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小學——我的人生起跑線
王 戈
家鄉教育界人士約我為新民小學題寫個校牌，欣然應允，寫了三幅供其選用。
我是新民小學的第一屆學生。用現在的時髦話說，是我漫長人生的起跑線，之前沒有受過幼兒園之類的啟蒙教育。
悠悠七十載，揮不去的是記憶，留不住的是年華，許多往事歷歷在目，遠非四個毛筆字所能表達。
作者王戈與新民小長李作林2017年7月28日學老校合影
1948年秋天，一個煙霧纏山的早晨，父親把我送進了新民小學。父親那時往返蘭州做點小生意，在蘭州的估衣攤為我買來一件灰色的粗呢子大衣，八成新，有點長，穿上快拖腳面，但在鄉下是很亮眼的時裝。書包是奶奶縫製的，裡面裝著父親讀私塾時留下的《三字經》和《百家姓》，還有一個精緻的刻有文字的四方銅墨盒。這個銅墨盒一直伴我讀到初中。
新民小學在茅刺溝觀音廟旁邊，緊鄰深溝。觀音廟古色古香，莊重厚樸，院子裡對稱兩棵柏樹，大殿裡蓮花座上的觀音菩薩慈悲為懷，安詳的目光凝視著遠天遠地。香火不斷，几案上擺個木製的八卦，前來朝拜的信徒們敬香磕頭後還可滾個「上上大吉」之類卦相。
在漫長的農耕社會，宗廟祭祀是社稷活動的中心，凝聚著民風民俗和鄉土文化，也凝聚著人心。周邊四五個大小村落以觀音廟為核心，凡重大的社稷活動都在這裡舉辦，每年春節的秧歌也在觀音廟起落。新中國建立後這地方有了新地名——新民，一直沿用至今。
原新民小學一張校門照片，從建校到學校搬遷經歷了60多年
新民小學緊鄰觀音廟。一間新教室裡擺幾套新課桌，墨綠色，油漆剛乾，還散發著桐油味兒。黑板刷在牆上。粉筆是用石膏自製的。若大一個教室坐了我們四個學生，按年齡依次是楊效康、楊效楷、牛志英，我最小，剛滿七歲。二楊是本家兄弟，家住茅刺溝離學校很近，我和牛在大山上，有二三裡的路程。
四個學生一個老師，老師也是新民小學的第一任校長，名李國棟。大人們說他是李鄉總的三少爺，才從外面什麼地方回到老家，自家出資辦的學校，後來讀懂了一個詞，叫「報效桑梓」。大人們把他說得神乎其神，誇他是「神算手」，站遠處能測出山的高度，能根據樹木和房屋的陰影算出其高度。在我們四個眼裡，他年輕帥氣，皮膚細嫩，溫文儒雅，舉手投足都和鄉下人不同，最吸引人的是他的一副金絲眼鏡和一頂很別致的瓜皮帽。我們崇敬他但又不敢接近他。
我們四個就在他的教導下讀書識字，還從加減法開始學習四則運算。沒有音樂課。美術就在地上隨意亂畫，記得老大哥楊效康總比我們幾個畫得好。體育就是打毛彈踢毽子，都是自製的。我心靈手巧，用兔子糞和梭梭草做芯纏就的毛彈很有彈性，一拍老高，他們都說好,從此書包裡又多了兩樣體育用品。
那個時代的偏遠山村，能夠上學讀書的孩子是幸運的、幸福的。我們四個如同大哥哥小弟弟一樣和諧相處，相互幫助，李老師簡單講一講，其它都靠自習。《百家姓》是比較難背的，想不起是誰教我們把四字一句的姓氏編成了兒歌，至今還記得開頭幾句：
趙錢孫李一鬥米，
周吳鄭王背不起，
馮陳朱魏背過河，
蔣沈韓楊搶著奪。
……
新民小學70年代照片
我是長子長孫。父親是獨子，初識文墨，把「耕讀傳家」的厚望全部寄托在我身上。爺爺奶奶的寵愛更是無以復加。每天早晨睜開眼時，爺爺茶爐上的銅勺裡總是滾著一個荷包蛋，親眼看著孫子吃了喝了背書包出門。午飯最初在學校附近一家包飯，不給錢給麵粉。但那家人口多，吃食很差還不能按時開飯，於是我就成了後來多少年農村學生通稱的「背饃生」。
相信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背饃」故事。
我背饃背出了和李國棟老師的一段奇緣。
當時國民政府廢棄法幣改用金元券。民謠曰「金元券，早晚變。變一變，幾百萬。」通貨膨脹，一瀉千裡，誰家都有很多錢。記得一天早晨父親用裝糧食的麻袋裝了半袋票子，說是到馬河鎮買點細糧，下午回來站在當院，將麻袋重重地甩在地上，放聲大哭。驚動爺爺出門喝問：「多大一個人嚎啥哩？買的糧呢？」父親這才告訴爺爺，金圓券作廢了，一斤糧也買不到了。父親千辛萬苦做小生意掙下的那袋金圓券就成了糊牆紙，牆壁糊得花花綠綠的。無奈，我的書包裡只能背非常粗糙、難以下咽的糜谷面饃饃，經常捏成疙瘩又背回家。爺爺心疼孫子，不忍心孫子餓肚子念書，馬河鎮二五八逢集日，他便託人用銅錢大板買個燒餅，對開切成四塊，一天給我書包裡塞一小塊白面饃饃，不足部分只能是糜谷面饃饃了。這樣，我的土布書包裡除了書本作業筆硯毛彈毽子外，還要裝一小塊白麵餅子一大疙瘩糜谷麵團子，其狀況可想而知了。
父親給我留下兩木箱古書。那本「三字經」又大又厚，後來才知道是活字版印刷，紙張很薄，相當於現今的A4紙大小。第一頁上就「人之初」三個大字，「性本善」落得老遠，中間全是密密麻麻的小字，看不懂也不想看。這本書裝在書包裡揉得髒爛，一次背書時李老師接過去拍掉粘在封面上的糜谷面巴巴，翻看得十分仔細。過了幾天，他拿來一本白麻紙上小楷抄寫的，紙張結實也沒有那些密麻小字，說「看你把好好的書揉成啥了，給你這本小的念。」大換小，厚換薄，我很高興地接下了，那本大書他拿走了。
隔天中午，他破天荒帶我到他家吃了頓午飯。經過兩道門，我戰戰兢兢地被帶進他家的高牆深院。上房和觀音廟一般高大氣派。八仙桌上擺滿了香爐古玩，牆上掛滿了字畫。老爺子李鄉總招呼我上炕，我拘謹得不敢上，跨在椅子上接受問話。「真快，山上老二的孫子都這麼大了。」山上老二就是我爺爺，觀音菩薩的忠實信徒。他誇我爺爺人老實，厚道，還會給牲口看病。飯是細白麵條，自上學還沒吃過這麼香的午飯，一口氣吸溜了兩大碗。飯後李老師叫來一個什麼人，吩咐帶我去高樓看看。那人帶我進二道門的一個房間，點上燈，掀起一個井蓋，便進了一條黑咕隆咚的地道。到頭後爬樓梯，也不知爬到幾層，眼前豁然明亮。那是一個高高的崗樓，牆上掛著快槍馬刀之類的武器；四面開窗，從不同的窗孔望出去，高牆深院一覽無餘，騾馬成群栓在槽上。面臨深溝的一面是大果園，已是春末夏初季節，芍藥牡丹還有山丹丹開著鮮豔的花朵，那人還手指著教我認桃樹李樹核桃樹花椒樹……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的闊綽和富有。後來才知道，李鄉總家是名門望族，家大業大，在馬河鎮還有個大堡子，一份田產。「鄉總」也者，一鄉之總也，擁有自己的團練武裝。他有五個兒子，依次按「漢、朝、國、邦」取名，只有老五叫「茂林」。知道了這些，我們對李老師的金絲眼鏡和瓜皮帽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人家就該配這裝扮。
94年學校校址整體搬遷，圖為搬遷後的新校區
我的記憶裡沒有李老師請學生吃家飯的過往，何以對我如此破例厚愛，此後做過各種各樣的猜測，直到上大學讀中文系方才明白，就是為了那本《三字經》。那是清末民初大學者章太炎先生編著的《三字經》增訂本，那密密麻麻的小字是歷家歷代的集注，夠得上文化遺產。交換的那本，是老爺子在白麻紙上楷書抄寫的。
初小四年，我只逃過一次學。那天早晨出門不遠，路過小溝渠的一堆蒿草，迎面一條胳膊粗的大花蛇，好像剛吞下一隻青蛙或老鼠，撐著圓肚子，噴射著火焰般的毒舌，直挺挺堵住我的去路。我嚇壞了，不敢越過去，回家無聊鬱悶了一天。第二天李老師問為啥逃學？我如實以告，他默認了。
四年裡我只挨過一次李老師的板子。1949年過完年又招了春季班，多了七八個學生，學生多了貪玩的也就多了。他備有一條三尺長的板子，專門對付背不過書的學生。不久關於戰爭的傳言越來越多，越傳越神奇。說解放軍長著「千裡眼」（望遠鏡），打的「隔山炮」，國民軍兵敗如山倒，子彈一出槍口就變成了一泡尿，等等等等。傳到臨近暑假的時候，好多家長都不敢讓孩子上學了。記得一天就到了我和春季班的王世英兩個，李老師也沒來，我倆就在牆角下走仿格玩。沒注意李老師啥時候來的，先叫我進他辦公室背書。自然背不上。那天他情緒相當低落，二話不說撈起板子打我手心。打得很重很疼，開始還忍著，忍不住我就頂他：「人家都不來，我來了你還打我？你去打沒來的呀！」他凝目注視我許久，突然一聲苦笑，笑得很不自然，揮手說，「回去吧，放假了。」他是個非常嚴肅的老師，平時不苟言笑，沒見他這樣笑過。
２０１６年新民小學被列為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項目，圖為改造後新校園
之後同伴也免了背書挨板子，學校真的放假了。
之後戰爭打到家門口。一天，國軍潰敗退下來的一個團駐紮茅刺溝，團部就設在我們學校。殘兵敗將餓急了，四處搶劫食物，我們家的吃食被洗劫一空，連看門狗也打死抬走了。過了兩三天，據說有三個士兵把團長射殺在河溝裡，那個團便作鳥獸散。當天在隴定交界的大營梁有一場規模不大但很激烈的戰鬥，我們在大山頂上親眼見。
之後隴西解放了，蘭州解放了，新社會了。
新校園一角
秋季開學又蓋了新教室，招了新生，農曆「八二七」孔誕日開學。李國棟老師帶領我們在至聖先師畫像前唱祭孔歌，每人喝碗紙灰水，隆重祭奠孔聖人。此時三個年級三個班三四十個學生，李老師教不過來，他又請來一位名叫劉漢邦的老師。劉老師是外地人，據說是李老師的同學或同事，二人很熟稔。教學也有了分工，李老師專教數學，劉老師專教語文，觀音廟旁邊的打麥場新栽了籃球架，他還帶我們體育課。
劉老師的學問很深。開始教陝甘寧邊區編印的新國文課本。記得第一課就「開學了」三個字，第二課也只三句：「秋天到了，樹葉兒黃了，一片一片地落下來。」都是大白話，教了幾課他嫌沒意思，改教我們論語、孟子。有書的拿書，沒書的他在黑板上寫一段，學生抄下來，講解之後背誦，下次上課提問。記得是從「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始的。我有父親留下的石印本論語孟子，但還要照抄黑板上的。
劉老師沒帶家眷，在村裡輪流吃派飯。他寫得一手好字，凡管飯吃的，他都用宣紙寫好中堂或條幅以贈，那家人很快裱好掛上牆。此等好事一經傳開，劉老師的飯食越來越好，要求管飯的越來越多，管不上的都想方設法求一幅劉老師的墨寶。
然而好景不長。大約一年之後的一天來了兩個什麼人，在辦公室和兩位老師談了許久，之後左右架著劉老師的胳膊，帶走了。李老師傻站在門口發呆，我們十幾個學生相送。出校門是上坡路，劉老師站高坡上回過身來與我們依依惜別，他望著我們不肯走，他抬手抹淚，那兩個人拉他轉身，他掙脫開又回身望了一眼他的學生。此後再無劉漢邦老師的任何信息，但他那依戀不舍的神情卻定格在我記憶裡。
80級新民小學畢業學生合影
緊接著是土改。小學生不懂土改是幹啥的，只聽說把李鄉總家的金磚銀錠、綢緞細軟、字畫古玩等等最值錢的東西搬出來擺什麼地方展覽。李鄉總家的也是李老師家的，礙著這一層，家長一般不允許孩子去看，尤其我，爺爺厲聲禁止。也有背著家長偷偷看了的，回來也只能偷偷地給大家講。
一天早晨，李老師把我們召集到一起，有氣無力地說，今天鄉政府開群眾大會，他有事去不成，叫一個姓馮的同學帶隊去參加大會。那時新民村屬泰安鄉管轄，鄉政府在柴家河。馮同學帶我們從一條石頭深溝出去，邊走邊玩，中途還看了埋葬那個國軍團長的墳堆，到達時河灘裡已經扎滿了人，大會也已開始，我們只能站後。遠遠望去，土臺上五花大綁著一個人，不時有人上來指鼻子戳眼、神情激憤地大聲講著什麼。旁邊的大人提醒，那是訴苦鬥地主；被鬥者正是我們李老師的父親李鄉總。鬥完後一聲喝斷，李鄉總被拉到亂石堆裡槍斃了。參加大會人群亂了套，譁啦啦擁上去看槍斃人的場景。我們擠不進去，又在馮同學的帶領下回校了。
８３級新民小學畢業學生合影
之後，李鄉總家的大上房分給了馮同學家，另帶一廚房。他家僱農成分，分得土改最好的勝利果實，當了翻身農民。馮同學大我兩歲低我兩級，曾和我家做過鄰居，算是髮小，關係很好。此後我多次去過那個大上房，還在李鄉總的炕上睡過覺，然而今非昔比，若大房間空空蕩蕩，字畫八仙桌香爐擺設統統不翼而飛。馮同學後來到定西上學，在定西公安局工作到退休，近年還見過面。
李國棟老師埋葬父親後好長日子沒來學校，幾十個學生放了羊，家長很著急。一天，來了個也姓李的老師，名叫李克棟，隴西師範的學生，李國棟老師的本家堂弟，兩家的院牆相隔著，土改定富農成分。他把我們召集到一起，明說了是代替李國棟老師管幾天，還要走的。過了些日子李國棟回來了，李克棟也沒走，直到我們畢業後他去了玉門油礦。
９３級新民小學畢業學生合影（中間一排右二為李作林校長
李克棟大我十多歲，年齡相差半輩，但我沒有叫過他老師。他待我很好，當做小弟弟，經常帶我去他家吃午飯，過年時還要留家住一夜。直到晚年相見，他還坦承那時候幾個學生最喜歡我。記得我上初二時他回家，專程到縣城看我，請我和牛志英在北門裡的飯館二樓包間美餐了一頓。他拿著好多玉門油礦的照片，一一介紹這是啥那是啥，火車站的油罐車、油田鑽塔等等，我倆看得好奇，聽得感動，覺得他很了不起。他掏出一大把票子付了飯錢，之後問願不願意跟他去玉門油礦，當個光榮的石油工人。牛不願意。我把他當成親人，你說幹啥就幹啥，當場表態願意。那年我十四歲，正在天不怕地不怕的青春期，無所顧忌，不向學校告別不與家長商量，說走就走。隴西縣城那時還沒公交車，我倆步行去文峰火車站。行至中途，一條小河擋住了去路，需要脫鞋襪涉水過河。我彎腰脫鞋的時候他直直地瞅著我，然後說，「算了，你太小，還是回學校念書吧。我把你帶走了，怎麼向你家裡說呢？特別是你爺爺，要罵死我的。」我又聽了他的，就此分手。我回學校上課，他坐火車去玉門油礦。
之後，他隨鐵人王進喜開赴大慶，戰天鬥地吃盡苦頭，打出了第一口油井，長了中國人的志氣，曾作為代表進人民大會堂接受過周總理的宴請祝賀，還站天安門前照了張像，送我一張著色帶彩的。
大約是上世紀末的最後幾天，我剛搬進新居，一天下樓，發現他正在打問我的住址。我一眼認出了他，請他上樓入坐。他觀看了我的新居，開口就說聽說你當教授了，教授是有專車的，等會用你的車把我送大慶辦事處。我不禁好笑，哪有啊。他說在大慶油田，像我這樣的都配備專車。當時正是下崗潮，我問他的情況，他說油田把他們老一輩安排得很好，住房工資不愁，要啥有啥，三個孩子都幹石油，他還要去勝利油田看一個孩子。他說此次回來是處理老家兄弟一點事，啥都沒帶，堅持要把手錶摘下來送我，還是那句話，幾個學生最喜歡我，不送個啥過意不去，我哪裡肯要？
這次見面的最大收穫，是釐清了新民小學的創辦人、第一任校長、我的啟蒙老師、他的堂哥李國棟的來龍去脈。他說，李國棟畢業於清華大學工程力學系，本來在外地當工程師（說不上具體單位），解放前擔心自己家庭遭變，所以辭職回鄉。回來沒事幹，就說服父親自家掏錢辦起了新民小學，為避嫌疑還成立了董事會，請別人當董事長。這說法破了當年「神算手」的謎，原來我們的李老師是長於計算的清華學子，工程師。我問，如果他當初不回來呢？他笑著說，「肯定在我之上，說不定也在你之上。要在我們大慶，肯定是總工的角色，配有專車的。」但是我也知道，李國棟老師被打成右派了，發配到酒泉夾邊溝右派集中營，死在那裡了，連把屍骨也沒找到。至於他有何反黨言論，我們學生一無所知，只聽說是因為家裡掛了水梓先生的四條屏（也許在他家吃細白面的那天我還看到過）。水梓先生是大教育家，曾陪同蔣介石上過興隆山，解放後出任甘肅省教育廳長，當年是甘肅揪出來的第一個大右派，報紙上大張旗鼓地批鬥。按當時的邏輯，水梓是大右派，掛了大右派四條屏的李國棟劃個小右派也在所難免。李克棟苦笑說，還不完全是這樣。他知道自己的家庭背景不好，一直謹言慎行，工作中沒有一點差錯。暑假集中在縣城大鳴大放，他盡說好話，沒一句右派言論，但在最後宣布右派名單時點了李國棟的名，他就被綁走了。他實在不知道該交代什麼，就反反覆覆說水梓的四條屏。解放前陝西的于右任、甘肅的水梓都有個習慣，凡本省考取清華北大中央大學的青年學子，都要書贈墨寶以資鼓勵。我問落實政策了嗎？他說平反了改正了，縣上來人對家屬說：「對不住啊，當初把指標下錯了。」錯在同名同姓，指標是下給另一個李國棟的，抓的卻是新民小學的李國棟。歷史往往有荒誕的一幕，這種草菅人命的荒誕表演令後代人心寒到發指。
新民小學另一個值得懷念的校長也姓李，名李作林。他大我幾歲，是我們四個之後春季班的，小時候常在一起，也算發小。他初小畢業後去蘭州上學，畢業於蘭州五中。1960年大饑荒中為挽救家人性命，回到家鄉在母校新民小學當了老師。他給我講過背著一袋救命糧從火車站爬新民大山時累得喘不上氣的痛苦經歷，那年我也有過半夜背糧上山的痛苦，二人談得很是投機。他家在後灣裡，新民小學後來搬遷到他家附近，地勢稍為平坦，除幾間教室外還有個操場，比茅刺溝寬敞多了。在新校址，他可以說是教書務農兩不誤，記得有一次我倆就在他的麥子地裡說了好長時間的話。他是大嗓門，聲音洪亮，每次相見，老遠伸出手，直呼「啊，老同學來啦！」期間他雖有調別的小學任教的幾年，後又調回新民小學擔任校長長達十五年，可以說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奉獻給了新民小學，為學校的發展壯大做出了貢獻。他任校長期間，我的小弟王慶在他手下當了五年民請教師。他熱情地幫助、耐心地指導毫無教學經驗的王慶，教他如何備課講課，如何教書育人。小弟終因轉正無望而辭職，但始終感念著李作林老師教誨與恩德。2017年7月我回老家，小弟帶我到家去看望。經介紹他愣了半天才想起來，仍然是朗聲朗氣地「啊，老同學！」我感覺他身體不大好，見面時間很短，他勉強起身送我到門外，用手機拍了幾張照片就此話別。萬沒想到，此一面竟成了永訣，不久他謝世了。他為新民小學奉獻了青春和健康，知識和大愛，走完了獻身義務教育的一生。
即便再普通的人，他的經歷也夠寫本書。我們四個新民小學第一屆學生的人生際遇，也證明了半個世紀的歷史演進。
1952年新民初小畢業，老大哥楊效康輟學回家務農，曾在馬河供銷社當過營業員，困難時期又回家務農，當過生產隊長、新民大隊隊長，曾帶領50多名青年大戰山溝陡地，修出一塊塊平平展展的梯田，改革開放後還擔任茅刺溝社社長，直到於2012年病逝，把一生的精力奉獻給了家鄉脫貧致富的路上。我們三個上了馬河完小。
1954年馬河完小畢業，二哥楊效楷放棄考中學就地參加工作，我和牛志英考取隴西中學。其後幾十年楊一直當最基層的鄉幹部，換來換去都在邊遠鄉鎮，始終失聯，無緣一見。
1957年我倆初中畢業，當年有個政策，初中畢業可保送隴西師範，讀一年分配當小學教員，稱簡師班。牛果斷報了名。一年後他畢業分配到馬河小學當老師，與同班同學王彩蘭喜結良緣。王家在縣城，後經過幾番努力和掙扎雙雙調進縣城。王先後在縣婦聯、文化館任職，牛在小教崗位上幹到城關學區主任。在擇校現象日趨嚴重的年月，這個崗位是很吸引家長的。因是同村發小，我們常有聯繫。但最近一次回家，方知已經駕鶴西去了。他大我三歲。
按家庭狀況我已不具備上高中的條件。當時蘭州大學剛搬遷到盤旋路新校區，報紙上登了好多照片，記得我看著學生宿舍的架子床，感慨道：「哪怕住上一星期？」便自作主張上了高中，其後便開始了艱苦異常的求學道路。高中畢業時貧病交加，校長勸我不要參加高考留校當個教學秘書，但我仍以「哪怕住上一星期」為由，堅持報考了大學。
現課堂教學剪影
人生苦短，「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這些年常想，假如我像楊效康一樣初小畢業回家務農，別的不說，三年大饑荒就恐難熬過來；假如我像楊效楷一樣完小畢業參加工作，大不了也就供銷社的營業員之類，根本混不進公務員的隊伍；假如當年跟上李克棟去玉門，經過爬雪臥冰住地窩子的考驗，也許能成為光榮的第一代大慶人；假如我像牛志英一樣初中畢業讀簡師，便是李作林一樣把畢生精力奉獻給家鄉的小學教員，沒資格進縣城。
但是，人生沒有「假如」。人生是一條彎彎曲曲、坎坎坷坷、說來漫長實則短暫的路。這條路上關鍵處就那麼幾步，或左或右，或前進或退縮，這幾步決定著你的命運。決定命運的這幾步靠你的選擇。選擇靠你的眼光，既靠智商也靠情商。
學生的活動剪影
由此，我想到了今天在新民小學讀書的孩子們。他們無疑是我們的第三代甚或第四代。少年時期是人生歲月裡的一縷春風，充滿著美好、希望和夢想。他們有比我們更好的讀書條件，更健康的體魄，更廣闊的視野，因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走出更好的明天。梁啓超說:「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他們是國家明天的希望。時下人人在說的「不忘初心」出自《左傳》，我以為原文更切合本文的題義：「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2019年8月18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