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末，在經歷了一段相對平靜的發展時期後，有兩方面變化開創了FPA研究的新時期：
第一，冷戰的結束使人們對「具體行為體」（actor-specific）理論產生了新的興趣。這場兩極的（bipolar）、準零和（quasi-zero-sum）的競爭，聚焦於宏觀的約束條件（macro-constraints），相對而言更適合於抽象的、「一般行為體」（actor-general）的分析。此外，由於蘇聯體制的不透明性（opaque），「一般行為體」理論在冷戰時期更為實用。然而，冷戰的結束再次表明，單從體系層面的變量來解釋或預測體系變化是不可行的。我們對事件的直觀理解更多涉及與FPA相關的變量：Gorbachev, Havel, Walesa的個性；Lutheran Church和Green Movement等行為體的活動；軍隊、政黨、官僚機構等國內各角色之間的鬥爭。這使「具體行為體」理論的復興成為必要。
第二，FPA經典研究中一個核心的方法論悖論（methodological paradox）得到了解決。這一悖論曾在FPA的CFP學派中最為明顯。冷戰時期，隨著「一般行為體」理論逐步在IR領域佔據主導地位，IR事實上將「一般行為體」理論的屬性（attributes）內化為所有（all）理論的典型。簡約（parsimony）、抽象（abstraction）、「精巧」（elegance），以及對建立在關於民族國家行為的無時（timeless）、無背景（contextless）概括之上的宏大（grand）、統領性（overarching）理論的追求，被認為是IR理論構建的目標。這種目標導致了對於方法論選擇的偏好，如博弈論（game theory）、理性選擇模型（rational choice modeling）、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large-N實證研究（large-N empirics）。然而，將適合於「一般行為體」理論的理想和偏好應用於「具體行為體」理論的嘗試卻是一種失誤。二者在目標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方法上也是不同的。「具體行為體」理論是具體的（concrete）、前後關聯的（contextual）、複雜的（complex），簡約的原則並不一定適合「具體行為體」理論。「一般行為體」理論家所偏愛的一些方法，如文本分析（content analysis）、深入的案例研究（in-depth case study）、過程跟蹤（process-tracing）、基於施動者的計算模型（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models）和模擬（simulations）等，也不適合「具體行為體」的研究。「具體行為體」研究的許多變量都是不可量化（nonquantifiable）的，如文化、小團體動態（small group dynamics）、官僚政治等。只有當人們開始承認並接受FPA的理論發展和方法論偏好不同於當代主流的IR時，FPA研究才能取得新的進展。
隨著人們對「一般行為體」和「具體行為體」理論的差異和互補性有了進一步認識，FPA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取得了蓬勃的發展。當今FPA中最活躍的理論發展領域有：決策（decision making）、領導人個性特徵（leader characteristics）、文化與身份（culture and identity）、方法論（methodology）以及整合（integration）。
決策的理論發展
1.IR中人類施動者的意義建構與情境設定
作為IR中必要的微觀基礎（microfoundational）理論工作的核心，外交政策中存在著一些關於人類施動者（human agents）的情境解釋（situational interpretation）和問題陳述（problem representation）的創新研究。年輕一代學者正不斷加入Philip Tetlock, James, Voss, George Breslauer, Donald Sylvan和Charles F. Hermann (Vertzberger, 1990; Breslauer and Tetlock, 1991; Voss Wolfe, Lawrence, and Engler, 1991; Billings and Hermann, 1994)等人的研究中。Sylvan和Voss的《外交政策決策中的問題陳述》（Problem Representation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Sylvan and Voss, 1998)一書是該類研究的代表，展示了年輕學者在這方面的努力。
論及個別學者的努力，Boynton關於人類施動者（human agents）因素在解釋外交政策情境（foreign policy situations）方面的長期研究值得關注。例如，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中，Boynton利用國會委員會聽證會的官方記錄，調查委員會成員如何理解當前的事件和政策。通過將聽證會上的問題和回答做一個展開的敘述，Boynton能夠描繪出每個委員會成員的「意思」（meaning）是如何具體化的，以及他們如何試圖與其他成員和正在作證（testifying）的人分享他們的意思。Boynton因此提出了「解釋三重性」（interpretive triple）的概念，以此來理解如何通過合理的解釋（plausible interpretations）來建立事實之間的聯繫，並說明如何賦予解釋以合理的效果（how plausibility is granted to an interpretation），從而確定哪些解釋在聽證會創造的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下是合理的。
Purkitt（1998）率先在IR中使用「有聲思維報告」（think aloud protocol, simply 「TAPs」）來了解外交政策的「決策前」（pre-decision）階段發生了什麼。當人們思考外交政策中的一個假設問題時，Purkitt用言語（verbalizations）來詢問他們所用推理（reasoning）的參數（parameters）。她發現推理者的背景（background）確實會影響他們的推理，更重要的是，問題陳述（problem representations）通常是推理者在考慮了兩到四個因素之後做出的。此外，這些問題陳述在做出之後，會相當快地得到「明確」（harden）。
Alex Mintz和他的研究團隊開發了一個決策委員會（decision board）平臺，用於檢驗信息獲取（information acquisition）、備選方案評估（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s）和決策者的選擇（choice by decision makers）。Mintz、Geva、Redd和Carnes（1997）使用實驗（experimental）的方法創建了一個微機接口（computer interface）來將決策委員會實例化（instantiate）。計算機追蹤決策者如何從決策委員會獲取信息，例如，決策者以何種順序（sequence）獲取各種備選方案的信息。Mintz和他的團隊展示了一種兩步的決策過程：在第一步中，可能會導致嚴重政治損失的替代方案將被剔除；在第二步中，剩餘的替代方案在相互比較中進行分析。Mintz（2004）認為，這種多元啟發式(poliheuristic)方法可以協調認知理論（cognitive theory）與更為主流的預期效用方法（expected utility approaches）。Mintz（2003）和他的團隊還對實際的外交決策進行了一些案例研究，以增強其實驗效果。
2.賦予IR中的行為者意義，使其說服他者和擴散自身；相互競爭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性分析（Persuasion and Diffusion Undertaken by Framing/Meaning Entrepreneurs within IR; Analysi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ompeting Entrepreneurs）
在外交政策中，一旦人類施動者（human agents）開始進行問題陳述（problem representation），那麼只有當這些陳述（representations）作為國家行動的適當基礎（appropriate basis）得到其他人的一致確認時，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才能隨之而來。為此目的，必須擴散其陳述，然後是在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下的說服和對說服力的競爭。「行動者」（entrepreneurs）由此被賦予意義，從而可以作為「施動者」（agents）進行研究。
例如，Lotz（1997）圍繞「美國人是如何默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這一問題開展了調查研究。畢竟，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與加拿大不同，墨西哥是一種「外來」（foreign）的存在。從習慣上，把美國的經濟命運與這樣一種外來文化聯繫起來，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事實上，美國輿論在這個問題上分歧很大，一大部分人對此難以抉擇。Lotz認為1993年的Gore–Perot辯論對美國決策集團（bloc）的動搖作用非常關鍵，因此他對這場辯論的修辭（rhetoric）進行了分析，以展示Gore和Perot如何運用不同版本的美國國家認同（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Lotz稱之為「myth」，即「神話」）。Gore成功地超越了Perot，重鑄了美國國家認同中的美國夢（American Dream），使NAFTA看起來是它的自然延伸（extension）。這種漫無邊際的策略（discursive maneuver）產生了真正的實證效應，促使NAFTA得到了通過。
Grove和Carter（1999）通過研究Gerry Adams的說服（persuasion）嘗試與John Hume的說服嘗試之間的相互作用，對這一研究領域作出了重要貢獻。John Hume試圖影響他們在北愛爾蘭的同胞，以回應衝突第三方的倡議。Grove和Carter通過比較兩人的競爭話語（rival discourse），分析出兩人和其各自背後團隊可能的視野（horizons of possibility），以及由此導致的分歧。Grove和Carter甚至進一步認為，在北愛爾蘭衝突中，第三方（美國）的壓力和影響力能否成功發揮作用，可能取決於Hume和Adams之間的內部辯論狀態。
Sylvan、Majeski和Milliken（1991）研究了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在越南戰爭期間的大量書面材料。他們質疑了這些材料中的戰爭政策建議：一份聲明（statement）何時成為了「合法」建議（bona fide recommendation），以至引起其他施動者（agents）的關注？這種聲明如何與建議（recommendations）和反建議（counter-recommendations）的流動（flow）相吻合？說服（persuasion）是如何進行的？為了回答這樣的問題，Sylvan等人用示意圖標出這些建議的流動路徑。
在這方面還需要提到ICON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ation Simulation)，這是馬裡蘭大學的一項長期研究項目(ICONS, 2004)。雖然該項目是針對高中生和大學生的基於網絡的（web-based）外交政策談判或危機情景模擬，但也可以用來研究說服（persuasion）是如何發生的。該模擬以網絡會議的形式進行，交換公共和個人信息，並以對提議的最後表決結束。
3.人類施動者在IR中的變化與啟示
Levy（1994）力圖將「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引入IR理論，為此提供了有用的綜述（overview）。在這裡，我只強調解決這一問題的兩項努力。
Bonham、Sergeev和Parshin（1997）利用Bonham的認知映射技術（cognitive mapping），發現1963年《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Partial Test Ban Treaty）談判期間Kennedy和Khruschev頭腦中出現的新認知結構（new knowledge structures）。這些新的認知結構改善了相互理解，使兩人之間的互動有了更大的自釋性（reflexivity）。作者認為，這種「共同的現實構建過程」（shared reality-building process）可能是兩個對手成功談判的先決條件。
Chafetz、Abramson和Grillot（1997）使用國家角色概念（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imply 「NRC」）分析，來跟蹤身份隨時間的變化。這是對NRC的創造性使用，因為NRC通常用於解釋國家行為在時間變化中的持續，而不是變化。他們對烏克蘭進行了案例研究，在烏克蘭成立最初幾年的動蕩時期裡，烏克蘭被要求放棄其核武器。對此，烏克蘭首先是拒絕，隨後幾年便默許了。Chafetz等人通過追蹤烏克蘭高級官員的聲明，發現隨著外交決策的變化，烏克蘭的NRC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Chafetz等人由此證實，人們做出的決策會依賴於其他人而變化（who was making what statements that were then built upon by others）。
4.在團體中互動的人類施動者研究
個體施動者的施動性（agency）是如何通過與小團體中其他施動者相互作用而轉化的，這一研究在FPA中有著悠久而卓著的歷史，以Janis（1982）的研究最為典型。不過一些新近的研究也不乏細緻和深刻。《超越團體迷思》（Beyond Groupthink）(’t Hart, Stern, and Sundelius, 1997; but see also Herek et al., 1987, 1989; McCauley, 1989; Ripley, 1989; Stewart, Hermann 『T Hart, and Hermann, 1989, 1990; Gaenslen, 1992), Beasley (1998:109)一書中，學者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將團體視為決策者互動的複雜論壇（forum），並開始將我們對個人（individuals）的認識和判斷應用於集體層面（collective level）」，直接解決了團體研究中固有的聚集性問題（aggregation problem）。書中總結了六個聚集原則（aggregation principles），並在針對1938年英國內閣會議的案例研究中，實證檢驗了每一種方法的使用程度。這些原則包括簡單性（simplicity）、單一表述修飾（single representation embellishment）、派系性（factionalism）、共同分解（common decomposition）、共同選擇（common alternatives）和專業知識（expertise）。
Sylvan和Haddad（1998）研究了團體環境（group environments）如何調節個體認知（individual cognition）。他們利用一個實驗模型，針對一小群正在討論某個外交政策問題並試圖就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做出決定的人展開研究。研究發現，這樣的小團體試圖為正在發生的事情創造一個共同的「故事」（coauthored 「story」）。然後，合著的結果（coauthorship）允許集體做出行動決定。圍繞著這個「故事」的創作的團體互動（group interaction），不時會有敵對的故事情節（story lines）碰撞的時刻。社會中衝突的消解（working-through）可以追溯至參與者考慮Sylvan和Haddad所說的「視情況而定」（it depends）的艱難時刻。當一個參與者說，「這取決於……（我們的意思，我們想做什麼，等等）」時，整個團隊必須通過說服和分析，努力回到一個一致的故事情節（consistent story lines）。
新近關於官僚或組織機構對外交政策影響的研究採用了以施動者為導向的（agent-oriented）觀點來解釋制度創新的來源（Drezner，2000）或外交輔助機構（foreign aid bureaucracies）政策產出的變化 (Van Belle, Rioux, and Potter, 2004)。
5.關於領導人個性特徵的理論發展
領導人評估框架
領導人評估模式不斷經歷著修訂和完善(Hermann, 2003; Post, 2003a, b; Renshon, 2003; Weintraub, 2003; Winter, 2003)。研究者可以通過運用不同類型的解釋框架（explanatory frameworks）來理解同一個領導人，從而對這些框架的相對優勢和劣勢進行明確的比較( Winter, Hermann, Weintraub, and Walker, 1991; Singer and Hudson, 1992; Snare, 1992; Post, 2003a)。Margaret G.Hermann在過去十年的研究裡，對框架進行了重新設計，更加強調領導人對新信息的開放性（openness to new information）和對限制的態度（attitude toward constraints）。Hermann結合對領導人是否更多地受到外部或內部力量激勵的評估，現在已經構建了一個更系統的評估領導人外交政策取向的工具。不僅Hermann的框架，Walter Weintraub、Richard Herrmann的框架，以及Stephen Walker和Michael Young開發的「行為密碼變體」（operational code variant），都已經通過使用ProfilerPlus實現了自動化（Young，2004）。可以說，近年來，技術的發展使「行為密碼分析」（operational code analysis）再度興起(Young and Schafer, 1998; Marfleet, 2000)。在更加定性（qualitative）的領導人評估方法方面，Post（2003b）擴展並闡釋了他的「記憶方法」（technique of anamnesis），提出了一種政治心理傳記的形式。
新領域：神經科學、情感和化身
作為第一大新領域的神經科學（Neuroscience）將深刻改變人類決策理論，對FPA產生重要影響。此外，作為第二大理論前沿的情感（emotions/affect）及其在決策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迄今為止，關於情感影響在IR中作用的研究很少(Crawford, 2000; Cottam and McCoy, 1998)。但其他學科的重要新發現，如Daniel Gilbert所描述的「錯誤想法」(miswanting)，George Lowenstein所指出的「共情鴻溝」（empathy gap），或以Richard Thaler為代表的行為經濟學學派（behavior economics school）的新發現，都指出了情感的強大作用（Gertner，2003）。第三個新的研究領域涉及才智（intellect）和認知（cognition）的化身（embodiment）問題：除了情感，身體（body）對於我們的推理有什麼影響？除了關於疼痛（pain）和疾病（illness）對決策影響的新發現外，新近關於個體和基因決定「幸福設定值」（happiness setpoint）的假設，也可能對FPA研究有影響（Schwartz，2004）。
6.關於文化、身份和社會團體的理論發展
國內施動者對國家角色概念認同的建構
Holsti（1970）提出的國家角色概念（NRC）研究仍然是解決國家認同形成（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問題的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 (Walker, 1987)。Holsti特別將NRC與人類施動者（human agency）聯繫起來，將個人對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表達（articulations）作為NRC的衡量標準。Banerjee（1991, 1997）使用折衷的方法（eclectic methods），如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過程跟蹤（process-tracing）和計算機模擬（computational modeling），追溯了衝突中身份認同的起源和演變。例如，Banerjee微量了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作為個體施動者的國家認同，得出結論：兩國公民的國家認同，是由Jinnah和Nehru為他們的追隨者建立的（constructed by them for their followers）。
除了Glenn Chafetz對NRC的理論研究外，Breuning（1997, 1998）還通過實證研究論證了NRC的差異如何導致不同機構的創建（institutions），以及物質條件上（materially）非常相似的國家為何制定不同政策。我們只要將Breuning對NRC實操化（operationalization）的研究（individual discourse）同Holsti、Banerjee和Chafetz的理論研究相結合，便可直通人類施動者（human agency）這一理論設定。
視界/範本分析
Hudson（1999）試圖通過探索文化中存在的想像視界（horizon of imagination）來解決意義的建構（construction of meaning）和外交政策的表現（representation of foreign policy）。她假設了幾個外交政策情景（scenarios），概述了國家之間可能作出的多種反應，然後詢問了三個國家的普通公民，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會怎麼做，以及他們認為其他國家會怎麼做。對於大多數情景，可以在每種文化中識別出不同的視界呈現（horizon visualization）模式。在兩個案例中，被調查者甚至能夠想像出研究者無法想像的反應。看來，對「我們是誰」（who we are）的理解與對「我們在做什麼」（what it is we do）的理解是分不開的，而新的外交政策情境（situations）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通過想像在這種情況下會做什麼來理解。這項研究與IR中「擬劇理論」（dramaturgical approach）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有許多共同點 (see, e.g., Etheredge, 1992)。
社會團體的影響
社會團體及其對外交政策影響的研究已初具方向(Skidmore and Hudson, 1993)。例如，Van Belle（1993）(see also Bueno de Mesquida and Lalman, 1992 for another example)創新性地將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和博弈論（game theory）與FPA結合起來，對具有跨國家適用性（be cross-national in its applicability）的國內政治要求（imperatives）形成理論上的理解（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Kaarbo（1993，1994）考察了在多黨制國家實行聯合政府統治（coalition government rule）的困難性。她的研究有些獨特，因為對立法談判（legislative bargaining）的研究（與對更廣泛的國內政治要求和反對意見的研究相比），通常缺乏跨國家適用性（cross-national applicability）。Joe D. Hagan在概念層次極富創新性的研究值得特別注意。Hagan（1993）編輯了一個關於「政治體制」(political regimes)分裂（fragmentation）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大型資料庫，特別提到了行政/立法結構（executive/legislative structures）。這套資料庫包含10年內為38個國家制定的94項制度。他的目的是探討政治反對意見對外交政策選擇的影響。在這方面，Hagan的工作也可以被視為研究更廣泛的國內反對（domestic opposition）問題的一部分。Hagan通過綜合統計分析得出結論：一個政權的內部分裂對外交政策行為的影響遠遠小於軍事或政黨對該政權的反對。
政體的廣泛差異會導致民族國家外交政策的明顯差異嗎？20世紀90年代，「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現象被認為是這種聯繫的一個例子(Russett, 1993a, b)。對於FPA和IR來說，這是一個有趣的橋接問題（bridging question）。為什麼民主國家不互相爭鬥？在這裡，我們發現更多的抽象戰爭理論家 (Merritt and Zimes, 1991; Morgan, 1992; Bremer, 1993; Dixon, 1993; Ray, 1993; Maoz and Russett, 1993; Russett, 1993a, b;) 正在與一個問題進行角力，這個問題將他們引入FPA領域，與FPA學者進行對話(Hagan, 1994; Hermann and Kegley, 1995)。
媒體對外交政策也具有強大影響。在密集的媒體報導和西方大國參與複雜的人道主義危機（humanitarian emergencies）的明顯聯繫 (the so-called CNN-effect; Livingston, 1997)的推動下，人們越來越努力將國際傳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理論觀點與新聞媒體在外交決策中的作用結合起來。這既涉及外交政策行為者之間的信息中介流動（mediated flow of information）(Final and Lord, 2000; Jakobsen, 2000; Van Belle, 2000)所導致的政策效應（policy effects），也涉及媒體影響外交政策決策的國內政治背景（domestic political context）的方式 (Brody, 1991; Bennett and Paletz, 1994; Powlick, 1995; Van Belle et al., 2004)。
7.創新FPA方法的發展
自動化內容分析（automated content analysis）的技術創新，正在徹底改變FPA中的領導人評估（leader assessment）這一研究領域。還有其他方法論上的進步也值得注意。與ProfilerPlus並行的一項技術進步是由堪薩斯大學堪薩斯事件數據系統（KEDS）項目牽頭的事件數據的機器編碼（machine coding for events data）。KEDS向一個經過改進的WEIS（世界事件/互動調查）方案指定編碼（code to），並積累了一個龐大的事件資料庫，該資料庫吸收了地區和國際上的新聞報導（Schrodt，1995）。
微機接口（computer interface）有助於人們進行比以前更詳細的決策過程跟蹤。如上所述，多元啟發式(poliheuristic)理論研究團隊的決策委員會（decision board）平臺已經能夠使用這項新技術來觀察以前無法觀察到的情況，即使在實驗環境（experimental setting）中也是如此（Mintz，1997）。此外，文本建模（text modeling）和基於施動者的計算模型（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models）也正在探索當中(Alker, Duffy, Hurwitz and Mallery 1991; Mallery, 1991; Mefford, 1991; Taber, 1997; Hammond and Axelrod, forthcoming)。
其他形式的方法論也即將到來。例如，Hudson、Schrodt和Whitmer（2004）試圖開發一種方法論，以揭示外交政策行為中由施動者制定的規則（agent-formulated rules）。由於注意到標準的統計數學模型只對一小部分簡化的社會現實有用，他們的工作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上：人類的大腦歷經極其漫長的進化（evolved over eons），在喧鬧複雜的社會互動時間流（time streams of social interaction）中識別出基於規則的施動性（rule-based agency）。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人們就有可能以一種更規範的方式利用這些能力來創建新式識別方法（new pattern recognition methodologies），這對FPA研究人員來說具有重要價值。這種方法將不依賴於量化（quantification），因此適合於任何測量精度水平（level of measurement precision）上變量（variables）的使用，包括定性因素（qualitative factors）。此外，這種方法將能夠捕捉外交政策行為中固有的施動性（agency）。
8.整合理論的發展
進行整合的方法之一是在一個分析層次上考察變化（change）對不同層次現象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是考察冷戰結束後國際體系的急劇變化在民族國家外交政策方面的影響。Hermann在1990年的國際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演講中呼籲FPA和IR同時考慮這個問題。整合（integration）在FPA中可謂意義重大。
試圖通過人類決策者的交集（intersection）來整合物質和觀念因素的理論是極為罕見的。部分是因為，這種整合性質的工作需要國家/區域的專業知識（country- or area-expertise）（Rose，1998）。然而，至少有一個整合性的FPA項目（integrative FPA project）試圖「炮打月球」：整合所有層次的理論，並利用國家/區域的專業知識。這便是CREON 2項目的努力。
CREON 2設想了一種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國際體系和國家社會的制約和維持因素（constraining and enabling elements），加上對現有形勢（situation at hand）的分析，將通過一個稱為「最終決策單元」（ultimate decision unit）的理論組成部分來進行。在這個最終決策單元中，人們會發現理論集群（theoretical clusters）大致與FPA的三個基本研究傳統所提出的假設相對應：個體決策者的個性（personality of individual decision makers）、組織設置（organizational setting）、團體間的談判（bargaining among groups）等等。這一總體模式（overall model）在適用於任何離散狀況（discrete situation）之前，都需要國家專家（country experts）的投入（inputs）。由於主要研究人員本身不是國家專家，他們與IR研究人員進行了學術合作，在IR理論的徹底整合（radical integration of IR theory）方面做了許多努力，同時在理論事業（theoretical enterprise）的中心問題上，保留了一種人類施動性（human agency）的解釋。不知道我們是否會在IR理論中再次看到類似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