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9日，網傳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實名舉報三位學者學術造假，引發「學術圈大地震」。
在這封實名舉報信中，饒毅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實名舉報，武漢大學醫學院李紅良多年持續學術造假，而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化細胞所研究員裴鋼1999年發表的論文中，3張圖不真實，存在造假嫌疑。此外，饒毅還在舉報信中提到，今年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耿美玉研究員作為通訊作者，發表的宣稱可治療小鼠阿爾茨海默症論文存在造假情況。
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震動海內。這就是饒毅的風格，剛正猛烈敢說真話，絕不敷衍趨時。
著名科學家施一公這樣評價饒毅：憂國憂民的科學大家、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犀利耿直的現代魯迅、我行我素的半老頑童。無論你是否喜歡他，饒毅用自己的方式啟蒙中國社會，也註定留下重要影響。
饒毅被譽為是科學界的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特立獨行，多次撰文抨擊中國科研體制和科研文化，被稱為「溫和的改革派」、「批評性的建設者」。
饒毅是著名的神經生物學家。2007年，他宣布放棄自己在伊利諾州西北大學的終身教職——醫學院神經科教授，回到北京大學擔任講席教授以及生命科學學院院長一職。
饒毅是一位愛國的科學家，主動放棄美國國籍，回國實現「中國夢」的理想。「與其在國外批評、抱怨，不如在國內批評、在國內做具體工作。在國外批評中國無需很大的勇氣，起的作用也有限。在國外不是不能為中國做事，但不如在國內做的多。 」
美國駐華大使館問饒毅：「你為什麼要放棄美國國籍？」
饒毅回答說， 「從第二次伊拉克戰爭開始，美國政府違背了本身的建國信條和價值觀，已經喪失了道德領導地位，這讓我為自己成為美國公民而感到羞愧。」
饒毅反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認為川普是種族主義者，美國華人支持川普是愚蠢的。
饒毅就是這麼有個性，對美國人的不客氣，終於上了美國籤證的黑名單。
饒毅說:「在國內，目前還沒有人能像梁漱溟、馬寅初那樣有脊梁」。饒毅就是要做一個有脊梁的科學家。
早在2004年，饒毅就與魯白、鄒承魯合作在《自然》雜誌增刊上撰文，批評中國的科研體制問題，並建議科技部只管政策，不管經費。
2011年，施一公和饒毅在美國《科學》雜誌上發表社論，討論中國的科研基金分配體制及科研文化問題，矛頭直指科研基金管理中各種「潛規則」。
饒毅一針見血指出:「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係重要。」
「在我回國前，我就親眼目睹幾個老院士，圍著一個處長賠笑臉。」
饒毅就是一個指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人，暴露了科學界的陳規陋習，大大得罪了既得利益者。
2011年，中國科學院院士評選，饒毅第一輪就被刷了下來。作為一個一流的科學家，居然選不上院士。眾怒難犯，這就是說真話的代價。
落選之後，饒毅立即發了一個聲明:「宣布從此不再候選院士，就是為了證明給年輕學者看，不做院士照樣可以挺起腰杆。」
饒毅性格剛烈，狂放不羈，他向在生命科學做探索性科學研究的院士們下達了戰書，提出和院士良性競賽，「在10年以後，看看有多少中國的院士超過饒毅在中國的科學工作。」
有幾個院士敢說在生物學上超過饒毅呢？
饒毅認為，現在的科學家，實事和業績上，無人能趕上「兩彈一星」時期科學家那樣為中國做出巨大的貢獻。
雖然貢獻不是很大，院士選舉倒是轟轟烈烈。
作為中國科學家最高榮譽的院士制度，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名利場。
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告訴記者，「現在選出的院士，總體水平一屆不如一屆，雖然每屆都有優秀人才加入，但平均水平不斷下降」，「有些院士，說得不客氣些，沒這個水平卻被選上了，原因就是做了幕後活動。」
院士已被神化，院士已走向了神壇，用北京大學王選教授的話來講「我有創造力時無任何頭銜，我沒有創造力時，頭銜紛至沓來。」
2011年8月22日，饒毅發表《今日中國誰最該做院士？》，推薦了最應該做院士的科學家，一個是張昌紹，一個是屠呦呦。
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可是直到今天屠呦呦還是沒有選上中科院院士。真是莫大的諷刺。
清華大學教授博導顏寧回國10年後，又回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北京大學國際數學研究中心博雅講席教授許晨陽在回歸6年後，也重回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工作。
一方面是大量人才流向美國，一方面是國內人才得不到重視，面對這樣的窘境，饒毅就是一個敢說真話的人。
饒毅有自己的做事風格，放棄美國國籍，放棄再選院士，為的是實現以個人與群體共同幸福為自豪的「中國夢」。
為什麼回國？
饒毅回答:「回國來參與工作，卻可以推動中國解決一些問題，一些很明顯的問題，即使是很小的問題，也是貢獻。 」
饒毅絕不像某些科學家明哲保身趨炎附勢，為一己之利，對種種黑幕充耳不聞視而不見。
說真話是不合時宜的。饒毅感嘆:「我大體想到了，唯一沒想到的是這麼多人背後捅刀子，我想到了一點，但沒想到這麼多，有些人做得太過分。」
中國需要魯迅，同樣科學界也需要饒毅。饒毅堅信「只做不說可以是好事。但是如果視而不見，或者不敢推動文化的改變，也許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