齋藤孝在《如何有效提問》一書中，利用三幅坐標圖，總結歸納出一個好問題有三個特徵，詳見：三幅坐標圖，為我們勾勒出一個好問題的三個特徵一文。
好問題的第一個特徵是既具體又深入現象的本質。但是我們平常提出的問題，要麼過於抽象，要麼流於事物表面。如果我們每次在提問題之前，對問題本身有意識地看一看，想一想。根據四象限法則，這個問題位於哪個象限，屬於哪一類問題，要怎麼修改才能讓問題位於第一象限，屬於既具體又深入現象的本質的問題。一旦我們養成了這種習慣，那麼我們在提出一個新問題後，就會下意識地去和坐標圖比對，進而修正自己的提問，我們的提問能力也會水漲船高，得到提升。
好問題的第二個特徵與第三個特徵，我們提的問題，既是我們想問的，也是對方想回答的；問題既符合談話時的語境，也符合對方過往的經歷。這個一般是針對計劃性談話而言。因為做到這兩點，需要我們在談話之前，做足準備功課，比如調查熟悉對方的成長背景、興趣愛好、事業成就等，然後再根據對方成長過程中的轉折點或是特殊經歷，以及談話的主題設計符合標準的高水平的問題。在收集對方資料的時候，有一個小技巧值得我們注意。如果我們能關注到對方不為人知的行為習慣和行事作風，能提出一般人不曾注意的問題，很容易得到對方「你懂我」的評價，從而獲得信任。
裡普頓有一次採訪知名導演史蒂文·史匹柏。他在採訪之前，審視了史蒂文·史匹柏所有的電影以及他的成長經歷。在採訪過程中，簡短的寒暄與開場白後，裡普頓就根據史匹柏的作品一個一個地詳細問下去，包括部分典型電影創作的初衷或目的，創作手法以及透過電影反映出的思想與觀念。
比如，在討論《橫衝直撞大逃亡》這部作品，裡普頓提了三個問題：《橫衝直撞大逃亡》的攝影導演是誰？他有問過你要以誰的觀點拍攝嗎？他怎麼說？又比如，在討論《火光》這部作品時，裡普頓有一問題是「這部電影當中出現了怎樣的光芒」。而他提出這個問題的動機是史匹柏後面有一部作品叫《第三類接觸》，用光表現出了UFO的光線，裡普頓想知道這是不是來自《火光》的靈感。
這些問題，如果裡普頓在採訪前不作準備，不了解史匹柏的每一部作品，他是絕對問不出來的。
有一點，我們是需要極力避免的，這是一種不友好的行為。在了解了談話對象的成長經歷後，有些提問者為了達到一些視覺上的效果，或是其他目的，喜歡針對對方成長經歷中的傷痛點進行提問，讓對方在談話現場回憶起不堪回首的經歷，而導致情緒崩潰。我們最好將關注點放在促進對方獲得成功的本質性的問題上面。
除了這種根據談話對象的成長背景、興趣愛好、事業成就等設計好問題之外，還有一種方法也可以提出好問題來，就是根據談話的主題設計問題。這種方法適合於需要了解他人針對某件事或某種現象的意見時的談話。換句話說，就是在主題性很強的訪問場合可以採用這種提問模式。
亞歷克斯·哈利是一位黑人，同時也是一位具有鮮明立場的採訪記者。他在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期間，以黑人問題為主題，採訪了一系列優秀的黑人：邁爾斯·戴維斯、馬爾科姆、拳王阿里、馬丁·路德·金、小山米·戴維斯等。哈利對他們的採訪，所提出的問題都是關於黑人的本質性問題。比如說，哈利採訪邁爾斯·戴維斯，第一個問題就是：你身為一位成功音樂人的同時，對待聽眾的不友善或是惡劣的態度也成了話題，對於這件事你有什麼看法？沒有所謂的寒暄和熱身問題。而到了第三個問題，你認為因為自己是黑人所以才招來批評嗎？就已經完全進入採訪主題了，後面的問題也大多都直接和黑人、種族相關。
哈利採訪另一位明星小山米·戴維斯也是這樣，先問他為什麼總是工作，然後拋出了一個大家都忽視，甚至連小山米·戴維斯可能都沒有意識到的問題：你這樣忙碌、想得到認同，是不是因為自己是黑人的關係。進而將話題轉移到黑人問題上來，然後再深入主題。
上面說的都是有計劃，可以進行準備工作的訪談情況。那如果我們要進行的是臨時的，非計劃性的談話，沒有時間進行準備，我們又該如何提出一個個好問題呢？
在這種倉促的環境、陌生的談話對象，我們最關鍵的是要提出最具本質性的問題，而對方是否願意回答，是否符合對方的過往經歷等要素，可以暫時放在第二位來考慮。如果我們提出的問題既出乎對方的意料，又能讓他說出真實的答案，這樣的問題就是一個好問題。
要想達到這樣的效果，僅僅靠提前準備是無法完成的，需要我們根據談話的內容臨場進行修正調整與引導。有兩點可以幫助我們有效地實現目標，一是通過表明自己和對方有一致或相似的立場，和對方取得共鳴。二是通過加深彼此的共同理解，保持雙方對等的關係。
同時，如果會談萬一達不到這樣的效果或目的，也不要緊。只要能讓談話的雙方獲得一個靈感，刺激一個新的思路，新的想法出來，那麼這次會談就是成功的，不一定非得得出一個所謂的結論或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