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在河南安陽舉辦的海峽兩岸周易文化論壇上，來自臺灣的朱高正是收穫掌聲最多的一位學者。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朱高正透露，他的《易經》由自學而來，學習的過程就是廣納百家的過程。
中國哲學不能「抽象」
一身棉麻中式衣裝，滿膛紅光，連續多年，朱高正都是周易文化論壇的嘉賓。他從高二開始接觸《易經》，一口氣讀了10多年，直到20世紀80年代赴德國波昂大學深造時，遭逢衛禮賢翻譯的《周易經傳》，憑藉德國人的詳盡解釋，朱高正才算讀懂這部經典。
作為向世界成功推介中國文化的德國傳教士，衛禮賢1899年來到中國，1922年回國。在中國期間，他從一個推廣西方文明的傳教士成功實現了向傳播東方文明的漢學家的轉變。為了把《易經》介紹給跟中國文化毫不相干的德國人，衛禮賢把每個細節都交待得清清楚楚。
20世紀70年代，朱高正讀高中時期，開始接觸孔子和孟子，前三個學期學習《論語》，後三個學期學習《孟子》。然而，儒家經典卻沒有給他帶來好感，相反，那個階段他在心裡一直腹誹孔子。高一下學期，一個小小的挫折讓他忽然想起孔子講過的某句話，於是轉回頭重讀《論語》，「跟自己的生命的體悟結合起來，才發現，《論語》原來是活的。」
重新認識孔子的那一天，被朱高正視為自己的重生日。自此，每天下課，都會有十幾個同學圍著他，讓他講解《論語》。高二的時候，朱高正的興趣開始轉向《易經》，如此漸迷漸深，這部3000多年前的經典成了他的「最愛」。
每年清明節，父親都會帶著朱高正去祖墳掃墓，他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因此就從清明掃墓開始。祖先的文化讓他著迷，他發現，只有中國才有完整的家族，也只有中國人才有家訓。
「西方的哲學之父是蘇格拉底，他的後人在哪裡，沒有人知道。孔子比蘇格拉底早很多年，但是孔子的弟子卻可以查得到。」朱高正說。
德國學院派教育訓練出了朱高正超強的思辨能力，他擅長把艱澀的道理講透。專業是很難「啃」的康德哲學，但是，朱高正卻能用大白話把它講出來。回到臺灣，他曾經為500多位鄉下農民講解過康德，兩小時無人退場。後來回到福建尋根，得知自己是朱熹第26代孫，朱高正覺得，自己更有責任把《易經》用最簡單的方法傳播出去。
3000多年前的《易經》今天來看還完全適用，這讓不輕易「買帳」的朱高正佩服得五體投地。對於《易經》的重要性，朱高正稱，一個普通中醫師、太極拳師、圍棋手不一定要讀《易經》，但是第一流的中醫師、太極拳師、圍棋師一定要懂《易經》。玩票性質的，不一定要懂「一陰一陽之謂道」，如果是世界頂級的高手，《易經》非懂不可。
陰陽五行的重要性，被朱高正歸納為，離開陰陽五行，談不了中國傳統文化。《易經》的精華——太極，北宋理學家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曾經提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一千年來，太極之說已成為整個東亞文明圈共同的宇宙觀、價值觀的根據。而陰陽五行，金木水火土，任何一個元素都由兩個因素組合而成，也因此，在朱高正看來，「萬事萬物都可以歸納到五行中去看。」
西方教育喜歡講抽象，朱高正卻認為，談中國哲學，絕對不能抽象，如果把「象」抽掉了，就什麼都沒有了。孔老夫子要寫《象傳》，可見「象」很重要。
《繫辭傳》有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朱高正請教了很多《易經》大家，沒人講得清楚。對這個詞，他有一個形象的比喻：艾森豪帶領幾十萬兵馬反攻歐洲大陸，其參謀部要做各種預案，包括什麼時候登陸，哪裡最安全，要冒哪些風險等等，到艾森豪這裡，他一拍板，這就叫「乾知大始」;拍板下去，幾十萬兵馬全部動起來，這叫「坤作成物」。「乾就是當領導，為君之道;坤就是當臣民，為臣之道。」
早年接受西方哲學的洗腦，20多年來，朱高正一直在反省，「西方講的是Individualism(個體主義)，結果，強者張揚，弱者受欺。中國人不講個體主義，儒家思想的最高理想是仁——即「兩個人」，也因此，中國文化注重的是「關係」。一定是在彼此的關係之中，一個人沒有意義。
「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是最重要的五種關係，只要把這五種關係搞定了，就可以治國平天下。」朱高正說，所謂「學」者，就是學為人也。一個人如果連最親近的配偶、子女、父母都無法取信，如何取信於朋友?又如何能夠取信於天下百姓?朱高正認為，這些雖然是兩三千年的古訓，但是對於今天來說依然重要。他呼籲，要構建和諧社會，一定要有以構建和諧的人際關係為前提。
中國文化注重「關係」
朱高正的祖上是福建漳州人，20世紀90年代，他第一次來大陸，搭了18個小時火車，到漳州已經中午了。如今，便利的交通讓他隨時隨地在大陸或者臺灣之間穿梭，兩邊的時間各佔一半，「甚至大陸可能還多一點。」
談及臺灣的周易文化研究，朱高正告訴記者，在蔣介石時代，一些優秀的學者如屈萬裡、戴君仁等來到臺灣，對臺灣的周易文化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臺灣沒有文革的斷裂，因此傳統這一塊保存完好，缺點是會摻雜迷信。大陸因為破四舊的關係，有過文化斷層。但是季羨林、張岱年、朱伯崑這些學者，都是易理大家，卻不會沾染迷信。在這一點上，朱高正表示，大陸的周易文化研究有自己的優勢。
易學是變異的學問，如何把握?朱高正認為，中國人的聖經就是《易經》，把這一學問掌握好，就會知道如何行事。
「比如《易經》中說，其初難知，其上易知。總共六個爻，初爻就像一個小孩子，日後變成什麼樣很難預料。上爻是一個人到了7、80歲，這時候便可以蓋棺論定了。」
朱高正說，易經64卦，吉卦約佔7成，不吉的卦約佔3成。到了上爻的時候，不吉的卦佔了7成，吉卦只佔3成，所以一切都在變化之中。而內外卦的中爻，90%都是好的。由此可知，《易經》崇尚的是「中道」。
朱高正認為，學《易經》，若能夠事前能懼，事後能悔，那就算學到了家。這也就是《易傳》中提到的「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對任何事情都不要輕忽，不要自以為是，事後能夠省察自己，查缺補漏，這是學易最大的好處。抓住這些重點，「不管千變萬化，都可以如如不動。」
對於荀子的「善易者不佔」(擅長易理的人不占卜)，朱高正表示，自己就在身體力行，從不會自佔。「易經有著極為深刻的憂患意識，不懂易理的人，遇到事情難以決斷時，可以問一下《易經》。」但是，他反問道，「真正通曉了陰陽變化的易理，還用再去佔卜嗎?」
朱高正告訴記者，熱愛易經的人，會從伏羲、文王、孔子一路下來，尊師重道。明白了易理，絕不會搞臺獨。「臺灣是一個小地方，無法產生像《易經》這樣具有深厚底蘊的文化。」他表示，後生晚輩要從《易經》中吸收養分，總結經驗，對於產生《易經》的土地，自然會有深厚的感情。
對於中國在新時期的角色，朱高正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20世紀70年代初，大陸正值文革，英國著名哲學家湯恩比彼時已經垂垂老矣。在接受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採訪時，他說：「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21世紀一定是中國人的世紀。」理由是，中國人有那麼久的歷史，不管發生什麼，他們很容易從過去的歷史中尋找借鑑。
湯恩比對中華文化如此有信心，這讓朱高正十分感慨。「在中國最倒黴、最亂的時候，他一口咬定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湯恩比提出，人類26個文明，唯一的例外就是中華文明，因為中華文明有孔孟思想，又能成功地吸收來自印度的大乘佛教，所以才能夠成就自己的復興。」
談及何謂經典，朱高正表示，經過300年後還有人在讀的就是經典。如500多年的《傳習錄》、800多年的《近思錄》，1300多年的《六祖壇經》，2000多年的《孟子》，2500多年的《論語》，3000多年《易經》……。
朱高正建議讀經典莫要貪多，一天不要超過100個字。「這是朱熹告建議的方法，如果一天能讀200字，減半讀100字就好。王陽明把朱熹這一說法整個繼承下來。他也如此告誡自己的學生。」朱高正說，「其中的原因是，要留多一點時間來沉澱、反思。要設身處地，跟自己的經驗結合起來，踐行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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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正，1954年出生，南宋大儒朱熹第26代孫。1977年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1980年赴德國波恩大學深造，1985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98年9月獲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特邀教授。著有《近思錄通解》，德文著作《論康德的人權與基本民權學說》，易學專著《周易六十四卦通解》，《易經白話例題》，作品精選集《中華文化與中國未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