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14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生湯米·懷特洛被一陣尖銳刺耳的警笛聲驚醒。睡眼惺忪的他被破門而入的警察從床上拖了起來，被搜身、扣上手銬、押上警車；一個小時之後，他的衣服被剝光、渾身上下被噴上消毒劑、被套上一件印有身份號碼——第647號——的囚服，然後被押進監獄。和他一樣從大學生變成階下囚的，還有其他8個年輕人。
「犯人」被蒙上眼帶進警察局當然，這只是一場實驗；事實上，它是有史以來最著名的心理學實驗之一——
斯坦福監獄實驗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縮寫SPE)。
這一切是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一手策劃並導演的。為了一項關於監獄中的權威和被監管者行為影響的心理學研究，津巴多在報紙上發布了一則廣告：「尋找大學生參加監獄生活實驗。酬勞是每天15美元，期限為兩周。」一共有70人報名；經過一系列醫學和心理學測試，24名「身心健康、遵紀守法、情緒穩定」的年輕人入選。他們被隨機分成三組：9名犯人，9名看守，6名候補。
津巴多發布的廣告此後發生的便是那個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年輕的志願者很快進入了角色，「看守」逐漸表現出虐待狂病態人格，而「囚犯」顯示出極端的被動和沮喪。實驗一步步地超過了預設的界限，「囚犯」在「看守」手下忍受著慘無人道的虐待，他們遭到嘲笑、一絲不掛、不能睡覺、被迫在塑料桶內排便。當實驗進行到第6天，「看守」強迫兩個「囚犯」模仿動物交配時，站在監控屏幕前的津巴多終於忍無可忍，提前叫停了這場實驗。
「這項囚禁體驗，讓人將一生所學——儘管短暫——但確實棄之如敝屐；人性價值被摒棄，自我認知受到挑戰，人性中最醜陋、最底層、最病態的一面浮出水面。」——這是津巴多對這場實驗的結論。他將這種人性的變化稱為「路西法效應」；路西法曾經是上帝最為寵愛的天使，後來墮落成了惡魔撒旦。
「看守」要求「犯人」們面對牆站立「犯人」戴上的腳鐐
「看守」出發「鎮壓」叛亂津巴多將實驗的錄像帶交給了NBC電視臺，後者於1971年11月26日做了一個專題節目；1973年，《時代》雜誌又對該實驗進行了大篇幅的報導。相關媒體報導反覆重申津巴多的觀點：只要環境稍作改變，最出類拔萃、最光彩照人的人也會變成殘暴的野獸（有權力）或喪失自我的奴隸（無權力）。
此後，斯坦福監獄實驗成為不計其數的書籍和紀錄片的主題，多部電影基於它改編，至少有一支朋克樂隊以它命名。SPE，成為了一個著名的文化符號，一個關於「人性本惡」的恐怖提醒。
它的影響在44年後的今天仍未消散。就在上個月，2015年7月17日，電影《斯坦福監獄實驗》在北美上映。該片在實驗記錄的基礎上展開敘事，逼真地還原了原始實驗的細節。參演過《幾近成名》（Almost Famous）的比利·克魯德普（Billy Crudup）在片中飾演津巴多，而津巴多本人則擔任該片的顧問。
電影《斯坦福監獄實驗》（2015）紀錄片《沉默的憤怒：斯坦福監獄實驗》（1992）電影《死亡實驗》（2001）電影《死亡實驗》（2010），翻拍自2001年的德國版然而有趣的是，這部今天上映的電影在某種程度上批評了斯坦福監獄實驗。影片在多處暗示，該實驗在設計上存在著種種不科學或不可靠之處；它甚至故意安插了一個特別的角色，來指出津巴多並非一個公正的研究者。
事實上，早在1975年，就有兩位心理學家發表了一篇批評斯坦福監獄實驗研究方法的論文，然而，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納粹暴行仍歷歷在目，蘇聯則在冷戰中佔據上風——美國公眾對那些質疑的聲音充耳不聞。
直到新千年，人們對那場實驗的懷疑才逐漸上升。2001年12月，史蒂芬·萊謝爾（Stephen Reicher）和亞歷山大·哈斯萊姆（Alexander Haslam）與BBC的紀錄片部門合作，部分復原了津巴多的實驗環境，進行了一項為期八天的研究。看守依然身著制服，有權對囚犯稍加賞罰，但被告知其任務是讓監獄平穩運行。伴隨著實驗的進程，研究者發現，看守們並沒有凝聚成一個集體，反而逐步分裂；相反，囚犯卻產生了集體認同，他們團結起來，用各種花招挑戰看守的權威。
2007年，託馬斯·卡納漢（Thomas Carnahan）和山姆·麥克法蘭（Sam McFarland）指出，當年津巴多在報紙上刊登的那則招募廣告——「尋找一項針對監獄生活的心理學研究的志願者」，其措辭也許對實驗的結果產生了影響。這兩位學者先是重登原始廣告，隨後又發布了刪去「監獄生活」一詞的廣告，結果發現，兩個廣告徵召的參與者在一系列心理測試中取得了不同的分數；那些認為自己是參加監獄生活研究的志願者，在攻擊性、獨裁主義、馬基雅維利主義、自戀度，以及社會支配傾向等指標上，都明顯比後者要高出一籌。
2011年，當年那場實驗的「看守」之一約翰·馬克接受媒體專訪，透露出一些令人譁然的信息。馬克告訴記者，在參與實驗的那幾天，他每天都服用大麻；而在實驗進行的過程中，津巴多一直在刻意地製造緊張的氣氛；他還表示：「我不覺得那是一個為期兩周的實驗；津巴多就是想要在短時間內製造出一個戲劇性的高潮，然後讓一切戛然而止。他始終知道他想要什麼，始終在嘗試操縱實驗的走向。」
而斯坦福監獄實驗最著名的反對者，也許是波士頓學院心理學教授彼得·格雷（Peter Gray）。格雷教授編寫的心理學入門教材被北美許多大學採用，目前已出到了第六版，但這本教材中並沒有提及斯坦福監獄實驗。2013年，格雷還在《今日心理學》雜誌的個人博客上撰文，詳細地分析為什麼斯坦福監獄實驗是「毫無價值的」。
實驗志願者的家屬正在等待「讓我們來看看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21個年輕男子被要求扮演看守和囚犯。那是1971年。當時有許多關於監獄暴力和看守虐待囚犯的新聞報導。」格雷教授在文中寫道，「那麼，在這場遊戲裡，年輕人『應該』怎麼表現？他們難道『應該』圍成一圈坐下來，愉快地談論體育、女朋友或者電影？不，當然不是。這是一個關於囚犯和看守的研究，那麼志願者的工作顯然是要扮演囚犯和看守——更確切的說，是表演出他們對於囚犯和看守的刻板印象。」
當今心理學界一個幾乎可稱為「共識」的觀點是，心理學實驗的參與者，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他們覺得研究者希望他們表現的樣子。這種反應被心理學家稱為「需要特徵」（Demand Characteristics）。任何實驗中那些會給受試者提供暗示、讓他們能猜測研究者希望他們怎麼做的實驗特徵，都像是一種「命令」；心理學實驗應該消除或儘量減少這種命令，但是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這種命令無處不在。
事實上，當年那批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志願者，甚至都不需要去「揣摩」研究者的心思或意圖——津巴多直接告訴了他們。在《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一書中，津巴多陳述了他在實驗開始前對「看守」們說的話——
「我們不能對他們（囚犯）實施肉體上的虐待，」我說，「但我們可以製造無聊。我們可以製造煩躁感。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讓他們感到恐懼。我們可以製造一種主宰他們生活的武斷權力……他們沒有任何隱私，他們始終在監管之下，他們沒有行動自由，他們不能做任何、說任何我們不允許的事情。我們要通過各種方式剝奪他們的個體性……」
精神幾近崩潰的「犯人」上述這段津巴多跟「看守」的「通氣」，被普遍認為是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最大弊端——研究者即使沒有在操縱這場實驗，也把自己的意圖表現得過於鮮明，即證明牢獄環境的殘酷性、或是證明人們一旦被賦予權力就會變身惡魔。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志願者們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他們那樣做也許是為了實驗的「成功」，為了科學的善名，甚至可能是為了給現實政策提供佐證、以改善美國監獄內囚犯的生存處境。
如果津巴多當時換一種說法，情況會怎樣？如果他當時跟「看守」表示，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檢驗，人們有可能在看守囚犯的同時也是一個體面高貴的人，大學生們在此後實驗中的表現是否會明顯不同？在許多人看來，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但話說回來，近年來的這些質疑，並不能從根本上推翻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結論。比如2001年那場BBC監獄實驗，它本身又有多少說服力呢？在2001年，斯坦福監獄實驗已經眾所周知，參與BBC實驗的志願者，恐怕也有他們的「需要特徵」，即表現出與原先那場實驗迥然不同的行為。再如，現實裡的監獄長恐怕不會跟看守說我要看看你們能否保持高貴人性之類的話，比起格雷教授的假設，監獄裡看守得到的指示可能更接近於津巴多的指示。
可惜的是，今天的研究人員無法就這個問題繼續地、深入地探討；他們已經不能像半個世紀之前那樣、無所顧忌地探索人性之惡。在美國，學術審查委員會不斷提高研究實驗的倫理標準，其結果是，類似斯坦福監獄實驗以及差不多同樣著名的米爾格拉姆實驗那樣將人置於某種「道德困境」的行為研究，再也不被允許開展。
也許，比「人性本惡」更為糟糕的，是對這種可能性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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