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沐芸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深圳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委員、個體化細胞治療技術國家地方聯合工程實驗室主任
「近日，美國不斷攀升的Covid-19病例數和各州此起彼伏的經濟重啟呼聲形成強烈對照。這個對照及一些研究提示我們，美國如果早2周實施Lockdown政策，可能會減少55,000人的死亡。全球大流行的數據也無時不在提醒人們，作為人的慣性之一，通常是好了傷疤忘了疼，傾向於不願意實施預防性的措施，因為預防性措施通常看起來不會有即時的收益或效果。」
這就好比寓言故事中的「螞蟻和蚱蜢」。通常，為了應對冬季這樣饑荒的季節，螞蟻會在食物豐足的夏季辛勤勞動並做好充足儲備。而蚱蜢卻只能活在溫暖和食物豐足的季節，無法度過冬季。因為蚱蜢從不為未來儲備，有吃的時候會傾向於一直吃，不會為即將到來的荒涼冬季擔憂或做任何儲備。現實中，大多數的人與蚱蜢具有相似性，食物豐富的時候，看不到饑荒臨近。好光景的時候，並不願為未來的不確定性做準備，以改變事物的發展曲線。因此，大多數人在風平浪靜的時候，看不到平靜下洶湧的暗流。蚱蜢就是通常說的「死於安樂」。
一、「蚱蜢」模式，無知無畏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得從我們的大腦發育和結構來看。人類大腦發育過程中，「程序」就是這樣編排的，優先眼下而忽略未來。因此大腦在進化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模式，更注重眼前、當下的即時好處和得失，而忽略對未來的長遠規劃。而公共衛生政策卻是典型的「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之事，其效果並不會即時顯現，甚至在缺乏平行對照的情況下根本看不出有什麼明顯的益處。現在我們回溯對比各國應對Covid-19大流行的舉措和後果，分析結果提示，如果美國提早2周LockDown這個決策可能會減少壞的事情發生；而「僅僅是沒有壞的事情發生」對於一些「無知無畏」的決策者來講，未雨綢繆顯然沒有意義，「未來會發生什麼不是我要考慮的！」現在才重要！
儘管人類歷史上發生了很多次疾病的「流行」和「大流行」，儘管公共衛生專家不斷敦促或警告「流行或大流行會捲土重來」，但無知無畏的決策者還是選擇了「蚱蜢」模式，眼前有的吃就儘管吃，完全不考慮未來。
美國的選舉體制決定了決策者的決策偏好，尤其是迷茫的大眾缺乏對Covid-19的基本認知時。通過選舉獲任的決策者通常會為獲得「及時滿足感」而選擇「蚱蜢」模式，盯著當下而忽略未來。當然，忽略長遠決策的後果在此次的Covid-19大流行中顯露無疑。雖然，此次疫情中的「長遠」也就是2周的時間。
大多數人，尤其是有些自以為是的管理者，如此無知無畏，除了大腦進化發育的成因，還有大腦進化發育過程中與其生長環境、社會文化互動的因素。
在成長發育的過程中，人類會形成2種心理機制參與決策制定：
一種是：延遲貼現（Delay Discounting）是人的決策要素之一，獎勵釋放與時間的關係；有人傾向於即時獎勵與回報，可以為了及時的滿足感而快意行動，完全不顧後果，哪怕這種後果會對組織帶來災難性的影響；但有人則願意放棄即時獎勵而選擇「笑到最後」，可以為了組織最終目標的達成而忽略階段性的困難或成果。前者是以自我為中心，後者則是以組織為中心。
另一種心理機制是：正常偏差（Normalcy Bias）會導致人們慣性地認為，未來會是一種和當前一樣狀態，並不會差也不會好。因為這2種心理決策機制，我們的大腦很難做出預防性的行為決策。而第二種心理機制尤其會妨礙防患於未然的決策制定。
當然，還有文化因素妨礙「未雨綢繆」，這就是：拒絕主義（Declinism）在作祟。拒絕主義者相信，與現在相比，未來會更差。甚至與宿命論相關，宿命論者相信，未來的問題太多，困難太大，以至於沒有辦法改變，只能自己「騙」自己，「無論做什麼，都無法改變未來」。因此也進一步約束了人們積極應對並防患未然。總覺得反正未來都很黑暗，為什麼還要庸人自擾呢？還不如眼下痛快！
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我們文化因素中存在著強烈的個人主義特點，也阻礙著我們提前做出應對決策。我們能接受在不改變個人舒適區和個人偏好的前提下預防問題，但卻往往不能接受通過改變自身行為偏好或者約束自己行為的方式來避免壞事發生的可能。此次Covid-19在美國的大流行，就極大聚焦出個人行為自由的偏好，領導者在自己決策導致的最壞情況出現時，卻「技巧」地營造出一種「外敵入侵，自己力挽狂瀾」的英雄氣概場景。而這些過度的個人主義促使集體的系統性決策機制失靈，行之有效的預防性策略也就被拋諸腦後了。
當然，從心理學角度來講，也有一些方法可以縮短這個猶疑的心理過程並降低負面的文化因素對長期決策的不良影響，擴大對預防政策的支持力度。比如，可以將當前的行動與未來的產出結合起來，有點兒類似幼兒教育。當然也有更傳統經典的思維，就是為下一代著想或者為人類未來命運著想，這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促進有些人願意現在開始做一些對未來有意義的決策和事情。也就是我國政府奉行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三、未雨綢繆，防患未然
從管理的角度來看，一些代理人，也就是企業主聘請的經理人在做決策時不太會著眼長遠，因為企業的長效收益與這些社會人的直接受益關係並不明顯。當然，這也取決於企業的運行機制，對經理人的特徵定義，對相關社會經歷、教育背景、職業經驗等的要求。
其實和美國國家治理類似。如果機制不支持候選人與行業和具體崗位相適配的品行特徵、良好職業紀錄、正常的社會/職業經歷和專業適配度，也就不能指望通過這一機制篩選出的管理者能為組織的未來發展做出有利的決策，類似Covid-19大流行的現狀就會周而復始出現。當然，美國這樣的國家目前可能仍有能力和實力對其錯誤的決策進行「亡羊補牢」。但企業呢？
通常，為了激勵代理人能做出符合組織發展的有利決策，企業主會制定機制，將企業的發展尤其是長遠發展與經理個人經歷加以結合，也就是通過具體的事件讓經理能感同身受自己「鼠目寸光」的後果以及這種後果對經理個人生涯的影響等。當然，這裡講的經理，指的是在專業能力上和個人職業生涯榮譽感方面具備一定適配度的那一類人。
而此次的Covid-19則是一個很好的經歷，讓一些決策者親身經歷自己「鼠目寸光」決策導致的後果，早期積極幹預並改變事物發展曲線的決策者會進一步強化其「未雨綢繆」的決策偏好；而那些深陷Covid-19泥潭的決策者恐怕也不得不從慘痛的後果中反思自己的「無知無畏」，如何避免下一次類似的事情發生。不過按照慣例，對於無知無畏者，無論多少的親身經歷可能都無法令其脫離「驚恐—應對」的決策慣性，畢竟，「好了傷疤忘了疼」是人生常態。
蚱蜢並不是天生的樂觀主義，或者天生懶惰。而僅僅是因為其大腦發育不完全，腦容量也就是計算能力使得蚱蜢只能顧得上眼前，而沒有長遠。但人類呢？此次Covid-19大流行的慘痛經歷能激發我們的大腦再編程嗎？像螞蟻那樣能居安思危，光景好時為未來留有餘地；而不是另一隻蚱蜢，只顧著食物豐富時一直吃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