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元院士，20世紀70年代主持研製成功我國第一塊3種類型1024位MOS動態隨機存儲器,是我國矽柵N溝道MOS技術開拓者之一。在1986 ~ 1993年任全國ICCAD專家委員會主任和ICCAT專家委員會主任期間，領導研製成功了我國第一個大型集成化的ICCAD系統；為推動我國微電子產業的發展，作為發起人之一，創建了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上海)有限公司(SMIC-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從開始到現在他所從事的工作一直都沒有離開技術應用和成果的產業化，作為一個與科學技術打了一輩子交道的人，王陽元對科技成果的轉化有著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機制的更新是很重要的一點，但是比機制的更新更重要的是人的觀念的跟進。
技術轉化也是機制的轉化
一個技術轉化的過程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更長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會遇到技術或者是人的問題，任何一個小的問題都可能使這個技術在轉化的過程中夭折，隨之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小企業也就跟著消亡了。科技成果的轉化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國的科研院所和高校。
在王陽元看來技術的轉化裡面最難的可能就是機制問題。他說：「因為我們原來沒有這樣的概念，但是在美國這件事情已經變得很平常也已經發展得很成熟了。」一個新事物的誕生總不是那麼順利，人們要接受這樣一個新的思想也不是很容易，也就是說突破機制最難的就是觀念的更新，也可稱之為計劃經濟習慣性的延伸，在舊觀念轉變的同時還要去摸索新的管理方法和新的運作機制。
「這20年來我們的科技成果轉化的觀念和機制並沒有像經濟那樣快速地發展起來，科技成果的轉化雖不可同這20年來的經濟的成長相比較，但科技成果轉化卻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和驅動器。」王陽元認為，經濟飛速發展的過程也是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局部被認可的過程。
過去在企業中技術的研發是不太被重視的，甚至只是一個空有名字的虛位，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很久。但是真正的技術力量並不是說一個簡簡單單的名字就可以支撐得起來的，它還是要扎紮實實的技術支持。王陽元認為最雄厚的研發力量還是在科研院所和大學裡面的，如何將這兩塊巨大的潛力發揮出來，這個問題的解決大家都還需要一個探索的過程。
最近王陽元也一直在作這方面的探索。他在一篇報告裡面提出了「產前研發聯盟」新的概念。「價格競爭」一直被稱為「最低端的競爭」，而王陽元認為最高端的競爭是「新組織類型的競爭」。他在報告中提到,由於一直以來我國幾乎僅圍繞「政府資助系統」的單一模式進行，由於企業資金和人力資源的匱乏，始終未能有效地進行大生產技術研發，而研究院所開發的單項工藝或器件模型等科研成果也始終不能很好地實現產業化。而產業發展的經驗是：當一個產業出現「集體危機」的時候，要採取「集體行動」的方式解決，美國的SEMATECH、日本的VLSI、歐洲的IMEC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組建的「產前研發聯盟」，實踐證明「產前研發聯盟」是一種能夠使技術外溢，能夠為「乘員」提供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有效的「新型組織」。
王陽元用一句話來概括這件事情：「靠自主智慧財產權而不是靠價格這個低價競爭，所以現在的競爭，產前一定要聯盟。」
成果轉化「一個好漢三個幫」
「一個好漢三個幫」，一旦有成果以後科研人員想要憑一己之力單槍匹馬很難成功，還需要有敏銳的市場眼光的人和有雄厚資金的投資者來幫助才有成功的希望。「既要懂得管理，還要懂得資本運作，還要能做技術，這樣的人太難找了。」王陽元認為分工合作會更有利於一個公司的成長，這樣一來科研人員可以再回科研院所做新的技術研究，也有利於自身的發展。
談到企業成長過程中的資金問題，王陽元認為國內的風險投資這一塊還相當的不成熟，而風險投資的成熟與否和體系有很大的關係。
他還認為不應該是完全由政府來投資，他說：「完全由政府來投資我覺得也不一定就好，也不應該眼睛只盯著政府的錢。」他舉了美國風險投資的例子，在美國一個好的成果出來，技術人員就會向風險投資公司推薦技術的市場前景和技術的優勢，風險投資公司如果對這個技術有興趣就會投資將這個產品開發出來。如果這個公司做成功上市了，那麼就會帶來10倍或20倍甚至更多的回報。
「當然，如果首先由政府作一些引導性投入然後引進風險投資的資金，這樣投資人也會感覺比較踏實。」王陽元認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雖不可誇大但是也不可小視。他認為錢不是最重要的，有好的機制，真正掌握技術的人才才能夠進來，加上國家適當的扶持政策，這樣一個產業才能做大做好。
科學研究應該允許失敗
「科技成果的轉化不是說什麼成果都可以轉化，而是說以科技成果為載體，這個載體要適應市場需求。」王陽元說。但是適應市場產品的需求還只是第一步，然後還要去開拓市場，有了市場才可以實現轉化，「你的技術有人看中來給你投資，他願意冒這個風險，一個風險投資公司投10個成長中的公司，即使有70%失敗也不可怕，有30%成功，投資風險基金就可以掙回來了。」這樣的觀念不是每個人都能想得到的，王陽元認為就是要靠這種敢於冒風險的精神才能做得成事情。
就像計劃經濟最容易一刀切一樣，我們也不能要求所有的科研人員都作科研成果轉化，「基礎研究人員你就應該讓他安心地做自己的本職工作，而且應該容許他失敗」。他笑了笑又補充了一句：「當然成功了更好。」王陽元認為成功和失敗都是科研成果。
所以做基礎研究的人就不要跟他強調要什麼成果，而做應用研究的人則要看到這個技術的市場需求的，知道什麼東西可以轉化。最好的例子就是電晶體的例子，或者說是集成電路的例子，說到自己的本行，王陽元的高興之情溢於言表。
人才隊伍高舉產業大旗
王陽元院士一直主張要自主發展我國的集成電路產業，要擺脫受制於人的落後局面。他曾寫過一篇關於大學在發展微電子生產中的作用的論文，經國務院科技領導小組負責同志的批示後，成為規劃中關村產業技術開發區的理論之一。曾由他組織領導了ICCAD科技攻關，研製成功了具有自主版權的我國第一個集成化VLSI ICCAD系統(三級系統)，是我國繼美國、歐洲、日本之後進入能自行開發大型ICCAD系統的先進國家行列，為我國的集成電路設計業的發展打下了重要的技術基礎。
除去這些輝煌的成績後，王陽元還是一名大學教育工作者，十分重視人才的培養。他努力為年輕人創造良好的教育、科研和生活環境。在工作中，他特別重視啟用年輕有為的博士、碩士，努力為他們創造機會，讓他們在教學和科研中擔負重任。
在他看來人才是一切競爭的核心，是創新活動的重要載體，科學技術的創新過程和產業的發展也是人才成長的過程。社會和國家要為優秀的人才開創一個更加寬容的體制，增強鼓勵創新的理念，允許進行探索試驗，允許失敗。對於優秀的技術人才和具有技術、市場和管理能力的綜合人才應給予鼓勵，積極幫助和組織支持科學技術人員申報國家各類基金項目、國家和地方的自主創業項目和享受投資的補貼優惠政策項目。
他認為想要儘快縮短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在技術、市場、管理等方面的差距，就必須充分發揮高校與企業培養人才的作用。
2001年6月初，78歲的傑克·基爾比先生應邀來北大作演講，並與王陽元、楊芙清兩位院士就集成電路和微電子產業的發展及其在中國的前景進行了交流。在會上王陽元說：「集成電路將人類的智慧與創造固化在矽晶片上，它無處不在，改變著社會的生產方式和人們的生活方式，成為現代產業和科學技術的基礎。」微電子技術是21世紀信息社會發展的技術基礎，如何才能讓這個基礎更加地強大將是我們要共同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