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為毛壽龍在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的政策透視研討會上的講話
毛壽龍：下面講一下理論問題。第一個問題大家看到，講到環境保護的時候，最重要的理論是外部效應理論，什麼叫外部效應呢？就是說個人或者企業對外面產生積極或者消極影響，又沒有支付成本或者得到收益，這叫外部效益，所以每個人，每個企業都有積極外部效益傾向，所以對於這個問題，經濟學就認為市場無能為力的，需要政府採取行動，現在環境保護部也在談環境保護水，比如說我抽菸，你徵了我的抽菸稅那我就抽了，你徵了我的稅我就破壞環境，所以不解決問題。但是從經濟學，就是稅和罰款是一回事，他們對於正的外部性，一般來講是採取補貼的辦法，這個跟科斯定律有點關係，也就是說現在我抽菸，汙染馮興元的環境，但是馮興元要對我進行補貼，讓我蓋一個房子跑到吸菸室去抽菸，這是一個方法。
鄭旭光：也就是說你有沒有吸菸的權利。
毛壽龍：選擇是另外一回事，權利後面再講，沒有權利的時候也是可以這麼考慮的。政府對個人積極的外部行為進行補貼，這是一個政策手段，外部效應理論有一個政策建議就是要補貼，你做好事了就要補貼。第二個就罰款，你要排汙了我就罰款，你破壞環境了我就罰款，這是政府的手段，IPCC是應該沒有這個手段。實際上這兩項政策理論上是這樣，但是實際上政府選擇，如果是補貼的話，一般來講補貼是不到位的，比如說你要少生孩子，生一個孩子，一般補貼50塊錢100塊錢不改變人的行為。如果要補貼企業去排汙，一般來講是有地方的政績在裡面的時候會去補貼，但是如果沒有政績，比如說跟政績沒有直接的關係，一般來講不會去補貼排汙的，所以任何補貼基本上不是因為排汙的考慮，也不是因為環境保護的原因。比如說農業柴油補貼，絕對不會因為環境問題補貼，肯定是因為有其他考慮去補貼。現在大家看美國，乙醇汽油是靠政府的補貼維持低價格，但是實際上有幾個補貼，一個是柴油補貼，農用柴油低價，還有一個低稅收，還有一個水價也低，到實際市場上賣的話，美國政府還給它補貼，農業補貼特別多，最後轉變成玉米，補貼一大堆玉米，然後再生產汽油，機油生產的時候還要補貼，當然這個跟環保沒關係。為什麼有積極性？因為歐巴馬第一次贏得選舉，所以推出這個政策他就贏了，這是一個政治原因，不是一個環保。
第二個罰款，罰款政府很有積極性，大家想罰款我把你的錢罰了，都交罰款了難道你還要怎麼樣？我一邊抽菸你罰我50塊錢我再抽一根，尤其是企業更是這樣，所以實際上另外一個就是罰款理論是我罰你的款，比如說我抽菸，罰我的款補貼給馮興元。你看看罰款有沒有補貼給馮興元？所以政府實際上政策選擇並沒有根據這個邏輯支付給受到影響的人和企業，所以我們說，實際上政策選擇是政府會採取罰款的方法，結果對於環境治理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政府可以養活一批環保人員。
鄭旭光：罰款不是為了補償，就是政府行為。
毛壽龍：所以傳統的外部效應理論是有問題的，而且提出的政策建議，實際的政策選擇沒有他所想像的那樣。
我們要提出一個新的外部效應理論，傳統的外部效益理論錯在計算的是社會成本和收益，誰在計算？給這計算？誰來支付？就是沒有考慮到外部效益的個體性，就是我抽菸肯定損害的特定的人，而不是社會。環保也一樣，我把一條河流汙染了，我汙染的是鴨子和鴨子的主人，我汙染社會？社會在哪兒？沒聽說過。所以所謂社會受到損害或者受益，政府是社會的代表，結果就使得決策出現錯誤，一個新的政策選擇，實際上政府要界定個人的權利，受害者有權主張自己的權利，政府保護受害者的權利主張。原來的外部效益裡面實際上不以權利為基礎，我們新的外部效益理論應該以權利為基礎，科斯就發現這一點，實際上外部效益理論沒有產權理論，所以他認為只要交易成本為零。政策選擇的過程就是要讓利益相關方介入政策選擇，政府不獨家壟斷決策權，所以我們說環境信息公開，利益相關者參與很關鍵，但是現在大家看到我們IPCC參與的人都不是直接的受害者，而是有其他考慮的人，不是說有利他的政府或者有利他的環境保護，還有利他的個人那樣的人，個人號稱是利他的，但是他們有50萬美元一年的房費，所以不是權利的，所以我們說新的政策選擇應該是利益相關者起到真正的政策決定作用，而不是利他的政策。所以我抽菸了不是政府來罰我，政府可以幫助馮興元來問我要錢，所以說政府可以幫助我向馮興元要補貼，如果讓我不抽菸的話，我企業也這樣，企業在這兒做的很大，你要罰我要關我沒必要，你可以動員當地老百姓給我補貼，老百姓得到就業了，環境也好了，你罰我錢我企業就死定了。
鄭旭光：就是下界定權利。
毛壽龍：不是先界定權利，而是根據這個結論來推導，利益相關者才有權利，而不是政府可以壟斷決策權，從政策過程來講。
鄭旭光：你開始有抽菸的權利，他不讓你抽，他就要給你錢。
毛壽龍：這個沒有關係，這個是我先抽的，這個權利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你界定給我的，是我抽出來的，企業也是一樣的，企業已經發展了，這是我在這兒發展出來的權利，這個河流剛開始我汙染了，空氣剛開始汙染，這個權利是我先有的，並不是我說損害了你們的利益，剛開始老百姓一聞汽油聞很香，以為哪裡有汽油味哪裡就有發展。
鄭旭光：煙塵多就是社會主義發展了。
毛壽龍：所以這個是權利的輔助性。所以我們說產權界定就是說，如果我擁有一片森林這是我的產權，按照這個又是當地的水源地，這就是一個產權的問題了，就是產權什麼時候也有，並不是說先界定了，而是說有了經濟價值以後才有，而這個經濟價值先利用先所得，是一個習慣問題。並不是說政府出來我來界定產權，這是你的，這是我的，這樣的話永遠搞不清。森林是你的，但是我一直用這個水源地，原來我搞不清楚水是從你們家森林裡來的，但是你把森林砍了我就完蛋了。所以全球氣候變化，包括碳排放也同樣面臨著這麼一個邏輯，誰可以主張這個權利，誰的自然的權利是什麼？我們發達國家是有自然權利，你要承擔，發展中國家也有自然權利，也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們新的政策選擇實際上是根據自然的生活配置的問題，這是外部效應理論，經濟學家用它提供了很多非常錯誤的政策選擇，對於環境保護一點都沒有好處。
第二個就是公益物品理論，環境保護者一般用外部效益理論覺得可以罰款補貼一部分人，提出環境保護稅。但是環境資源最近認為不是外部效益問題，有人當成是一個全球性的公益問題。比如說科學家說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不可分割，這是全球性的另外一個比喻性的提法，從理論上來講是這樣，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怎麼辦呢？國家是公共資源的擁有者，讓國家來做決定，怎麼決定呢？禁止你排碳，禁止你排汙，禁止你砍柴森林，禁止是燃燒煤，不讓你開大排量的車，否則進行行政處罰？什麼叫行政處罰？一般是罰款，或者說吊銷你的執照，不讓你上街，你要上街就拘留你，那是刑事權利。行政處罰加刑事處罰，還有一個行政管理，通過審查、檢查，看你怎麼樣。
第二個就是利用，一個是禁止，國家資源總是要利用的，否則不是公益物品了，所以國家是公共資源的擁有者，通過國家權利實施資源配置，比如說我建立國家消費公共資源，搞一個國家的礦山，搞一些國家的煤礦然後來消耗公共資源，或者建一個國家的水廠，搞一個南水北調工程，搞一個引黃入京工程等等。第二個就是國家分配環境資源，行政審批、碳排放的配額，全球性配額，陸陸續續搞配額，京都議定書和前面產權方案不一樣的地方，一個是自然形成的權利，一個是國家給你分配，國家分配管理，嚴格的行政管理措施這幾種方式來實施資源配置，這是現有的公益物品理論的政策意義，政策選擇。
一個核心實際上就是產權的問題，好像我們擁有一個地球，好像是我們擁有這個地球，但是我們擁有這個地球的意義是什麼呢？我們是誰？我們是選出一些人，或者說有一些人自以為我們選出來代表我們的利益，這個地球實際上是由封閉的行政控制權控制的個地球，而不是我們，我們到哪兒去？我們在地球上這個地方是你的？這個黃河水是你的？這個空氣吸進來是我的。所以行政控制系統本身的利益最大化，理論上幾個利益上扭曲資源配置效益。官員偏好替代市場偏好，資源配置按照設租能力配置，誰能把這個東西找到一個尋找租金的機會。或者資源按照尋租能力配置。這個配額誰能拿到？經常找他吃飯的人，經常跟他關係好的人搞得到。實際上市場基礎越差，政府替代市場水平越高，資源效率就越低。目前煤電油的配置就是這樣，跟美國一談判煤電油漲價，中國實際上早就想著煤電油應該漲了，在那邊損失了80萬的股票，這邊享受幾塊錢的補貼沒有意義，對老百姓來講寧願要更多的市場不要政府，有了政府更麻煩，股票市場不行了，就業機會沒有了，掙錢更少，所以這次煤電油漲價沒有人反對，本來怕示威遊行，沒有。大躍進是把我們長了幾百年的樹砍下來煉廢鋼鐵，上山下鄉挖草原，現在大量的政府工程破壞環境，實際上現在我們很多環境破壞是由於政府工程引起的，所以這實際上是一個行政控制權所導致的悲劇。
從私人產權界定到市場運作，實際上是一個從公共到個人，所謂開放的產權要封閉，如果變成一個個人的產權，就是資源增值的時候是產權界定的機會，比如說水權界定，水之前的以後，水權可以根據習慣性的界定來確定，大家看一下一個村，水從上遊流下來，流過梯田，有你們家的我們家的他們家的幾份，有乾旱年，風水年什麼年，怎麼排水，水怎麼進來，優先供給哪個地方，所以這個他們都有自己的習慣性的規定，並不是說這個水你們家水缸一裝就是你的，而是流動的，黃河水權也是一樣，漁業資源也是，現在漁業資源全國人民只要有二百萬塊錢買一條船就可以去抓魚。包括空氣也是一樣的，我們空氣也有一個經濟價值，可以去考慮，所以有人提出來人的行為的習慣可以從中發現很多產權，這是公益物品的理論，實際上所謂的公益物品不是說這個地球是我們的一個地球，而是大家的，每個人的一塊這樣一個資源。
第四個涉及到一個法律問題，就是說環境保護越來越走向刑法，更多的是行政法，什麼叫行政法呢？就是說我抽了煙，我排了汙損害了別人的利益，不是那個人來主張我的權利，而是政府過來說你不行，我要汙染環境是政府給我排汙權利，而不是別人，所以什麼叫排汙權？沒關係的，是一個民事權利，我排汙你補貼我給你錢，你覺得如果沒有我你活不下去，你就給我排汙權，沒有我，你把我趕走了，你就是美麗的天空下一片貧困，有什麼意義呢？但是有我了你肯定會有汙染。所以不要以為忍受汙染的能力一定要引進乾淨的，引進乾淨的是高成本，對生活一點也沒有好處，沒有發展，所以實際上是民法意義上對於環境資源的使用問題。所以我們說民間習慣或者民法意義上的一個界定是資源的較量。
另外一個從政策角度來講，實際上外部效應理論或者共法理論，一個最大核心的特點就是要把決策權最好集中到一個人身上，由一個人來說話，有外部成本。但是這個理論實際上，外部效益理論有外部成本、收益，如果跟社會成本連在一起就集權了，但是跟個人收益和個人成本聯繫在一起就可以是分權的，所謂的市場失靈，可能是個人的失靈，而不是一定要把決策權注重到決策核心上去。公法和私法，我們越來越公法化，好象是有效了，但是大多數情況下決策是失效，我們五級政府，七級政府，集中到最高級決定的話就很難，所以我一直反對搞一個環境保護部出來，結果除了他想去當總理以外還有什麼追求？沒有什麼追求了，本來級別低一點，還搞搞什麼環境保護，所以追求的是更高的決策權，而不是去追求更好的決策效率。複雜的長期有效的往往是一種分散的決策，而不是統一規定誰抽一支煙每個人交五毛錢，這肯定不是最有效的方法，肯定是無效的方法。所以我們說從決策意義上來講，決策權的配置應該是成本收益和決策權是對稱的，誰付費誰負責，社受益負責，誰受害誰負責，你受了害沒有去主張自己的權利，那是自己的責任不是別人的責任，別人說你吸二手菸怎麼不阻止他？雲南人為什麼要抽菸，說我們雲南是以菸草業為主，如果提高不吸菸我們雲南就完蛋了，雲南人自己也抽菸，抽菸才能使當地經濟發展，包括環境汙染也是一樣，有些地方是願意選擇更好的環境，但是連發展權都沒有了，那是有問題的。所以我們說讓成本收益和決策權對稱是有效解決環境問題的一個體制變革效益，或者國家，或者環境NGO應該去當助手，而不是要去主導，也不是要去多管閒事。搞不好就變成環境的野獸或者暴徒了。
當然最後一點，涉及到剛才的問題，外部效應理論和決策權理論，包括法律理論，實際上都是有關人的理論，出發點就是這是人的行為，這是我的物品，我們通過人的行為和努力可以改變，可以選擇和控制，但是實際上有一點，我們的能力到底有多少？我們是不是可以清醒地認識到對我們是有好處的還是有壞處的，不可能說我來思考對你有好處改變壞處，實際是一個能力，很分散的，另外屬於全球氣候的事情已經超出了人為可以控制的東西，科學家90%認為的也未必是政府的，所謂的科學是什麼？科學就是很多不確定的東西科學家說出來了，經過研究讓它稍稍可以確定的東西。你要讓科學家籤字，科學家從來不會為你承擔責任的，科學家建議你多吃蔬菜你就猛吃蔬菜，科學家說我沒讓你吃那麼多，最後吃蔬菜吃住毛病。科學家說明天會陰有小雨，最後沒有陰有小雨，他說我算錯了，並不是說科學家因此完蛋了。科學家是學術自由，學術自由他才有真正的權利。尤其是對全球氣候這種東西，非人為可以控制的，實際上是一個敬畏而不是控制，是適應而不是去控制的一個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如果通過人為的努力，尤其是通過損害自己的那種方法的努力，我們更重要的去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通過市場來提高管理資源的使用效率，而不是說去通過行政配置的方法重新回到過去，或者說對於自然好像以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那麼小，好像就在我們手裡可以玩，實際上地球要玩現在還不知道呢，尤其是碳，70年代科學家說地球會變冷，現在好像就會變暖，極端天氣導致的結果，所有地方都在發生極端天氣，過去發生極端天氣一死一千萬人，現在一死，發達國家搞個地震死十個人。像7.9級的地震，最後死了7萬人，再加上失蹤的8萬多，所以現在不讓我們比較，但是如果比較下去就知道，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沒有發展的話，在極端天氣面前死亡的人數只會多不會少，包括病也是一樣，想通過氣候控制來減少得病生病的人數這是有困難的。
我基本的想法就是說，我們現有的環境保護有一些基本的理論，包括外部效應理論，公益物品理論，法律理論，集中決策理論，人為理論，實際上有它的理論基礎，但是這些理論基礎並不必然得出集中的決策和集中的政府行為，高強度的環保NGO組織的行為，好像能夠解決環境問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