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
有一首小詩，據說出自邵雍（1012-1077），題名「山村」，讀起來朗朗上口，饒有趣味：
一去二三裡，煙村四五家。
亭臺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詩作巧妙地嵌入十個數字，寥寥幾筆就勾勒出一幅春意盎然、恬淡寧靜的山鄉圖景。詩史上有很多文字遊戲之作，比如藏頭詩、寶塔詩、數字詩，而唯獨這首《山村》，超乎其類，流傳極廣，「一去二三裡」成為無數人的童年記憶，乃至現在的小學語文課本仍有選錄。那麼這首題為《山村》的小詩，到底是不是邵雍的作品？其實，詩題就值得我們注意，有的版本題《山村》，有的又題《山村詠懷》，還有的無題，這種詩題的隨意性也說明此詩缺乏信實可靠的文本來源。
帶著這個疑問，我們翻檢了邵雍幾個版本的《伊川擊壤集》。《伊川擊壤集》現存多個版本，《道藏》太玄部所收相對完整，中華書局曾據此校點整理了這部詩集；另外《全宋詩》第七冊的邵雍部分以明初刻本為底本，參校了元、明諸刻及《四庫全書》本，也較為精審。這兩個本子，筆者都曾逐頁翻檢，未見小詩蹤影。1975年江西省星子縣南宋陶桂一（南宋景定二年正月十六日卒）墓中出土了《邵堯夫先生詩全集》和蔡弼重編的《重刊邵堯夫擊壤集》。這兩個本子與通行本在卷次、詩作數量和詩歌內容上有些差別，可補二十幾首逸詩，有重要的文獻價值。但筆者翻檢此本，也未見這首小詩。而我們從內容上仔細揣摩，《山村》似乎也不大像邵雍的作品。
這首詩依序嵌入十個數字，而全詩不過二十字，整整佔了一半。粗粗看來，十個數字加上炊煙、村舍、亭臺、花等四個意象，勾勒出一幅春意濃濃、歲月靜好的山村圖景，但仔細琢磨，似情理不通：煙村四五家，何以亭臺就有六七座？而花亦怎能只有八九十來枝？這不過是為了押韻和嵌入數字而「製造」出來的，與現實生活場景並不相符。雖然有所謂「詩不達詁」，但藝術真實也要以生活真實為基礎，而我們在解釋這首詩的時候，往往含糊其辭，不明就裡。
邵雍集中有很多與春天有關的詩作，如《新春吟》《暮春吟》《芳菲吟》，這些作品大都表現淡泊放達的道家情懷。邵雍與周敦頤、張載、二程號稱「北宋五子」，是隱於市的大隱，並非隱於野的離群索居之輩，其《共城十吟》小序謂：「予家有園數十畝，皆桃李梨杏之類，在衛之西郊。自始經營十餘載矣，未嘗熟觀花之開，……至今年春，始偶花之繁茂，復悼身之窮處，故有《春郊詩》一什。」邵雍定居洛陽後，王宣徽、富弼、司馬光等先後為其置地、構屋，自命其園居為「安樂窩」，名重一時。邵雍自己的田園就有數十畝，且經營數十載未嘗熟觀園子裡的花，很難想像他會「一去二三裡」到山裡去看四五戶人家。而從這首詩作的流傳來看，它很可能是一首偽託邵雍的民間作品。
通過海量的文獻檢索，我們發現「一去二三裡」這首小詩較早出現在清代俗曲家華廣生在嘉慶、道光年間編纂的俗曲總集《白雪遺音》中。再往前推，甚至明代文獻也未見此詩，可見其出現是相當晚近的事情。《白雪遺音》嘉慶九年（1804）編訂，道光八年（1828）由玉慶堂刊刻，全書二十二萬字，分四卷，所收曲詞大多採摭於民間單弦角鼓，時調彈詞，內容多為街衢裡巷的情歌與興懷之作。其中有一篇《艾葉重發》，化用了這首小詩：
艾葉重發，草木萌芽。閒來無事到故友家，一同到望江樓上去飲茶。走過一去二三裡，又過煙村四五家，瞧見亭臺六七座，又看八九十枝花。……我看此地好風景，想必就是故友家。故友一見往裡拉，拉過草團坐下，童兒倒過一杯茶。茶罷抬頭四下觀，粉壁牆上一軸畫，畫的是渭水河邊姜子牙。
看來清中葉這首小詩已經在民間流傳，當屬於街衢裡巷的興懷之作，但如大多數說唱文學一樣，無從查考它的確切作者和創作時間。此後，「一去二三裡」這首小詩仍時見於各種說唱曲詞，而至清末，這首小詩用於兒童習字描紅的記載逐漸增多。晚清經學家王闓運（1833-1916）在其《湘綺樓全集·箋啟》卷三致李黻堂的信裡曾提到：「吾兩人只看舊書，幾葉詩曰『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又曰『一去二三裡，煙村四五家』，小時寫影本，不覺其佳，今乃為斯，言之有味也。」 時至民國，兒童習字仍用這首小詩。1940年《進修》第二卷第七期登過一封讀者來信，信裡問到：「從前小學生初習字的印格，多用『上、大、人』或『一去二三裡』等筆劃較少的文句拿來應用；現在應當合於抗戰方面，不知用何種材料，才能合戰時需要？請導師指示。」從這封信的口吻看，小學生書法描紅用「一去二三裡」當是流傳極廣的舊傳統。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人，如上過私塾，習過毛筆，大都有這個印象。當時據此編排的笑話還能登上報紙，1939年《藝海周刊》第六期就登過這樣一則：
「一去二三裡，煙村四五家，亭臺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初學把筆塾師，輒書此二十字俾作仿影，迄未察其何人所做也。某村有田舍翁，數家共延一師，設塾廟中，遣子就學，而各家均慳吝束脩，不以時給，先生苦之，乃改前詩云：「一去二三裡，東翁四五家，學錢六七百，八九十回拿。」令學生續寫，東翁見而大慚，竟奪先生館。
東家見塾師表達不滿，沒有自省改正，反而「竟奪先生館」，聊聊幾句把吝嗇刻薄的田舍翁刻畫得淋漓盡致。這種「段子」當時應有不少，能登上報紙的當是滑稽而富有深意的少數。再如1948年《滬西》報登過這樣一則《妙喻》：
一去二三裡，煙館四五家。
茶樓六七座，八九十輛車。
小詩用同樣的數字結構，把解放前上海的市井風貌刻畫得相當生動。總體來看，晚清以來，凡提到這首習字描紅用的小詩，大都沒有明確作者是誰，也無從明確作者，正如上引《藝海周刊》的笑話也說「迄未察其何人所做也」。
但是，不知從何時何地，又起於何人，這首詩在語文教材和各種媒體上，都被冠以邵雍的名字。也許這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一首好詩總要有一個作者，而如此巧妙的數字組合，唯精通易學、深研數術的邵雍足以當之。邵雍詩作不刻意求工，疏于格律，但理趣深遠，這首小詩乍一體會，也頗有韻味，託名邵雍似也在情理之中。邵雍、邵康節，幾乎成為一個符號，在民間廣為託指，《梅花易數》就是託名邵康節而影響最大的偽作。豈不知，邵雍自己曾明確說明：「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之命則不知也」，臨終的時候拒絕張載為其推世俗之命。邵雍若有在天之靈，見到《梅花易數》不知作何想，而對於小詩《山村》「一去二三裡」，大概只能哂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