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軍進藏女兵 為家為國為信仰(二)

　　編者按：1950年，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沉浸在解放的喜悅中，全國人民正在為建設祖國而摩拳擦掌。此時，第二野戰軍第十八軍部隊，為了解放祖國大陸最後一片土地，在雪山上跋涉，在荒野中行走，在激流中前進。

　　進藏路上，不僅僅只是行軍，還有修機場、修路等艱巨任務，這些可愛的女兵們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什麼叫「巾幗不讓鬚眉」。

　　誰說女子不如男？

　　經過四天的奔波，母親她們終於到達了四川甘孜。因為物資運輸困難，糧食供給不足，需要修建機場，投運物資。當時，物質生活保障十分關鍵，供給處任務艱巨。母親重點要做好供給幹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全體人員踏踏實實、深入連隊，及時發現問題，發現群眾中的好辦法，集思廣益。炊事人員幹勁十足、情緒高漲，他們提出「習慣高原生活，保證飯熟菜香」的口號，得到部隊指戰員大力支持、鼓勵，做到了幹部、戰士、上級全體滿意。他們說：「苦點、累點搞好夥食是應該的，是我們應盡的責任。比起施工人員還不算苦不算累，他們更苦更累。只要他們能吃飽睡好，施工好，我們是甘願苦的，也是愉快的。」

 
圖為戰士們挖窯洞。

　　母親說，讓她最心疼的是那些女兵。她們大的不到二十歲，小的只有十四五歲。為了參加解放軍，離開校園，告別父母親人，愉快地加入到進軍西藏的隊伍中。雖然她們大多數從未離開過「天府之國」，一入伍就要走向荒涼陌生的康藏高原，但是她們為能親身參加解放西藏、完成祖國統一的任務而興奮。

 
圖為進藏途中，用挖來的野菜蒸的包子。

　　高原的氣候瞬息多變，烏雲來時一陣雨水、冰雹讓人措手不及；轉瞬又是烈日高照，強烈的紫外線曬得人脫一層皮，沒幾天女兵的臉上都出現了「高原紅」。 在修建甘孜機場過程中，這些女兵像男兵一樣堅持施工，不喊苦不叫累，母親也和她們一起砸石塊，推小車。砸石塊時，沒有任何勞動保護用品，女兵們的手被磨得鮮血直流，又粗又糙；拉土車時，衣服磨破了，肩勒腫了，晚上躺在床上，一個個累得連翻身都困難。母親一直認為自己比她們年紀大，又是供給幹部，為沒照顧好這些女兵而內疚自責，但當時真是無能為力啊。

圖為女兵們砸石塊。

　　但是，如此艱苦的工作生活環境，也沒有泯滅這些女兵樂觀的天性。施工間隙，她們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和男兵們一起跳勞動舞蹈，鼓舞幹勁，將勞累拋到九霄雲外。同時，她們還積極開展群眾工作，教藏族女民工們識字、唱歌、做遊戲，給她們講解放西藏、統一祖國的偉大意義，還和藏族群眾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誼。

圖為施工之餘，跳勞動舞蹈。

圖為戰士們和藏族群眾互動。

　　修建甘孜機場期間，部隊的女兵們付出了比男兵們更大的代價。53師一女兵班的窯洞由於沒有經受住雨雪的衝擊倒塌了，11名女兵被埋在了窯洞內，全部犧牲。戰士們將這些犧牲的女兵安葬在能俯瞰到整個機場的一個山坡上，讓她們能分享機場建成的勝利果實，並永遠陪伴著它。

　　時隔幾十年，母親每每提及此，都會流淚。2001年6月，為了紀念「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重走十八軍當年的進藏路，我的二哥和很多十八軍子弟來到甘孜機場舊址，專門祭奠了這些已長眠於此五十年的女兵們，還了母親多年的夙願。並深切地感謝為女兵墳墓守護了五十年的原十八軍老戰士張鎮泰、白瑪夫婦。

　　陌生的母親

　　就在修建機場將要竣工的時刻，母親接到十八軍李覺參謀長電話，說要見母親。母親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孩子出事了。急忙趕到後，李參謀長說：「文心同志，告訴你不要著急，孩子在成都病了已送醫院，沒有大的危險。」接著又說：「軍黨委已決定調你去擔任十八軍成都採購站政委，這個擔子也很重，關係到咱們全軍進軍西藏的軍需物資保障，你要做好工作。」

圖為母親（中）帶著我（前右）、四弟（前左）和兩位阿姨合影留念。

　　原來前不久，李覺參謀長去成都公幹，專門看望了留在成都的十八軍子弟們。當時正值冬春交替之際，氣候陰冷、潮溼，兩歲多的我感冒發燒了，李參謀長來看我們，發現我病的嚴重，趕快把我送到醫院。醫生說，已合併嚴重肺炎，再晚些日子送來，就沒命了。李覺參謀長回到甘孜和首長們商量後，認為無論如何不能再讓悲劇重演（張國華軍長的女兒難難就是因為肺炎，照顧不周而去世）。於是，母親就被派回了成都。後來，母親經常對我說，是李覺伯伯救了你的命，你要永遠記住。

　　一路風塵，母親坐了幾天的汽車終於到達成都。一下車立即問：「進軍呢？」母親說，當時的我黝黑瘦小，頂著個大腦袋，瞪著一雙大眼，根本不認識母親。母親難過地說不出話，只能流淚。當時，好多十八軍的孩子都因為長期見不到父母，對父母親已經很陌生了。所以就出現了保育院裡的孩子們，只要看到前方回來的軍人就喊爸爸媽媽的心酸事情。

　　母親，母親

　　1952年，父親去南京軍事學校學習，母親帶著我和弟弟隨父親去了南京。1953年，為了響應黨的號召，支援社會主義建設，母親脫下軍裝轉業到地方工業部門工作，參加了南京機器製造學校（現為南京高等工業專科學校）的籌建。後因父親生病，1954年，母親又帶著我們隨父親輾轉回重慶，在重慶市組建一機部辦事處任教育科長。當時，全國掀起社會主義建設高潮時期，人們都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無論走到那裡，母親都以工作和黨的需要為己任。

圖為我們家唯一一張全家福。

　　1955年，父親考慮到西藏的需要，毅然決然地選擇重回西藏。父親對母親說：「西藏雖然艱苦，但總要有人去，黨和祖國需要，作為共產黨員更是義不容辭。現在的條件比剛進藏時強多了，還有那麼多老戰友仍然奮戰在高原呢。」母親當時帶著我們兄妹6人，還要兼顧工作，非常辛苦，雖然深知當時西藏的艱難環境，比起內地要辛苦千百倍，但是仍然全力支持父親的決定。後來，母親對我們說，當時你們太小了，又無人照看，否則我一定會跟你們父親再回西藏工作，好好照顧他。那樣的話，他也不至於剛剛年過四十，就離我們而去。

圖為我的父親和母親。

　　1957年6月2日，我們的父親金紹山，因積勞成疾去世了。那時母親還不到三十五歲，卻遇到了中年喪偶這一人生之大不幸。當時我們兄妹大的13歲，小的只有2歲，母親腦子裡一片空白，無所適從。軍委領導考慮到母親的實際困難，決定將母親從重慶調到北京工作，方便家人照顧。

　　剛到北京，組織上徵詢母親對工作安排的意見，母親沒有提任何要求，完全服從組織決定。母親認為，作為共產黨員，一切由黨安排。

　　為了不讓痛苦壓倒，母親把我們兄妹幾人安排好，大些的送去上小學、幼兒園寄宿，小點兒的由阿姨照顧，隨後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為了讓我們記住父親的優秀品質，永遠繼承老紅軍的光榮傳統，母親將父親的一生，歸結為「謙遜、堅（定）辛（勞）、樸素」這六個字，給我們六人取新名，分別為「金謙、金遜、金堅、金辛、金樸、金素」。

　　1957年，母親進入北京市二輕系統工作，一直到離休都兢兢業業，信守「相信黨，相信群眾」的基本原則。母親教育我們，要感恩、要回報，母親常說：「你們的父親雖然早逝，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留下了他的名字。很多戰友犧牲了，他們連名字都不曾留下，如此說來，你們的父親是幸運的。你們永遠不要忘記犧牲的先烈們。」（中國西藏網 記者/孫健 講述者/金堅 圖片均由金堅提供）

　　後記：在母親節之際，謹以此文獻給已經逝去的張文心同志及所有十八軍進藏女兵。

　　

（責編： 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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