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外交學系講師 楊吉平
內容摘要：肯尼思·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是國際政治研究的裡程碑,但學界對這一裡程碑含義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這一理論不是國際政治研究科學化的起點,而是對古典現實主義核心論點的歷史性再詮釋。沃爾茲和其他古典現實主義者一樣認為人的理性能力存在限度,相信實力對比是進行利益劃分的客觀依據,勸告政治家遵行責任倫理。古典現實主義者與沃爾茲之間的差異並沒有想像的大,古典現實主義者也強調安全,他們發現國際政治中存在著安全困境,追求過多權力會導致不安全,國家追求權力應適可而止。古典現實主義者還發現世界政治中因果關係非常複雜,事件的結果絕少和當事者的動機一致,"事與願違"是政治中的常態,這與沃爾茲強調的"系統效應"相似。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試圖將沃爾茲的理論進一步科學化,他們希望結合結構變量與單元變量,提出更科學的理論解釋、預測國家的行為,這不僅誤解了沃爾茲,也背離了現實主義傳統。
關鍵詞：理性的限度；新現實主義；肯尼思·沃爾茲；系統效應；國際政治科學
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Neal Waltz, 1924-2013）的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在美國國際關係研究中迅速流行源於其理論的兩個重要美國特徵：美國傳統文化反感以馬基雅維利、黎塞留、德·邁斯特和尼採等人為代表的權力政治觀，經沃爾茲滌去權力政治色彩的現實主義變得更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沃爾茲將國際關係研究科學化了，這有意或無意地迎合了美國社會科學界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行為主義潮流，人們認為正是沃爾茲將國際政治研究推進了科學的殿堂。當美國的行為主義者自以為找到一位學界領袖引領大家科學地研究國際政治時，沃爾茲卻出人意料地與行為主義派保持距離，他強調國際政治中可以發現的規律非常有限，而影響外交決策的因素又非常多，對其不可能進行簡化，他並不看好新古典現實主義「改良」 新現實主義的嘗試。
夾在古典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之間的新現實主義理論成為國際政治研究中一道獨特的景象，該如何評判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定位？本文將嘗試從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假定演繹出它的核心命題，辨識新現實主義理論繼承了哪些古典現實主義的核心命題，又做出了何種創新，最後，考察沃爾茲對待那些自稱受其啟發、立志要發展更科學理論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者的態度。通過探索沃爾茲的理論與古典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關係，本文期待推動學界對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定位產生更深理解。
一
大多數美國國際關係學入門教材在介紹古典現實主義理論（或思想）的時候會提到「現實主義假定國家是理性行為體」，它被認為是古典現實主義的核心假定。所謂古典現實主義者就是那些善於做成本—收益分析、將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決策者。這種看法可能是對古典現實主義思想的誤解，善於做成本—收益分析的人是理性主義者，他們鼓勵人們將所有可能的情況考慮在內，綜合比較各種可能的選擇，在此基礎上做出理性決策。多數古典現實主義者不認為決策者可以做到完全理性，這緣於他們對人的理性能力持懷疑態度，這種懷疑態度是古典現實主義學說的重要理論假定，基於這個假定可以推導出古典現實主義實現和平的路徑以及它的國際倫理學說。
（一）理性的限度
對理性主義的懷疑早已有之，只是伴隨著近代自由主義的衰落這種對理性主義的懷疑才開始引人注目。自由主義秩序建立在理性主義基礎上，後者認為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是虛假的，通過教育的方式使所有人認識到自己「真實的」利益後，衝突自然就會消失。理性主義者還認為，人能夠通過創造國際組織、國際制度和國際法庭的方式解決國際衝突。自然科學自啟蒙運動後取得的巨大成就使理性主義者相信同樣的力量也可以用來改造政治。愛德華·卡爾、漢斯·摩根索和雷蒙·阿隆等人的古典現實主義思想正是在這種批判理性樂觀主義的背景下產生的。
卡爾很早就指出，「利益和諧論」經常是國際體系中既得利益者的飾辭，利益衝突很多時候客觀存在，理性或許可以幫助人們認清自己的真實利益，但更多時候它被人們用來為私利辯護。卡爾在批判這種「利益和諧論」時同時借鑑了經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說，雖然後兩者之間的分歧同樣根深蒂固，但它們都懷疑「客觀中立的理性」。保守主義者認為人的情感支配理性，理性只是工具。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自由主義的理性只是統治階級的理性，受階級立場限制的資產階級在利益衝突中絕無可能做到客觀中立。摩根索也對政治中的理性主義者持批判態度，他認為理性主義者（「科學人」）忽視了社會世界的複雜和人類理性能力的限度，他們改造政治的努力一直流於空想。雷蒙·阿隆的思想淵源也是來自對理性主義持懷疑態度的存在主義思想。萊因霍爾德·尼布爾主張復興西方文化中的猶太傳統以對抗在現代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希臘傳統（理性主義傳統）。
古典現實主義者一致反對理性主義並非某種巧合，而是邏輯上的必然。他們認為利益衝突客觀存在，而不是誤解所致，人們需要找出客觀的依據來解決利益衝突，理性無法承擔這個角色，寄希望於人們「再理性點」即可解決利益衝突只不過是重複一種無望的解決問題方式。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實力對比是更客觀的依據，政治家應該據此解決利益衝突。
（二）通過權力實現和平
自由主義者相信理性說服的力量，只要人們能夠理性溝通，最終能清楚地發現各自的真實利益所在，利益衝突就會消失。古典現實主義者強調人不僅具有理性，更是有情感且利益相互衝突的人，他們會利用理性為各自利益辯護。指望說服侵略者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主動放棄侵略是天真的想法，唯有權力才能保護利益。
國際衝突之所以難以解決是因為很難找到客觀中立的第三方進行協調和仲裁，國際法、國際制度雖可以化解一些衝突，但是當國際法、國際制度與大國利益不一致時，它們就都成了擺設，甚至淪為大國攫取利益的工具。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實力對比是解決利益分歧的更客觀依據，人們可能會在「誰的意見更正確」問題上爭論不休，但是在評估實力對比時不會有太多偏差，實力較弱的一方應該做出更多讓步，即使它自認為更有理。將實力對比作為解決利益衝突的客觀依據易招致「強權即公理」的指責，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秩序與正義是任何政治共同體都追求的兩個目標，在國內社會獲得秩序後人們轉而要求更多的正義，而在國際社會中常常連基本的和平都難以保證，奢談正義就是捨本逐末。更何況，他們發現實現正義並非如自由主義者想像的那麼簡單，道德世界具有根深蒂固的模糊性。
（三）道德懷疑論
自由主義者認為道德世界的衝突也是虛假的，藉助於理性人們就可以澄清圍繞著某條道德原則產生的理解混亂，化解不同道德原則之間的衝突。自由主義道德學說的兩個基本派別自然法學派和功利主義雖然在道德原則產生的根源上有不同見解，但都認為道德難題原則上有唯一正確的答案（自然法學派通過對衝突的道德原則進行先驗的排序，功利主義通過比較不同道德原則對「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影響）。古典現實主義者發現人的理性能力有限，且人的道德觀念受時空的限制，這導致他們對永恆的道德法則持懷疑態度，不認為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道德難題。他們不是否認道德原則的存在，而是強調不同道德原則之間永恆的悲劇性衝突，這種衝突如馬克斯·韋伯所言是「諸神的衝突」，人無力從根本上消除這種衝突，現實主義者都是道德懷疑論者（或道德相對論者）。
道德世界的衝突無法徹底消除，但政治家仍需要在衝突的道德原則之間做出選擇，並獨自對其後果承擔責任。這種對後果的強調是一種「責任倫理」，它是古典現實主義的倫理觀。與之相反的信念倫理則認為目的高尚、動機純潔在道德評價中佔據更重要地位，即使結果不如人意也不應受過多指責。現實主義者認識到在衝突的道德原則之間做選擇的必要，但他們不會宣稱自己的選擇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他們會將人類理性能力存在限度牢記在心，視審慎為重要的政治美德。
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邏輯起點（理論假定）是強調人或國家的理性能力存在限度，正是這一假定將古典現實主義與沃爾茲緊密地聯繫起來，雖然沃爾茲只是在晚年的時候才明確肯定這一假定，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他更願意強調自己對古典現實主義的「創新」，使其具有了科學理論的特徵，對這些「創新」的細緻分析將有助 於我們進一步理解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理論。
二
新理論的提出者喜歡強調與先前理論的不同，藉此突出自己理論的新穎，常用的做法是片面歸納既有理論，藉以樹立批判的靶子。沃爾茲的學術生涯使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的學術誠信，但他在對比古典現實主義與自己的理論時確實過於簡化了前者，沃爾茲若能略過隻言片語，將古典現實主義作為一個完整範式來看，就會發現兩種現實主義之間的鴻溝並沒有他自己想像的那麼大，它們都發現了權力與安全之間的緊張關係，都認識到了國際政治中因果關係的複雜性，也都將理論的限度銘記在心，新現實主義理論對這一系列古典現實主義的經典命題做了創造性的再闡述。
（一）權力與安全
沃爾茲認為古典現實主義者過度沉迷於追逐權力，將權力本身視為政治的最終目的，而不是實現安全的最可靠手段，古典現實主義者都是「權力政治者」，摩根索等都是推崇權力政治的典型代表，他們都強調了人性中支配他人的欲望。新現實主義者將安全而不是權力最大化作為政治家的行動指南，不僅更道德，也更有助於和平。
霍布斯在政治哲學史上因其對自然狀態的陰暗描述，以及推崇專制政府作為結束這種狀態的解決方案而著稱，他提醒人們注意自身「永無休止的權力欲」。從權力的本質是一種支配關係來看，它既可以帶來好處也可以帶來壞處，大多數國內社會能保持基本穩定就是因為存在著等級、服從關係，人類歷史的物質進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支配自然的欲望所驅動，很多社會美德背後也受權力欲驅動，將權力欲從人性中祛除人類社會將變得貧乏得多。摩根索也提醒人們注意人性中權力欲的根深蒂固，它是「行動的生命力，是政治作為一個獨特人類活動領域的構成原則」，忽視權力欲就沒有辦法理解很多國際政治現象。認識到權力關係的普遍存在並非意味著古典現實主義者將追求權力視為政治的最終目的，也不意味著他們鼓吹無限制地追求權力。
古典現實主義者還強調了安全困境的存在，權力是維護安全的最可靠手段，但是一國權力的增加會引起其他國家的不安，過度追求權力必然引起其他國家的制衡，進而導致國際衝突，寄希望於通過擴張權力保障安全經常發現安全不可得。權力與安全之間的緊張關係提醒政治家不要試圖通過無限擴張權力的方法實現絕對安全，國家應該滿足於相對安全，「我活，也讓他人活」。古典現實主義者主張國家要自我克制，過分擴張經常會招致毀滅，此外，他們還視均勢為維持國際秩序穩定的基本工具，均勢政策要求制衡過分擴張的國家，不管一個國家動機是否高尚、是否與自己的意識形態一致、是否是民主國家，只要它的勢力過分擴張就應受到制衡。古典現實主義者並非如沃爾茲所言那樣，將追求權力視為國家的終極目的，他們和自由主義等理論的區別不在於「和平是否可得」，而是在實現和平的具體路徑上有不同看法，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應該尊重實力對比的現實，並根據實力對比的變化調整相互關係才能實現和平。
（二）因果關係
沃爾茲認為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分析層次集中在人性、國家制度上，這種方法是還原主義的，自己的理論強調大國間的實力對比及互動對國際體系穩定的影響，分析層次集中在國際結構層面。國際後果需通過國家間互動產生的「系統效應」來解釋，而不能用國家特性或決策者的動機來解釋，沃爾茲認為這也是他的理論與古典現實主義的重要區別之一。
古典現實主義者認識到人性中的權力欲和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是國際社會衝突不斷的根本原因，他們中的大多數不認為戰爭根源於歷史中某種具體的制度（政府形式、經濟體制、社會制度、政治意識形態等），倒是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相信只要消除某一制度就可以實現永久和平，自由主義者認為推翻君主制，實行共和制度和資本主義就可以促進人類日臻完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將帶來永久和平。摩根索指出這種「單一原因方法」（認為戰爭由某個因素所致，只要消除它就可以實現永久和平）是自由主義和平綱領的最基本特徵。古典現實主義強調社會世界的複雜，它認為尋找罪惡的最終源頭，試圖一勞永逸地消除罪惡是一種徒勞。
沃爾茲認為古典現實主義是還原主義的，他們將事件結果與行為者的動機或國家特徵聯繫起來，忽視了其他原因，尤其是行為體之間互動所產生的「系統效應」，這並不是對古典現實主義因果觀的準確歸納。古典現實主義者很少直接求助動機或國家特性來解釋國際結果，他們意識到決策者的動機很複雜，不可琢磨。他們也避免將某個國家的外交決策與國際結果直接聯繫起來，由於人的理性能力存在限度，沒有哪個人可以完全預料自己行動的後果，正如摩根索所言，「行動一旦做出，它就變成了一支獨立的力量，創造變化，挑起其他行動，與其他力量相碰撞，所有這些行動者可能預見也可能無法預見，他即使能控制這種力量也只是在很小程度上……『我們的想法是我們的，這些想法的結果卻沒有一個是我們的』」。
很多學者都注意到新現實主義受古典經濟學的均衡模型啟發，市場上的行為體（國家）追求利益最大化，在供求法則的支配下早晚會實現供需平衡（均勢）。沃爾茲讀本科時主修經濟學，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非常熟悉，這使他後來很自然地聯想到市場上買賣雙方的討價還價與國際政治中國家間的互動過程很相似。歐洲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強調市場主體之間交換信息過程的複雜性（哈耶克將其稱為「複雜效應」），人的理性能力有限，無法徹底理清市場主體之間互動的詳細機制，正是基於此他們反對計劃經濟，反對各種人為設計的制度。國際政治中的古典現實主義者基於同樣的理由反對國際制度，對理性設計的國際制度的有效性持懷疑態度。
古典現實主義是政治學中保守主義思想在國際政治中的應用，保守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強調社會系統的複雜性、行動的「未曾預料的後果」。沃爾茲受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市場競爭模型以及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盛行的「系統理論」啟發，創造性地重新闡述了國際政治中因果關係的複雜性，這是沃爾茲的一個理論創新。
（三）國際政治理論的限度
沃爾茲認為古典現實主義的研究路徑是歷史分析的路徑，即強調歷史事件的獨特性，而不是關注同類國際政治事件的規律性，因此古典現實主義沒有「理論」。古典現實主義者將解釋國際事件視為國際政治研究的核心工作，而正如恩斯特·內格爾（Ernst Nagel）所言，「一切解釋之中必然暗含著理論」，理論總是假定其研究對象存在著一定的規律性，理論是對這種重複現象的一種因果關係說明。仔細閱讀古典現實主義者的作品將會發現他們大多數都認為國際政治中存在著反覆出現、呈現規律性的現象，對此可加以總結（generalize）。
摩根索在其經典著作《國家間政治》第一版中就指出國家之間互動存在著某種模式，他用字母ABC指代各類不同類型的國家，指出他們在實力對比變化後的有限政策選項，這是一種高度形式化的均勢理論。卡爾也將大國實力對比變化之後如何實現「和平變革」視為最重要的國際政治理論問題，他認為「根據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調整領土和其他利益的分配」是實現權力和平轉移的最可靠路徑，這裡顯然提出了一種權力轉移理論。雷蒙·阿隆深受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影響，認為人類歷史的每一階段存在著強大的社會力量對個人或國家的行為模式施加影響，在20世紀這些社會力量包括工業化、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現、反殖民化運動等，所有國家都受這些社會力量影響，它們使20世紀各國的內政與外交呈現一些共性，阿隆在某種意義上算是「國際政治社會學」研究的開創性人物。上述幾位古典現實主義都提出了某種國際政治理論，同時他們和沃爾茲一樣都沒有提出很多國際政治理論，因為雙方都認為國際政治中呈現規律性的現象有限。
沃爾茲強調自己的理論不解釋國家的行為，只解釋體系互動的結果，即勢力均衡的反覆生成，很難說這是比古典現實主義更進步的科學理論。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沒有說國家在什麼條件下會做出「制衡」的行為，只是說國家之間的互動在長期內會實現勢力均衡。凱恩斯調侃經濟學中放任自由學派的話同樣可以用來質疑沃爾茲的「長期論」——新現實主義只告訴我們在未來不確定的某個時間會出現均勢，卻沒有告訴我們產生均勢的具體條件或時間節點，這個理論沒有做出可檢驗的假說，理論本身近似於無法證偽，按照卡爾·波普爾的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標準它很難算是科學理論，因此也就談不上比古典現實主義更科學。
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的限度」問題上的看法集中體現了他的思想複雜性，他批判古典現實主義沒有意識到國際政治領域的自主性，「只有思想，沒有理論」，正如我們所揭示的那樣，古典現實主義有「理論」，只不過認為可總結的呈現規律性的國際政治現象有限，在這點上沃爾茲和他們之間的差別其實並不大，而沃爾茲與致力於建立科學理論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者之間的差別才是根本性的。
三
受沃爾茲啟發的很多學者認為可以提出更科學的國際關係理論，試圖以此來解釋和預測國家的外交行為，這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新古典現實主義者，他們自稱是結構現實主義的繼承者，主張結合單元層次變量與結構層次變量就可以解釋很多國家行動。這其中較為著名的嘗試,如羅伯特·吉爾平認為國家會基於成本-收益的算計做出是否挑戰國際格局的決策；約翰·米爾斯海默假定國家會抓住一切機會擴大權力，因此大國之間實力對比變化後一定會以衝突收場；史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 認為國家對威脅的感知是更可靠的判斷國家結盟傾向的變量；蘭德·施韋勒（Randall L. Schweller）認為一個國家對待現有格局的態度（是否是修正主義國家）和他的實力地位共同決定了其外交戰略。沃爾茲不贊成這類試圖發現國家行為模式的努力，他有時認為這類努力只是理論的應用，而不是提出了國際政治理論，有時又批判他們將國際政治理論變成了外交理論。沃爾茲指出 , 影響外交決策的變量非常多，在每個具體決策過程中不同變量的重要性也因時因地而異，若在解釋中囊括所有變量，這類解釋將變成特設的解釋或歷史的解釋。
科學理論不僅可以解釋儘可能多的案例，還應準確地預測未來，這也是新古典現實主義對理論的期待，他們認為評價一個國際政治理論的重要標準就是它是否較為準確地預測了國際政治的新現象、新發展。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沒有預測到冷戰的結束，也沒有具體指出什麼時候、哪個國家會制衡美國的霸權，他因此廣受指責。沃爾茲回應道，預測並非是包括國際政治研究在內的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國際關係研究的目標應該是努力為國際事件提供更合理的解釋。預測需要一個比較可靠的理論和確定的前提條件，國際政治以及更廣義的社會科學中理論的可靠性較低，再加上前提條件出現的不確定性使預測成為根本性難題，沃爾茲肯定不會反對摩根索認為國際預測是「賭馬術，而不是馴馬術」的看法。
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喜歡「科學的現實主義」這一稱謂，卻沒有意識到這一稱謂隱含的內在矛盾。科學，或者更準確地說，古典現實主義者所理解的「科學」一詞暗含著人們正在從事一項終將徹底理解研究對象，並憑著這種理解改造研究對象的活動，它天然地帶著一股樂觀的情緒。大多數現實主義者卻流露出一種悲觀態度，這種悲觀態度源於他們認為人認識、改造國際關係的能力有限，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相信「歷史循環論」，發現「均勢總是反覆生成」的沃爾茲也是悲觀主義者，他不認為可以徹底理解國際政治，更遑論改造國際政治了。
對現實主義理解不深刻的學者可能會覺得沃爾茲很傲慢, 如果國際政治中可以發現的規律很少，且已經被沃爾茲發現，那他是不是某種意義上的國際政治理論終結者？國際政治研究自他之後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沃爾茲的個人修養和理論主張都對這個問題給予了否定的回答。他和古典現實主義者都認為國際政治現象存在某種規律性，可以總結出理論，但他們都不追求更抽象、解釋力更強的理論，而是主張將理論與具體的歷史情境聯繫起來，國際關係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分析具體情境中哪些現象呈現規律性，哪些現象又是獨特的，這兩者又是如何一起作用才導致了這一具體情境的出現。
米爾斯·凱勒（Miles Kahler）發現 ,「對理智力量進行懷疑的現實主義懷疑論是以歐洲學術思想為基礎的，但來到美國這個新家之後就受到了清洗」。美國第一代現實主義者大多是受反理性思想影響（尤其是19世紀德國的反理性智識傳統）的歐洲移民，「人的理性能力存在限度」是他們進行政治推理的前提，這種思想傳統與美國主流社會的理性樂觀精神截然不同。後來的美國現實主義者或是用一種美國人熟悉的語言（科學的語言）闡述一種美國人不熟悉的思想，或是拋棄了現實主義的這個核心假定，將現實主義自由化（或「科學化」）了，沃爾茲屬於前一類型，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則屬於後一類型，沃爾茲繼承了現實主義的精髓，而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卻在不知不覺中背離了現實主義傳統。（注釋略）
[ 責編：李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