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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睿
如果說，心一這段譯文的前四句挑戰了歐洲中心主義的人類觀，否認歐洲人可以「冒領」人類的頭銜，並指出國際政治中「白種」凌駕於「雜色人種」之上的事實。那麼這段譯文的後五句話則再次將已經清晰的指代關係搞混。當小說的敘述人在這段譯文的第五句和第六句中將地球人和火星人作對比時，使用的人稱代詞「吾」指代的是全體人類。然而第七句中的「吾」則又很明確的指代白種人。到了第八句，讀者已經無法分辨出「吾」到底指代的是什麼。而在最後一句，人稱代詞則換成了「餘」，用以指代小說的敘述人——一位白種英籍作家。
在筆者看來，心一在這五句話的翻譯中出現的指代混亂，並不是因為他翻譯水平不夠或是翻譯態度不嚴肅，而是他通過翻譯來對抗歐洲中心主義時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畢竟《星際戰爭》是一部以限制性第一人稱視角寫成的小說，小說的敘述人又是一位白種英籍作家，因此這位自覺警惕歐洲中心主義的翻譯家在小說的大部分篇幅中不得不以白種人的身份來講述故事。對於現代翻譯家來說，暫時以白種人的身份敘述故事是司空見慣的事，但對心一來說，他似乎因這種身份感到極大的焦慮。這種焦慮是如此的強烈，以至於他不得不跳出威爾斯的原文，增加了一段自己的議論：
吾方日籌對付雜色人種之政策，其人已踵於吾後，諦察吾舉動，時機一至，戰事將啟。而吾猶日思噬人，效螳螂之捕蟬，豈不大可哀耶！[10]
在這一段中，心一偽裝成小說的敘述者，展開對宇宙秩序的狂想。在引文的第一句中，白種人（即文中的「吾」）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對付「雜色人種」。但正當白種人大肆攫取各種政治經濟利益，剝削壓榨「雜色人種」時，火星人則在白種人後面伺機而動，準備開戰。也就是說，當威爾斯在小說中描寫火星人與地球人開戰的時候，心一將這場戰爭表述為火星人與白種人之間的戰爭。當然在另一種意義上，心一的表述更為準確直接，因為威爾斯小說中的人類，本來指的就是歐洲人。而在引文的第二句話，敘述者「吾」作為遭遇浩劫的倖存者，哀嘆白種人在整天對付雜色人種的時候，不曾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道理。在這裡，心一為讀者展開了一幅新的世界圖景：白種人憑藉先進的科技凌駕於雜色人種之上，但白種人並不能因此而感到驕傲，因為在他們身後，科技更加先進的火星人正在相機而動。
在威爾斯的《星際戰爭》中，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思維模式支配著全書。為了解釋火星人的科技何以高於地球人，威爾斯提供的理由是火星與太陽之間的距離比地球與太陽之間的距離遠，所以火星的形成時間早於地球。因此火星人的歷史比地球人長，也就進化的更充分，科技也就更發達。在威爾斯的邏輯中，進化上的先後直接反應在科技實力的強弱上，從而決定了誰可以支配、統治誰。然而在漢譯本《火星與地球之戰爭》中，心一將威爾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邏輯以及從火星人高於「白種」、「白種」高於「雜色人種」這一進化圖景嫁接到《莊子》中「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典故上，並由此將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思維邏輯戲劇性反轉過來。在心一那裡，雜色人種、白種以及火星人之間並不是逐漸遞進的權力位階關係，而是一種相對的位置關係。心一承認「白種」確實在科技實力上優於「雜色人種」，並實際統治著「雜色人種」。但心一要強調的是，「白種」不能因為比「雜色人種」地位優越而沾沾自喜，「白種」背後其實還有火星人比他們更加強大。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白種」和「雜色人種」的地位其實是相同的。如果白種人不能認識到這種位置上的相對關係，那麼對於白種人來說就是「可哀」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心一憑藉著火星人降臨地球的想像，似乎已經實現了雜色人種世界地位的想像性提升，將雜色人種和白種人放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這樣的想像自然讓第三世界的中國讀者倍感興奮。但心一自己並沒有走得那麼遠。清末民初那一代中國人縱能一時展開想像的翅膀，但最後仍落入現實的窠臼。如果我們繼續讀下去，我們會看到：
然彼為蟬者，螳螂亦不知御，其夢夢實什百於吾矣。[11]
心一在這裡終於清醒的承認，火星人的降臨雖然想像性的把雜色人種和白種人放在了平等的地位上。但這樣的平等並不能改變雜色人種受到白種人欺凌的事實。雜色人種不能抵禦白種人的欺凌其實是比白種人不能抵禦火星人入侵更為羞恥的事。
1898年，當歐洲人正因義大利天文學家斯基亞帕瑞利的發現而為火星興奮不已之際，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則因為一本翻譯著作的出版感到震驚。這部著作就是嚴復的《天演論》。嚴復在《天演論》一書中肯定了赫胥黎在原作《進化論與倫理學》中痛加批駁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闡發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思想，震動了當時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物各競存」、「優勝劣汰」、「自強」等詞成為風靡一時的詞彙，進化論則成為思想界議論的中心話題。康有為曾稱道嚴復「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民報》則在《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書》一文中指出：「自嚴氏之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釐然當於人心，而中國民氣為之一變。」
從此進化論及其社會學翻版正式進入中國的知識語境，並重新改寫了中國人看待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方式。在傳統觀念中，中國是想當然的世界中心，而外國則是有待王化的「四裔」。而在進化論的思維模式下，中國對於世界的想像由空間形態轉化為時間形態。中國成了歷史發展中的一環，且因為種種原因是較為落後的一環；而西方則是先進的一環，也是代表未來的一環。中國人需要做的就是改造中國，改造中國所用的模板就是西方，使中國現代化也就是西方化。
從中國對世界的想像的角度來看，心一翻譯的《火星與地球之戰爭》恰恰與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形成了對話關係。在嚴復那裡，中國因遠遠落後於西方列強，在弱肉強食的世界中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國要想生存，必須進行西方式的改革，這樣才能強國保種。然而心一則借著莊子的想像，把進化論推衍至浩瀚太空，在那裡，白種（即西方）不是進化的頂點，而和中國一樣，是進化中較為落後的一環。西方人如果因為比中國先進而凌駕在中國之上，那麼他們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的無知之徒。
在筆者看來，不管是嚴復通過赫胥黎抒發亡國滅種的焦慮，還是心一借著威爾斯展開對宇宙秩序的狂想，都是通過不同途徑對中國風雨飄搖的現實做出的回應。嚴復承認中國落後於西方，認為傳統中國必須通過西方式的改革「過渡」到現代中國，以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似乎中國人一旦意識到自己的落後，就能通過努力復興國家。但嚴復沒有看到，若中國以西方的方式追趕西方，在西方已經出發在先的情況下，中國不可能追上西方，更不可能超越西方。由是觀之，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過渡」註定無法完成，因為進化論的邏輯已經事先將中國釘在進化的落後一環上。而心一則借著對火星人降臨地球的狂想，執意與進化論邏輯相「抗衡」，拒絕承認白種人凌駕在中國人之上。
然而螳螂之所以顯得愚笨，是因為它背後有黃雀存在。但火星人是否存在我們尚無從得知，那麼火星人降臨地球則更是縹緲的想像。可以說嚴復和心一分別為我們以想像的方式復興了中國，只不過前者把我們永遠定義為疲憊的西方追趕者，而後者則讓我們永遠等待著火星人降臨地球這一「彌賽亞」式的救贖。可以說直到今天，嚴復的想像始終在中國佔據主流話語，我們始終有種現代化的衝動，以擺脫傳統的束縛，擁抱現代的中國。但心一式的想像並沒有像他的翻譯那樣被人忘記，而是成為一股歷史的潛流，不時浮出地表。今天我們聽到的諸如「中國可以說不」、「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或「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另一個版本是二十一世紀是亞洲人的世紀）之類的說法，都是心一式想像的翻版。似乎到了新世紀，人們誇大了心一的狂想，卻忘記了心一狂想後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