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愛好者：雁南飛獎講歷史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百家號雁南飛獎講歷史，今天給大家講述的是啟蒙運動，前天小編看了一些關於啟蒙運動的書籍，但大都是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待這場運動的，但今天小編是要從哲學的角度來給大家解釋啟蒙運動，希望能給大家帶來不一樣的啟蒙。
1784年，伊曼努爾·康德為一家雜誌寫了一篇文章，其中他向自己提問說「什麼是啟蒙運動？」他的回答是：啟蒙運動，是人類從自己加給自己的監護狀態下解放出來。監護狀態，就是沒有他人的引導，人就沒有能力應用他的理智。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性，而在於沒有他人的引導就缺乏決心和勇氣加以應用時，那麼，這種監護狀態，就是自己加給自己的。要敢於認識！「要有勇氣使用你自己的理性！」——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康德把人類的歷史描繪為一個成長的過程。孩子們得做他們被要求去做的事情，因為人們假定，他們的父輩知道得更多。在過去的時代，整個社會就像孩子在行動。它們做國家和教會告訴它們要做的事情。
但是，只要一個社會以這種方式行動，那麼，它就依然是不成熟的。它需要成長，為自己思考，並且承擔責任。康德並不認為他當時的普魯士已經處在一個開明的時代。審查制度依然有效。許多市民的生活，都是由風俗、習慣、傳統和對國家的各種政令、教會的教條未加思考的服從形成的。但是，弗裡德裡希大帝時代是啟蒙運動的時代。黎明已經來臨，人們開始拋棄他們往昔的束縛。誠然康德並不認為理性能夠解決一切事情。理性有它的局限性。然而，它仍然是人類具有的最好的嚮導。將一切交給理性審視的決心，不僅對康德而且對整個啟蒙運動時代都是議程中的基本事項。康德並不是討論啟蒙運動的性質的唯一人物。《柏林月刊》刊載了康德的文章，也就同一主題發表了出自德國啟蒙運動領袖猶太人摩西·孟德爾頌的文章。孟德爾頌是同名作曲家的祖父，他在知識與文化界是一位備受尊敬的人。人們稱他為「猶太的蘇格拉底。不過，他的猶太背景妨礙了他加入柏林科學院。論到啟蒙問題，孟德爾頌相信，啟蒙在於理智的教化；他把這種教化和實踐的教化區別開來。關於宗教問題，孟德爾頌選擇的是某種開明的自然神論；他將其發展為一種普遍的理性宗教，他相信這種宗教和猶太教的真正精神是等同的。
康德和孟德爾頌標誌著德國啟蒙運動的頂點。當他們下筆定義這個時代的特徵的時候，它已經開始遠去了。康德和孟德爾頌是啟蒙運動諸多人物中的兩個代表。他們共同的觀點為:借著批判的推理理性的知識分子能夠超越既成的各種意見、傳統、習慣和教義，達到某種出眾的理解。然而，這應當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實踐，他們對此看法不同。孟德爾頌知性的審美論自身是一個世界，接受過教化的人可以進入並享受其中的樂趣。另一方面，早在卡爾·馬克思之前，康德就認為，哲學家的責任，不只是理解世界，而是改變世界。這一觀點是康德之前其他啟蒙思想家們的共識。
當康德宣告啟蒙運動的座右銘是要敢於認識時，他事實上是在重複長久以來一直存在於他周圍的一種口號。1736年，真理之友學社曾經採納這句話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德國啟蒙運動中，像真理之友這類學社扮演著某種重要的角色。其會員需要發誓不接受或者拒絕任何信仰，除非有某種「充足的理由」。但是，這句座右銘要敢於認識，其存在的歷史要悠久得多。它起源於公元前1世紀的拉丁詩人賀拉斯要成為智慧的並將一切置於批判理性的審視之下，這一啟蒙的挑戰導致一些思想家對體制性的宗教採取某種寬厚的（儘管是屈尊的）態度。在康德的情形下，它對體制性的基督教產生了一種幾乎不加掩飾的輕蔑。尤其在法國，獨斷的無神論得到稱讚，而天主教會遭到了譴責。
令人奇怪的是，一些公開抨擊教會禮儀的思想家發現自己被共濟會的儀式主義所吸引。基督教的聖禮被指責為是教士權術的產物；而共濟會秘密的儀式，卻被歡呼為獲得德性的象徵途徑與實現普遍兄弟情誼的手段。18世紀共濟會的風氣，在莫扎特的歌劇《魔笛》（1791）中，得到了音樂表達。然而，這個莫扎特為之譜以崇高音樂的浮華寓言故事，並沒有使所有人感到高興。莫扎特把共濟會表現為人類最崇高理想的化身。他發現自己不僅沒有得到讚美，反而因為向世界揭示了這一秘密而遭到譴責。這些秘密原本只能為共濟會的會員所知。更糟糕之處在於，他是以孩子般無憂無慮的愉悅形式來揭示它們。
啟蒙運動的三大引路之光，是理性、自然和進步。愛爾維修的著作《論心靈》（1758）認為，所有人大體上都具有相同的理解能力。孔多塞的《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1794），把站在入口處的西方社會描繪為一個完全合理的世8界。這種思想早在哲學家於巴黎大學的一次講演中就粗略地勾畫了出來。他的講演標題為「論人類精神的不斷進步」（1750）。由於大量知識分子使用法語單詞 l philosophe-一詞，它在18世紀獲得了某種準技術的含義。這些知識分子相信哲學的教育價值，相信自然科學、自由探討宗教和社會政治寬容對人類的普遍益處。單一項重要的工程耗盡了這些哲學家們的精力。這就是由狄德羅和達朗貝爾編輯的大《百科全書》（1751-1765）。有些哲學家如伏爾泰是自然神論者，另一些則屬於無神論者。
他們之中最重要的代表者是霍爾巴赫（1723—1789）。霍爾巴赫的《自然的體系，物理世界與道德世界之法則體系》（1770），對物質論的無神論給出了最全面的辯護，認為靈魂的觀念是一個純粹的幻影，人類是自然的產物。這自然的產物，服從於主宰著物理世界的各種法則。霍爾巴赫的無神論，早已由拉美特利的《人是機器》（1747）所預見。正如該書的標題所暗示的那樣，它把人描繪為一架有機的機器。拉美特利（1709—1751）是當時的一位重要的物理學家。他的許多著作都是對伊壁鳩魯主義的捍衛。他的生活方式和帶有進攻性的觀點，給他帶來了許多論敵。他被迫流放。拉美特利在普魯士的弗裡德裡希大帝那裡找到了保護。但是，霍爾巴赫的無神論，甚至對於這位君主也太過濃厚，後者私下對其作了駁斥，正如伏爾泰以文章的形式論述「上帝」那樣。伏爾泰在自己的《哲學詞典》裡，勾畫出上帝的特徵。
小編認為啟蒙運動的時代，絕不是一個統一的時代。伴隨這些哲學家們理智主義的有盧梭的反理智主義。信仰理性和進步被賦予了某種悲觀主義的色彩。早在康德關於啟蒙運動的著名論文發表約20年前，有人寫信給伏爾泰問道:「這就是你所修飾、你所開啟的啟蒙運動的世紀嗎？唉，時代與人相似，並且總是相似的。矛盾的是，伏爾泰本人竭力把以世界的神聖有序為基礎的自然神論和關於人性與自然之惡的某種深刻的悲觀主義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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