦，失之簡潔了。因為這個解釋的前半句「在說之前先去實行」本身就包含了說與做的關係，也就是「說在前做在後」，而之所以出現這個謬誤，是因為對原句的理解出現了偏差，也就是說原句本義並非這個解讀的意思。
大概自從朱熹開始，關於這句話的解讀基本上就定型了，後世也採用了這一傳統的解釋，實際上這句話的本義並不難理解，「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就是說：「先說（構想、方案、方針），然後再按所說的去做。」這樣去理解，原句的「而後從之」就有了安放，就不會顯得多餘，「從之」的「之」是代詞，代指「其言」，從的主語是「行」，也就是「行如其言」，按所說的認真去做，不要打折扣。由於受到孔子不喜誇誇其談和提倡謹言敏行觀點的影響，後世注家在註解這一章時，都不太敢往「先說後做」這一觀點上靠攏，為了尋求與《論語》中其它章節的思想旨要整體對接，轉而無一例外的採取了上面傳統的這一解釋，遺憾的是這也與本意正好背道而馳。
傳統解釋所依據的《論語》中提倡要少說多做的章節比較多，下面列舉幾處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裡仁》子曰：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論語·裡仁》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論語·憲問》
也許正是因為《論語》中多次出現輕言重行的章節，更讓人堅定了「先做後說」，而不是「先說後做」的這一結論。只是，孔子雖對誇誇其談的巧言令色的人不怎麼感冒，也比較喜歡務實的人，可這並不代表孔子不接受「先說再做」的這一觀點啊，這是不應該混為一談的。一起來看看列出的這三章都在說些什麼：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講的是謹言敏行，謹言不是不可以說，而是想好了再去說，這與「先說再做」並沒有衝突。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 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古人的話不輕易說出口，是恥於自己做不到。」這就講的更明白了，這句話的觀點也並非主張不說，而是以說了卻做不到為恥，而這又怎麼可以看做是孔子不倡導「先說後做」呢？與上面這句語義相同的「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同樣是在說「以講的多做到的少為恥」，這不但不能看做是排斥「先說後做」的論據，反而更像是針對「先說後做」之後而言的——說的話要踐行，如果做不到才是真的羞恥。
由此不難看出，孔子不曾有過不同意「先說後做」的點滴言論，甚至孔子並不看低一個人演說能力的重要價值，他所真正排斥的只是言之無物卻又心懷不軌的那種人，千萬不要會錯了他老人家的本意。實際中，一個人口才出色能有什麼不好，演說能力也是做事的必備技能，那個因在課堂上睡覺被孔子痛罵的弟子宰予，雖然經常頂撞孔老師，可因其出眾善於辭辯的口才，不是一樣得到孔子的認可了麼，排在子貢之上位列孔門十哲的言語科，這已經足夠說明一切了。
「先說後做」並不是一個新生現象，在古代議事的朝堂上，這種現象已是普遍的存在。試想一下，有哪一個治國理政綱領不是在眾人商議的言說中規劃出來的，也因有了具體方案和藍圖，在實施過程中才便於監督和控制，才能按照所說的高質量推行，不太容易打折扣糊弄人，那說出去的話民眾可都是記著呢，比起悶著頭「先做後說」來說，有著更為積極的意義。
自宋始就已固化成為民族思維的這一「先做後說」講法，對國人性格與精神面貌的影響是比較大的。至此國人靈魂中就少了些活脫脫的生命氣象，士人身上便多了一些謹慎刻板的精神特徵，到了明清，這種特徵就更明顯了。發展到後來，已經不再是什麼時候說，而是什麼時候都不能說、不敢說，亦步亦趨轉化成了只會彎著腰低著眉，時不時還要撲通跪下砰砰砰再磕幾個頭的提線木偶，弘道的說辭雖然還會掛在酸儒腐儒的嘴上，可狗操豬的味道老遠就能聞到，稀裡糊塗給人一種精神恍惚的感覺。
一個不能發聲、不敢發聲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大清的教訓已經很深刻了，不消再說些什麼。
取自書稿《論語心語》中的章節，有刪減， 請長按二維碼識別關注我的公眾號：guoxuexinyu，感謝默默打賞、轉發、點讚的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