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傳》(簡稱《2010李傳》)是一本介乎傳記與口述歷史之間的著作,作者是傳主李政道的多年助手。由於書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我本人,以及我與李合作的細節,而所說的或則沒有包括全部事實,或則根本錯誤,很容易造成歪曲、偏頗的印象,我不得不作回應,以正視聽。我要說的,只限於能夠根據文獻講清楚的幾件較大的事情。書中許多材料都源自2004年由季承領頭編輯的《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下稱《2004解謎》),所以下面多處也要涉及此書。
圖一楊振寧與Mills(1999年攝)
I.
《2010李傳》58頁有下面一段關於我1948年博士論文的文字:
「第二個問題,雖然李政道給出了答案,但他那時正忙於天體物理的問題,沒有深入去研究。吳大猷先生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義,一定要李政道回芝加哥後把答案寫出來。李政道尊重吳大猷先生的意見,回芝加哥後在他所住的國際公寓裡算這個問題。楊振寧來了,看到李政道正在做計算,於是問李政道算什麼,李政道對他說了。後來,楊振寧對這個問題做了詳細的計算,成了他的畢業論文。」
這段文字講了些事實,可是沒有講全部事實(The Whole Truth),更沒有講最重要的事實。事實是:當時有一個謎團困擾許多研究β衰變的學者:β-γ關聯(correlation)的計算往往是大算一陣子之後,發現許多項都互相消去,結果非常簡單。Uhlenbeck和他的學生Falkoff就被此謎團困擾。[Uhlenbeck(1900-1988)是發現電子自旋的物理學家,許多人認為他應該得諾貝爾獎。]吳先生從Uhlenbeck那裡知道這謎團的重要,所以要李去算。此前我已經在研究此問題,而並不是和李談了以後才開始研究此問題。但我卻沒有大事計算,而是去想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項相消!
想的結果是:對稱原理是多項相消的內在原因,從而推廣此原因,寫了我的博士論文。全文發表後只有9頁篇幅[Phys.Rev.74,764(1948)],其中的定理立刻引起核物理學界的廣泛注意。1950年代最有名的核物理學教科書Blatt and Weisskopf,Theoretical Nuclear Physics就多處引用了我的這些定理,例如:
「楊的普遍定理也適用於此例。」(譯自該書1952年版639頁)
(對稱是二十世紀物理學的一個中心觀念。我的這篇1948年的博士論文,後來的楊-Mills、宇稱不守恆、1974年的規範場積分形式等工作,都是關於對稱的工作,其中尤以楊-Mills的規範場理論為極重要。請參閱《2009 Dyson》。)
II.
《2010李傳》第四章多處明示或暗示李是費米的博士生,而楊不是;《2004解謎》第14問答中也如此說。這同樣是只講部分事實,以偏概全。
我確實不是費米的博士研究生,李是。可是我是費米的得意學生,而李不是。證明一:費米在芝加哥的九年教過不少學生,其中只有我和他聯名發表過理論物理文章[Phys.Rev.76,1739(1949)]。證明二:1948年春費米為了弄懂Schwinger對重整化的工作(這是當時最紅的研究領域),每星期兩、三個上午在他的辦公室中討論此工作。(見《1983楊》6頁)參加的除費米外,有兩位教授:Teller與Wentzel,與五位研究生:Chew、Goldberger、Rosenbluth、Steinberger與我,沒有李(討論了數周,結果由Goldberger整理成49頁的文件。但Schwinger的計算很難懂,我們的討論完全失敗)。證明三:費米出差的時候,常請我代課,從沒有請李(見《2004解謎》110頁)。證明四:費米於1954年11月28日因癌症逝世,享年53歲。他最後住醫院期間我專程自美國東岸飛往芝加哥去看他(《1983楊》307頁)。李沒有去看他。證明五:費米逝世以後,Segre為編輯費米的全集邀我寫了一篇文章(《1983楊》48頁)。沒有邀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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