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來，全球財富分布呈現幾大趨勢。一方面，極端貧困人口大幅減少，中產階級日益壯大，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財富不平等」成為了房間裡那頭令人不安的大象。
數據顯示，當今世界，只有不到1%的人口擁有100萬美元以上的財富，他們被稱為「頂級富豪」。
這群金字塔頂端的人，控制著全世界46%的財富。他們是誰？如何賺錢？又如何思考？
菲茨傑拉德說，富人與你我之輩不同。恐怕沒有人比現任加拿大外長克裡斯蒂婭·弗裡蘭對這句話的感觸更深。
從政之前，克裡斯蒂婭做了20多年財經記者，跟蹤研究全球頂級富豪是她日常的主要工作。
克裡斯蒂婭·弗裡蘭
她把對巨富階層的貼身觀察寫在了《巨富：全球超級新貴的崛起和其他人的沒落》一書中，堪稱富人版物種起源。
克裡斯蒂婭開拓了一條通往「富宅」之路，打探裡面住著的那些人，既關心他們的錢從哪兒來，是先天繼承還是後天積累，也關心他們的錢怎麼花，比如是否將增長的財富全都用來累積更多的財富。
這一切終將導向一個問題的答案：贏家通吃的時代來了嗎？
以下是「富宅」內的一手觀察：
出名趁早
19世紀英國經濟學先驅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寫道，工業革命的環境轉變如此之快，一些行業的長期經驗反而成了絆腳石。許多行業要求人們快速了解新思想，並迅速適應新環境，這種敏捷的反應遠比長期經驗更有價值。一個人在50歲後賺的錢可能沒有在30歲前賺的多。
馬歇爾一百多年前的論斷在今天依然適用，尤其在網際網路世界，「快跑」「迭代」「時間窗口」反覆出現，和敏捷的反應相比，經驗顯得沒那麼重要，它們在青春面前黯然失色，一些時候甚至成了固步自封的元兇。
在搜索框鍵入「中年程式設計師」，最先出現的關聯詞是「出路」。他們是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卡蘿爾·格雷厄姆眼中「沮喪的成功者」，他們焦慮不安的源頭在於經濟地位的不穩定，他們擔心隨時可能失去工作和積蓄，由此跌入收入谷底。
格雷厄姆提出「快樂的農民和沮喪的百萬富豪」悖論——快速增長的經濟體中雄心勃勃的中產階層其實沒有更穩定的社會中的窮人幸福。
但如果你在更年輕的時候嶄露頭角，局面會大不一樣。美國許多重要的技術企業都是從大學宿舍孵化出來的，許多對衝基金的創始地點也在宿舍，許多俄羅斯寡頭在學生時代就進軍商業。憑藉趁早取得巨大成功，他們不僅有效抵禦了經濟變化莫測的風險，也在把握稍縱即逝的機會時更有底氣。
想進入超級富豪的圈子，就算競爭不是從幼兒園開始，也是從高中開始——爭奪精英大學錄取名額的競爭向來激勵。對於有望成為未來1%富豪群體一員的學生而言，他們必須艱苦奮鬥，創立公司或是交出漂亮的成績，進入高盛或麥肯錫之類的精英公司，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不惜藉助違禁藥物延長學習時間。
超級富豪們早早領悟了一個道理：不是每個人都有「第二次機會」，出人頭地要趁早。《廣告時代》雜誌2011年的一項研究發現，今生想要擠入1%的富人行列，在35歲前年收入要達到10萬美元。
告別躺贏
超級富豪中，金融家佔據相當大的比例，他們生活的動力不是文化發展、四季變化或是家庭傳統，而是最近一筆生意的要求或市場情緒。沒有什麼詞比「資本孤兒」更適合形容他們的身份，「一周有四個晚上都要離開家」才是地位的象徵。
盛產富豪的華爾街員工這樣描述自己：我們清晨5點起床，工作到晚上10點，甚至更晚。我們有頭寸時通常都顧不上起身去廁所。我們只有不到一個小時吃飯、午休。我們不要求組成工會。我們50歲退休，連養老金都沒有。我們的高報酬和艱辛付出是相襯的。
實幹家取代「蓋茨比」成為超級富豪文化中的政治正確。爵士時代的富人「生來富有」，就像電影《燃燒》中家境優越的Ben，精神生活遠觀紙醉金迷，近看荒蕪一片。20世紀以來，高管層取代資本擁有者，佔據了收入等級的最高處。
《福布斯》2012年億萬富豪榜上有1226名富豪，其中的840名屬於「白手起家」類。如今的頂級富豪幾乎不會生來就窮困潦倒，以至於與機遇完全不沾邊，但他們的巨大財富通常來自辛勤工作、聰明才智和很大的運氣成分。總體來說，他們不是貴族，而是經濟精英；他們不僅專注於消費財富，而且一心創造財富。
白手起家的致富經歷讓精英們相信「高付出高回報」，越有錢，越努力，進一步拉開了金字塔尖與底層的差距。
教育驅動
矽谷文化的盛行背後是技術極客的崛起，如今，哪裡有頂級富豪圈，哪裡就有技術極客的身影。
墨西哥電信巨頭卡洛斯·斯利姆將自己能夠獲得大量財富歸功於自己出眾的數學能力。黑石集團創始人、華爾街「王中之王」史蒂夫·施瓦茨曼說，他之所以能獲得成功，是因為他總能從收集的大量數據中「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模型」。
技術達人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超級精英教育帶來超大規模的經濟回報。
經濟學家發現，大學教育帶來的工資溢價從1970年的0.382上升到2005年的0.584，增長了50%以上——工資差距增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薪酬回報大幅增加了。
生活在城市裡的中產階級父母們對此早有覺察，精英教育的高價值引發了一場適者生存的教育競爭，這場體現達爾文進化論觀點的競爭從幼兒園就開始了。「輸在起跑線」上的恐懼催生了一批焦慮的「虎爸虎媽」。
數據更加令人不安：根據昆士蘭大學經濟學家約翰·奎金的統計，常春藤盟校一年級新生總數僅佔美國大學適齡人口的近1%，這群1%的18歲青年在躋身未來1%的成年富豪群體方面具有極大優勢。
進入一所「正確」的大學是勝負攸關的人生大事，在教育投入上的拮据，似乎意味著早早關上了通往「巨富」的窄門。
跨國社團
超級精英的全球化早在學校裡就開始了。要通往頂級富豪圈並不需要專屬護照，但確實有個途徑，那就是母校——美國的常春藤盟校，再加上史丹福大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以及世界頂尖商學院。
在這個世界，你在哪兒獲得MBA比你是哪國人更重要。
再也沒有「人才流失」，只有「人才流動」。頂級富豪正形成一個跨國社團，他們互相之間的共同點比他們和家鄉同胞的共同點還要多。無論他們定居在紐約還是香港，莫斯科還是孟買，當代的頂級富豪正在抱團形成一個新的世界。
位列頂級富豪目的地榜單的是瑞士達沃斯經濟年會、奧斯卡頒獎典禮、坎城電影節、美國太陽穀峰會……他們覺得有義務出現在那裡，和聰明人和有趣的人待在一起。
對超級富豪而言，世界不再分成一個個國家，而是分成富裕地區和貧窮地區。他們踏入的圈子由「利益」，而不是「地理範圍」劃分。北京離紐約很遠，但看上去和紐約很相似。你能見到同樣的人，能在同樣的飯店吃飯，能在同樣的旅店入住。從倫敦移居香港，比從紐約的一個區搬到另一個區還要容易。
變革響應
在過去10年裡，《財富》500強企業執行長的平均任期從9.5年下降至3.5年。即使是超級精英的工作也不穩定，而且越來越不穩定。
喬治·索羅斯認為「市場是摧毀『自我』的機器」，位居高層者更需要時時保持警惕，隨機應變，不行動相當於坐以待斃。
超級精英們擅長識別並主動適應變革。一種觀點認為，這是一種天賦。多巴胺是一種觸發愉悅感的大腦物質，它同好奇、冒險和創業精神相聯繫，在不確定的環境中能有助於人們取得成果。
幾乎所有人都是事後諸葛亮，政治和社會、商業和市場中的變革歷來難以預見，即便在變革開始後，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仍不願承認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但變革時刻恰恰是即刻創造財富的時刻，響應變革帶來的經濟溢價巨大，造就了超級精英，並進一步拉開了1%和其他人的差距。
索羅斯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獲益頗豐，但數以百萬的人喪失了工作、住宅和退休儲蓄。對於贏家而言，變革帶來了意外之財；對於敗者而言，變革帶來了滅頂之災。
在《巨富》的結尾，弗裡蘭意味深長地借威尼斯共和國的興衰隱喻今天：威尼斯的崛起始於康曼達契約，它鼓勵投資家資助旅行者出海貿易，為所有人打開經濟之門，精英階層不斷壯大。但好景不長，既得利益者對開放經濟體的流動性產生疑懼，他們採取行動「鎖定」自己的特權利益，當「經濟閉門」為社會流動畫上句號，威尼斯自此由繁榮走向衰敗。
隨著頂級富豪與其他人的經濟差距變成鴻溝，他們開始居住在「大門緊閉」的全球社區裡，他們需要抵禦貪婪和資本的短視，避免重蹈威尼斯商人的覆轍。亨利·福特說，他需要工人們賺夠錢買他公司的車。歸根結底，贏家通吃，對頂級富豪而言，真的是一件好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