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外交頂級決策者：毛澤東主席 周恩來總理
殲7源自蘇聯米格-21
如果談起解放軍空軍的主戰裝備，源自米格-21的殲7戰鬥機是繞不過去的。而絕大部分人不會知道，當年中國引進米格-21經歷了什麼。直到三年前的夏天，筆者採訪到孫維韜老先生。
孫老是個地道的東北人，老家在遼寧遼陽，1931年生人，1948年在哈爾濱外語專科學校學習了俄語。這個專業，規劃了他一生的軌跡。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他提前畢業調到空三師，從事翻譯工作。
1952年，孫維韜被劉亞樓選中，擔任專職俄語翻譯，這一幹就是10年。
劉亞樓，熟悉航空的大多都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一任司令員，開國上將。也就是在不久前，將軍哈爾濱故居（屬文保單位）被強拆的消息再度激起公憤。但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話題。
上世紀50年代，中蘇兩國經歷了一段「蜜月期」。蘇聯大規模援建中國國防工業，並派出大量專家。然而史達林死後，中蘇兩黨意識形態鬥爭逐漸加劇，兩國根本利益的衝突也日益表面化，並最終攤牌。1960年7月16日，蘇聯赫魯雪夫當局片面撕毀了同中國籤訂的600個合同，從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專家1390名，終止派遣專家。
赫魯雪夫釜底抽薪，不僅讓中國各行各業損失慘重，也嚴重惡化了中蘇關係，但中國並未服輸。而年輕的孫維韜更不可能料到，還不到一年，他就會陪劉亞樓遠赴莫斯科。中國代表團將再一次把足跡踏上俄羅斯大地。
劉亞樓將軍
1961年2月，赫魯雪夫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中國政府儘快派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包含商談銷售米格-21F-13飛機及配套的K-13空空飛彈等有關事宜，所謂米格-21F-13，也就是能掛K-13空空飛彈的米格-21F，這是一種執行晝間防空任務的改型。
赫魯雪夫的態度，為何拐了一個180度的彎？眾說紛紜。有歷史學者考證，50年代，蘇聯在東歐社會主義盟國大搞沙文主義，使得這些國家牴觸反抗情緒高漲，所以迫切需要同陣營中國的支持。不過按照孫維韜的分析，赫魯雪夫撤回在華專家，即使在蘇共政治局內部也是有不同意見的。中國畢竟是一個大國，與中國為敵，將給蘇聯地緣利益造成巨大損失。為了消除來自內部的壓力，同時緩和高度緊張的兩國關係，赫魯雪夫向毛澤東主動搖起了橄欖枝。
來而不往非禮也，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聽取匯報後，一致認為，應該抓住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同時明確，如果蘇聯企圖壓迫中國在原則問題上讓步，我們就寧可不要。毛澤東說：「現在我們和蘇聯只是買賣關係。」
1961年2月，中國派出以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為團長，空軍工程部參謀長丁仲、航空工業局副局長徐昌裕為副團長的中國國防工業代表團，前往蘇聯談判引進米格-21F-13飛機。代表團成員還包括五機部部長陶濤、瀋陽飛機廠總設計師葉正大、公安部第八處處長嚴復等多名專家。孫維韜是劉亞樓的隨身翻譯。
作為中蘇關係破裂後的第一次接觸，這個代表團受到了中國高層的充分重視。出發前，周恩來親自接見了代表團。孫維韜回憶：「之所以要派公安部的同志去，是因為我們知道蘇聯的克格勃一定要對我們搞竊聽，一定要採取嚴密的反偵查措施。所以整個後來的談判過程，鬥爭非常激烈！」
赫魯雪夫
中國代表團到了莫斯科，蘇聯出面接待的斯米爾諾夫上將，他是蘇聯航空工業代表團的團長。中國代表團下榻處是位於馬雅可夫斯基廣場旁邊的莫斯科北京飯店，飯店樓下就是中餐廳，食宿一體，很方便。蘇聯方面給劉亞樓安排的是一個很大的套間。
孫維韜回憶：「劉亞樓很聰明，在蘇聯留學八年。沒進房他就跟我說，『小孫，我太了解他們了，克格勃不知會安多少個竊聽器！所以咱們倆不能住這兒，這兒開不了會，全被竊聽』。」進了屋，劉亞樓示意孫維韜不要說話。兩人在屋裡開始到處翻竊聽器，但是居然一無所獲。克格勃不愧是世界一流的特務機構，居然做到了滴水不漏。代表團安頓好，吃飯的時候，劉亞樓召集所有成員，在飯廳召開了第一個碰頭會。會上大家的聲音都壓得很低。劉亞樓通知大家，「他們針對的目標肯定是我，所以我和孫維韜住到大使館」。
特意將開會地點選在樓下中餐廳，劉亞樓自有用心。飯廳人來人往，聲音非常嘈雜，即便克格勃竊聽，也將受到很大幹擾。之後中國代表團所有會議，都是在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內的一間具有反竊聽電磁幹擾設備的密室內進行的，因為克格勃已經具備了遙感竊聽手段，所以防範措施非常嚴密。甚至在蘇方接送中國代表團的專用汽車上，中方人員也保持緘口不言。
在談判桌上，孫維韜清楚地記得放了兩臺錄音機。過去中蘇兩國是友好國家，現在反目成仇，氣氛非常緊張。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被蘇聯方面記錄在案。第一天的談判就很不順利，蘇方提出要在米格-21的合同裡加一句話——蘇聯派出專家，幫助中國安裝、組裝、培訓。
劉亞樓聽到「專家」二字，非常不滿，明確指出，我們絕不接受合同中出現「專家」這個詞，一定要改成「工程技術人員」。中蘇雙方為此僵持不下，打開了嘴仗。劉亞樓嚴正聲明，由於赫魯雪夫單方面撕毀協議，在中國的土地上已經沒有一位蘇聯專家,他說：「斯米爾諾夫同志，你可以告訴赫魯雪夫，如果這個詞不改，合同我們堅決不籤！如果他不同意，明天我們就回國！」終於，蘇聯人服軟了。
談判過程中，中方作為買家，提出到位於高爾基下新城的米格-21生產廠參觀，蘇方不好拒絕，只得同意。俄羅斯的高爾基工廠、莫斯科工廠及喬治亞的提比里西工廠，是蘇聯時期米格-21的三大生產廠，其中高爾基廠前後共生產了5765架各類型的米格-21，產量位居三廠之首。
克格勃在中國代表團的各個時間點、所經的各處都安排了特務，實施監視、跟蹤。陪同中國代表團參觀工廠的叫特羅斯特。孫維韜回憶：「這個人非常陰險，是克格勃的一個局長。」中國代表團試圖好好看一看各生產車間和生產流程，這個特務卻藉口說中方人員離開莫斯科時沒有帶護照，按規定不準在外地停留，限當天返回。
一天的時間，顯然不夠，看不全，關鍵的地方蘇聯顯然不想給中國人看。劉亞樓聽罷，勃然大怒，痛斥特羅斯特，「既然你是陪同人員，為什麼不提醒我們呢？你們這不成心為難我們嗎！而且，我們跟斯米爾諾夫團長說好來了待三天詳細參觀的，你為什麼逼我們當天就走呢？如果你還是採取這樣辦法的話，你就告訴赫魯雪夫，我們可以回莫斯科，我們還可以馬上回北京！不談了！就因為你成心刁難我們！」
在中方據理力爭之下，中國代表團在高爾基工廠參觀了三天，儘管按蘇方規定不能拍照、不能記筆記，但還是為日後仿製米格-21積攢了大量的經驗。
實際上，周恩來早已經預料到這次談判將極為複雜，中蘇關係已經發生質變，克格勃肯定有所行動。在中國代表團赴蘇之前的那次接見中，他刻意囑咐大家：「你們的任務很艱巨，一定要天天跟我匯報，一定要把所有的情況都寫成文字，而且要讓特派信使給我送來，不能發電報，也不能通電話，因為他們會竊聽。現在他們完全是以敵對國家的態度來對待我們。」
按照指示，孫維韜和代表團其他成員每天都要整理材料，然後上報周恩來。這些報告被謄寫到每頁15行，每行13字的稿紙上。最多一次，孫維韜他們連夜整理了100頁，內容涉及這次談判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蘇聯有沒有給中國代表團準備茶點、水果這類的大量生活細節。這些重要材料，由特派信使裝入信使袋，每天從莫斯科帶回北京，作為中國高層對蘇決策的重要依據！
這也是孫維韜第一次看到團級幹部級別的信使。一把手銬，一邊銬在信使袋上，一邊銬在信使的手上，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信使只能乘坐中國民航往返莫斯科北京的航班，不能喝蘇聯人的水，不能吃蘇聯人的東西，以防投毒，信使袋不能離身，包括上廁所。兩名信使輪流睡覺，輪流值班。
據有關資料記載，這些信使是外交部經由總參二部選拔的。他們來自軍隊，具有豐富的敵後鬥爭經驗；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與克格勃鬥智鬥勇，一次次順利完成了為代表團傳遞信件的艱巨任務。談判結束後，劉亞樓向周恩來申請，為這些無名英雄請功！
殲7試飛員葛文墉
孫維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