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第一輛汽車——解放車的紀念碑。作為中國汽車工業的「長子」，中國第一汽車集團自成立以來就為國家的經濟建設立下了不朽功勳。
上世紀80年代初，私人購買轎車要先經過政府審批，那時候，有錢買車也困難。這導致1986年，北京汽車保有量只有30萬。
僅僅過了20多年，這個數字就變成了300萬。擁堵成了這個大城市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限行就此被提了出來。
從當年的無車可開，到今天的有車也不是天天能開，轎車也從奢侈品真正成為了市民的代步工具。
從無到有
「有那麼一刻我呼吸停止：目不轉睛地盯著眼前這些落伍的廠房，腦子一片空白。難道這些遍地塵土的簡棚陋屋，就是一家汽車製造廠？」
在自傳《上海1000天》中，前德國大眾高管馬丁·波斯特開篇就是一個問號。
1984年，中國汽車的現狀讓他呼吸困難。如果時鐘回撥到1953年，他完全可能當場窒息。
「1953年，中國汽車在一片一窮二白的空地上奠基。」已經80高齡的陳祖濤老人拿起茶杯，使勁泯了一口。
陳祖濤出生在湖北省漢陽縣，父親是原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11歲時陳祖濤被送至前蘇聯，1951年從莫斯科鮑曼最高技術學院機械系畢業回國。
就在他歸國的一年前，國家重工業部成立了汽車工業籌備組。同年，國家決定在長春建立第一汽車製造廠，這是前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之一。
聽聞陳祖濤回國，周總理找到他，請他擔任一汽駐蘇首席代表，陳祖濤欣然應允。那年只有23歲的陳祖濤被稱為一汽第一名職工。
隨後兩三年裡，大批大學生一車皮一車皮地運往一汽。復旦大學畢業的陳光祖放棄分配北京機關的名額，也進入了這一大軍。幾個月後，閒極無聊的他主動請纓用馬車去拉鑄件鍛件。
1953年7月15日，一汽動工建設。三年後，建成當時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工廠。1956年7月15日，第一輛國產解放牌卡車誕生。當天全體幹部工人上街遊行。
沒過多久，一汽試製轎車。工人們將克萊斯勒車拆散，把零件擺在臺子上，誰覺得自己能做，便把零件拿走。通過「趕廟會」的方式，本來需要一個月才能完成的油泥模型，四天後就出來了。「乘東風展紅旗，造出高級轎車去見毛主席。」1958年長影廠拍攝的影片《乘東風展紅旗》，記錄了這一情景。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前，一汽送來了紅旗。一年後，不甘示弱的上海送來了「鳳凰」轎車(後變為「上海牌」)。此後，紅旗作為領導人用車，上海牌作為高官用車一直沿用到上世紀80年代。
1960年，前蘇聯專家撤走後，負責設計的陳祖濤開始自力更生。
與大眾合資
1978年，《人民文學》1月號刊登了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隨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昔日的「臭老九」首次作為正面形象出現。
那一年，曾是「臭老九」的陳祖濤也平反，隨後馳援二汽(現「東風」)建設。
那時，全國急需大量重型卡車和輕型卡車客車，當時國內汽車界是「缺重少輕無轎」。
「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陳祖濤當時曾這樣反覆問自己。
事出巧合。「我們碰到了一個問題，發動機啟動後達到800攝氏度的高溫，問題一直解決不了，後來傳到鄧小平耳朵裡。」陳祖濤還記得，當時鄧小平讓人傳了一句話：「不懂就到外國諮詢。」全國只有鄧小平敢說這句話，陳祖濤茅塞頓開，來到英國裡卡多發動機公司諮詢，很快問題解決。
事情旋即在汽車行業傳開。不久後，南汽引進了義大利依維柯；北汽通過購買日本五十鈴的4萬輛輕卡，帶回了技術；天津汽車製造廠也引進了日本大發的微型汽車技術。
1982年5月，國家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當時的汽車主管部門——汽車局被中國汽車工業公司取代。已經54歲的陳祖濤從二汽調到北京，擔任中汽公司總經理。上京之前，陳祖濤多次從收音機裡聽到鄧小平講「拿來主義」，他一直在尋思如何將這個口號付諸實踐。
一年後，陳祖濤等來了一個機會。那時，社會上掀起「北京吉普」熱，但北京吉普產量低，技術落後。1983年，北京吉普考慮與國外合資解決這一難題。之前他們曾與美國AMC汽車公司談了很長的時間，但沒有成功。陳祖濤到美國後，專門考察了該公司的發動機，發現設計先進，馬力強勁，便迅速與AMC公司副總裁克萊爾籤署協議。這是中國汽車工業和外國公司的第一個合資項目。
北京吉普阻力較小。但在轎車方面，合資可是費盡周折。
陳祖濤記得1982年，他和當時國家計委一位主任的一次爭吵。「我當時是中汽公司總經理，我去找他提升全國的汽車產量。」
上世紀80年代國家計委的權力很大，全國汽車產量的控制權在計委手中，當時全國的汽車產量是22萬輛，轎車產量只有4000輛，嚴重供不應求。
陳祖濤找到這位主任請求提高產量後，這位主任明確表示不同意。當陳祖濤提出要想辦法發展小轎車時，這位主任更大為光火，稱小轎車為資產階級產物。
「我看到他發火我也火了，我就問他，你平時上下班坐什麼車，為什麼你能坐小轎車別人就不能。」陳祖濤表示，儘管改革開放已開始幾年，但極左思想其實還在，中國計劃經濟時代的陰影還未遠去。
激烈爭吵並沒有讓陳祖濤放棄。不久後，陳祖濤等人通過各種渠道，將報告遞到鄧小平手裡，想碰碰運氣。1982年6月，鄧小平在他們的報告上批上一行字：「轎車可以合資」。
拿到鄧小平特批後，陳祖濤等人開始在全世界尋找合作夥伴，跑遍奔馳、豐田、雷諾、日產、通用、福特等世界各大汽車公司。
「那時候，西方汽車大企業沒有幾個看得起我們，不是不願合作就是漫天要價。幾經周折，我們和德國大眾取得聯繫。德國大眾內部對於和中國合作意見也不統一。一派認為，中國的經濟基礎太差，合作生產的批量又不大，無利可圖不搞；以董事長哈恩為首的另一派認為，中國的經濟會不斷發展，可以和中國合作。」陳祖濤說，事實證明哈恩眼光獨到。此後10年，桑塔納獨霸中國市場，時至今日，桑塔納每月銷量還可過萬。
事實上，在此之前還有一段小插曲。陳祖濤回憶說，在產量上和德國談的是年產10萬輛，但國內有關部門認為轎車是國內不急需的高級消費品，要將生產綱領減到2萬輛，項目出現泡湯危險，後來經過多方博弈，最終定為3萬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