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創派|福貝生物魯白:我是一個知識分子

2021-01-16 騰訊網

提到清華大學藥學院終身教授魯白,大眾更為所知的另一份身份是移動新媒體平臺《知識分子》創始人之一,為了使科學、技術、先進的思想或者觀點能夠在中國有更有價值的傳播及影響力,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雖然《知識分子》更有顯示度,但魯白教授坦誠自己花時間花精力最多的事情還是在新藥研發上,包括在清華和在自己創立的「福貝生物」所做的工作。「福貝有一條基於原創型新藥的,長短線平衡的產品管線。我們做的每一個產品,都注入了自己獨創的技術壁壘,是有全球競爭力的。」

魯白

清華大學藥學院終生教授、福貝生物創始人。

國際著名神經科學家,在神經發育,突觸可塑性,腦認知及其腦疾病的研究領域做出過一系列重大發現。他的研究揭示了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對神經突觸傳遞和可塑性及學習記憶的調控,開創了一個新領域。他還發現BDNF基因變異調控人類場景記憶,並對多種神經、精神疾病有影響。該工作被評為2003年世界十大科學突破第二名。曾擔任美國NIH跨研究所的轉化醫學部副主任,葛蘭素史克(GSK)研發部任副總裁,清華大學醫學院常務副院長。北京市科技發展戰略專家組組長,北京市人工智慧研究院理事。目前的研究工作側重於神經系統疾病的發病機制,臨床轉化和藥物研發。

01

本質上我是一個知識分子

Q:請魯教授做個自我介紹,讓大家更熟悉您?

魯白:我的第一個job是在Roc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哥倫比亞大學的助理教授,做基礎研究。然後去NIH工作14年,先是做研究,後來也做管理工作,領導一個跨研究所的轉化醫學program。2009年回國到GSK做了4年多高管。自2013年起,我就在清華大學,先是主管醫學院,現在是藥學院的教授。簡言之,我的經歷有國外和國內,有學術界和工業界,有體制外也有體制內。

Q:您做過GSK的高管,做過清華醫學院領導,現在又創立「福貝生物」這樣一家高科技公司,您覺得您本質上是什麼樣的角色?

魯白:本質上我是個intelligentsia,是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就是要獨立思考,做創造性的工作,有社會責任感,做有影響力的事情。

多年前在一次沙龍聚會上,遇到史丹福大學的張首晟教授。他一向思想比較超前,關心影響人類發展的大事。我問他,「你覺得有哪三項技術,可能會改變我們的未來的生活?」。他說了三個:無人車,區塊鏈,AR(augmented reality)。現在看來,他說準了2項。當然,人工智慧的發展也比我們預料的要迅猛。

Bill Gates也講過他認為影響人類健康的三件大事。第一是傳染病。直到上世紀初,傳染病使得人的平均壽命大概在40歲左右。當大部分傳染病被消滅之後,平均壽命達到了70歲左右。接下來要治療的是腫瘤。近年來發展迅猛的免疫療法,可能解決這一難題,將壽命再延長十多年。最後就是慢性病,包括心血管,代謝病,神經系統疾病。尤其像阿爾茨海默病(老年痴呆症),現在還沒有解決的辦法。

腫瘤會讓你死,但老年痴呆更嚴重,它讓你活著卻不知道自己是誰。所以,這個問題就讓我自己思考「我是誰」,我來這個世界上是做什麼?我能為此做些什麼?

這一切都離不開科學。

Q:什麼是科學?

魯白:有次我參加央視的一個節目,專門講什麼是科學。我問現場觀眾,愛因斯坦是不是科學家?大家都舉手。然後我又問,愛迪生是不是科學家?在座的很多聽眾,包括好幾位很著名科技投資人,都把手舉起來。我解釋說,愛迪生不是科學家,他是把科學變成技術的偉大人物。

科學跟科技是什麼關係?現在有不少人包括很多領導,都相信一種邏輯關係,或者一個公式,那就是科學會促成技術的革命,技術會帶來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會推動社會的進步。但事實上這種等號關係不一定成立。有的國家經濟不那麼發達,但它的社會很進步,比如古希臘;有的國家技術非常發達,可不一定是世界領袖。

一個國家僅僅是GDP的領先,或者是technology的崛起,那不叫強國。從歷史看,凡是變成強國的那些國家,那一定是在先進思想引領下的全面的繁榮,在科學技術,政治經濟,文學歷史哲學,還有詩歌、戲劇、音樂,等等,都能出現一大批偉人。最近一次發生的是在二戰後的美國。

今天的中國,能夠變成這樣的一個國家嗎?如果我們不講科學,只講技術,或者把科技庸俗化,只把它變成一個有用的東西,就能讓國家強大了嗎?

為了讓更多的人尤其是一些成功人士認識到,我們不能只顧當前的事,只講GDP,只講科技,我和長城會的文廚,還有李開復、張首晟、張宏江,楊培東等創立了一個高山大學,主要是把企業家、投資人、創業者帶到國外去訪學,包括美國、英國、以色列甚至印度。我們去訪問很多大學教授,企業界思想界的領袖,他們往往走在比較前沿,看他們怎麼認識科學和科技的。我們不是要教學員們某些具體的科學知識和技能,而是讓他們看看世界有多大,一些有識之士在想些什麼問題。

我們的初衷是,影響有影響力的人!

這個口號就變成一種實踐。這也是我們做《知識分子》,做高山大學,包括今天我來參加這個活動,是同樣一個道理。

有些先進的思想或者觀點,直接面向普羅大眾很費勁。但如果你影響有影響力的人,比如一個公司的CEO,社會知名人士,哪怕他只吸收20%,也會在他能夠影響的人群裡擴展開來。這也是今天《知識分子》在做的事情。

02

找到「Good to Great」的三個圓圈

Q:從這個角度來講,創始人如何取得突破?每個老總都有永遠處理不完的事情,怎麼能夠在他們的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出大塊時間去拓展更大的一個視野,取得更多的一些智慧,然後去做更大更重要的事情?

魯白: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投入這個時間有什麼用?從長期看,你企業的定位是什麼?如果定位錯了,方向不對,那麼一天忙點頭,也做不成一個優秀的企業。做人也一樣。你要過怎樣的人生?你想成為怎樣的人?

我們要是創造這樣一個機會,給大家一些不一樣的體驗。不是去解決一些眼前的問題,如何拿到投資,如何上市。而是要跳出已有的圈子,去尋找到一些差異化的思維,更深層次的智慧,可能會對自己的創新性思維產生很大的作用,做成一個有特點有差異化的公司。

以我個人做研究的經歷來看,我在科學上做出的一些成績,往往是跳出我自己熟悉的領域,和化學/物理,臨床,人工智慧等不同的領域進行交叉。有時也借用其他領域的技術,方法,甚至概念、思路。有時候跨度還挺大。大跨度的學科交叉其實非常難。但一旦做成,那將會是一個revolution。

另一種做法,是將兩個距離較遠的技術或領域的進行融合,開創一個新領域。

譬如神經營養因子BDNF,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一個作用緩慢的 growth factor,主要在發育過程當中起調控作用。沒人想過,BDNF還可以對成年大腦的突觸傳遞和可塑性,發生很快速的增強。在我建立獨立實驗室之初,我們將分子生物學和電生理兩種技術(當時這兩種技術都會的人很少)結合起來,發現BDNF對海馬突觸的可塑性有增強作用,提示BDNF可能調控學習記憶。我們的那篇Nature論文,開創了一個新的領域,後來許多大家紛紛湧入,形成了一個競爭激烈科學熱點。

如何在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我們的做法還是要跳出自己的comfort zoom。接下來我們開始與臨床醫生合作。我們發現BDNF基因的一個SNP,改變了一個胺基酸(從V-BDNF 到M-BDNF)。這種變異使得BDNF從細胞內釋放的量減少,導致海馬激活的改變和場景記憶的下降。該項工作在Cell發表後,當年就被評上世界科學突破十大進展的第二名,也從此將我的興趣引入了轉化醫學。

Q:通常深入持久地做一個領域才有突破,跨界過頭會不會讓一個變得淺嘗輒止呢?

魯白:我也時時警告自己,儘管我可以跨出去很遠,但要牢牢地紮根在自己最擅長的領域,自己的根。比如,我的根就是神經營養因子。

我覺得個人也好,公司也好,要常常問自己三個問題。這就是Jim Collins的書,「Good to Great」《從優秀到卓越》中說的三個圓圈:第一個圓圈是我最擅長什麼,第二個圓圈是我最喜歡做最熱愛的是什麼,第三圓圈是什麼是對自己、對社會最大價值的事情。這三個圈相交的中間的三角區,那就是你應該長期深耕的領域。

Q:那您的三個圈是什麼?

魯白:我覺得自己比較擅長的圈是Vision,也就是看的遠一點,看的準一點。往往比較關注大的格局,大的方向。做事也比較strategic,抓重點,包括選擇做什麼,小到項目,大到一些重要的方向性問題。我會早一點想到下一步,未來3-5年是什麼樣的,我要做什麼樣的準備。另外我比較願意去冒險,嘗試做一些別人不敢做的事。我不太擅長細節性的工作,或者是很細緻的分析。

我最喜歡做的那個圈是creative work。每當我們做了一件很有創意的,別人意想不到的工作,或者是非常有特色的事情,就會非常興奮非常自豪。我也喜歡與人打交道。思想交流,或者能夠說服別人與我們一起幹,我總覺得很開心。我不喜歡重複性的工作。

我比較關注做影響力大,影響時間長的東西。做《知識分子》是一件很有價值的事情,做高山大學也是。對我來說,最能聚焦三個圈中間的三角區,就是我和管小明博士共同創立的「福貝生物」公司,做腦疾病原創新藥的研發。

「福貝生物」給自己的定位,是「以自主創新引領神經藥物研發」。我們要做神經系統疾病的transformative medicine,要引領神經疾病藥物研發的新的模式,做行業的領軍企業,做出一個範式來,而不是做一個簡單的能夠融資能夠上市的公司。Revenue當然要,但僅僅做能夠賺錢的製藥公司,I don't feel satisfied。

03

福貝產品管線每個產品都注入了獨創的技術壁壘

Q:在您剛才提到的最有價值的事情裡面,做《知識分子》排在第一,「福貝生物」似乎排在後面。您花在做藥上的時間會很多嗎?

魯白:不是這樣的。《知識分子》比較有顯示度。但事實上我花時間花精力最多的事情是新藥研發,包括在清華做的,在「福貝」做的。回顧我這一輩子做的事情,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做基礎科學,做最好的科研,發表最有影響的文章。這個階段大概到2003年。在那篇文章關於V-BDNF,M-BDNF的Cell論文發了以後,我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Translational medicine。我們在NIH成立了一個可能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Translational Research Center,讓基礎科學研究到臨床轉化。到2009年,我的興趣進入第三階段,就是真正用這麼多年積累的基礎研究和轉化醫學知識經驗,幫助原創新藥的研發。這個階段從GSK開始,直到現在。

您可以看出來,我的每一個階段的發展,都圍繞著一條主線,那就是神經營養因子。從它的基礎研究到轉化醫學,再到神經營養因子的創新藥研發,基本上是這樣一條線貫穿下來。做原創新藥很難,任何一個藥要能夠成功,都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要對它有非常深層次的認識,還需要有非常創新的思路和方法。

Q:您現在花在福貝生物藥物研發上的精力有多大?體現在哪些方面?

魯白:我花了非常多的精力。「福貝」有一條基於原創型新藥的,長短線平衡的產品管線。我們做的每一個產品,都注入了自己獨創的技術壁壘,是有全球競爭力的。儘管我們近期的產品聚焦能快速PoC的罕見病藥,但我們有一個宏偉的長遠目標,那就是最終要做出基於我們的研發戰略的治療老年痴呆(AD)的創新藥。

全世界這麼多的藥廠都沒做出來,為什麼我們能做呢?我們要仔細地分析跨國公司和biotech公司的優勢和劣勢,我們自己的幾十年的經驗積累和創新思路,研究整個研發和產業化過程當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有哪些關鍵點。

最後我們得出了一個結論:我們不能光靠大藥廠,或一家創新公司,我們還需要有學術界,臨床醫院,人工智慧等多個行業的創新思路,方法和模式。更重要的是如何把這各方面的優勢有效地整合和最大化地發揮出來。要有協同增效作用。所以我現在花了很大的力氣來建設這樣一個體系,這個體系會提高我們的研發成功率。

舉例來說,基於過去這麼多家大藥廠的臨床試驗和我們對神經營養因子的幾十年研究積累,我和我的同事們在Nature Neuroscience Review上撰文,指出應該聚焦pathophysiology 而不是pathogenesis,並提出了「神經突觸修復」和「抑制神經炎症」的治療神經退行性疾病的全新理論,這個理論是目前「福貝」主要的的藥物研發攻略。

還有,我們缺少一個能夠很好地反映人類AD病理學,疾病進程和藥效的動物模型。於是我們花了5年時間,在清華的實驗室做出了一個大鼠的AD模型。現在看來,這個模型具有比世界上如何一個模型都更接近人類AD的表型。

另外,腦疾病藥物研發的一大挑戰是臨床上缺乏biomarker。我們通過自己的研究研究認為腦電是一個能夠快速反應藥效的biomarker,但腦電的解讀極具挑戰。

於是,我們支持成立了一家由清華專家創立的公司「靈犀雲」,用人工智慧來解讀腦電,並把它打磨成一個真正可以在臨床上使用的biomarker。這家新公司會用他們的人工智慧腦電產品來支持「福貝生物」做腦疾病藥物研發。

再舉一個例子。我積極參與領導北京市人腦高精尖中心,由天壇,宣武,安定三家國內頂級有腦疾病專長的醫院組成,促進基礎科學家和臨床醫師的交流合作,把最先進的技術,如免疫學,影像學,單細胞基因組學,蛋白組學,與豐富的臨床資源結合起來,推動臨床轉化研究。

我們希望基於臨床隊列研究,找到優質的新靶點,拓展疾病機制研究的新思路;開展brain PK, target engagement, 幫助新藥研發;廣泛應用大數據,人工智慧,幫助疾病診斷;找到各種腦疾病的biomarkers,好的病人選擇新方法來;等等。

Q:為了到達目的地,在沒有路的情況下,您就開始修路或架橋,鋪就前人沒有的路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在這個過程中您會對修路架橋本身的科學性產生的濃厚興趣,於是您會不會就變成了一個架橋鋪路的公司和專家,轉而忘記為什麼而出發?

魯白: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事實上,做first-in-class的創新藥,這些都得做。好的動物模型,好的 Biomarker,好的病人選擇方式,各大跨國藥企都會投入很多資金和精力去做這些,我過去在GSK的時候也做過。只不過大公司做這些很難,不太有成效。這些工作在學術界,研究型醫院做,比較合適。跨國公司去了,有很高的barriers,人家都不願意合作。我們用一種新的模式做,對參與方都有利,就非常有成效。把這個路鋪平不是一家獲益,而是所有做中樞神經系統藥的機構和人都會獲益。我可能不會像CEO、COO那樣管理公司,但我能做的東西別人做不了。我做的是調動各種各樣的資源,來解決一些推進管線產品的關鍵性問題,提高原創新藥的成功率。

對於有些公益性質的事情,我是這樣看的。首先,我們不能忘了自己的最終目的是要幹啥,所謂不忘初心,我們的目的是要做藥,做出神經系統疾病的原創新藥來。第二,當我在修路架橋,賦能他人做藥的時候,我也是自身獲益的。第三,做這些事情都要有團隊,我做的只是把這個事情組織起來。一個人做事,不能只為自己,也不能只為一家公司。整個創新藥的體系起來了,生態起來了,對整個產業有利,對我們自己也有利。

Q:以您的這種philosophy,您要把全人類的使命放在最優先的位置上,我覺得去做公司是蠻難的。公司往往是「自私的」,比如為什麼要申請專利,就是要獨享技術發明。如果是您僅僅做大學教授的話,普世情懷就不會衝突。

魯白:一家好的公司,它一定不止想到只是去賺錢。它要有優秀的團隊,有服務於社會的優質產品,還有一個可以讓公司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文化。這就是我為什麼推薦大家讀那本書《GOOD TO GREAT》(從優秀到卓越)。我們可以也一定要提高自己作為企業家的境界。

最後,我想提醒大家,2020年是一個百年未遇的轉折年,我們有幸或者不幸經歷了這一年,中美之爭加上新冠病毒這兩件事,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發展。整個世界因此而改變了。大家對此得要有一個充分的認識,幾乎我們每個公司,每個人都將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大家準備好了嗎?

來源:同寫意(ID: tongxieyi)

採訪:程增江博士

題圖:愛範兒(ID: ifanr)- 《知識分子》魯白:打破科學家人設,站上新媒體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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