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麼樣的社會裡,人們更可能持有偏見?

原作者 | [美]戈登·奧爾波特

摘編 | 徐悅東

《偏見的本質》，[美]戈登·奧爾波特著，凌晨譯，後浪丨九州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一些理論家由於其所受過的訓練及其偏好，強調文化的因果關係。而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們則對塑造了個人態度的外部影響感興趣。而另一方面，心理學家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如何被編織進個人生活的動態紐帶之中的。這兩種研究方法都是必需的。但我們僅限於討論前者，即文化的因果關係。

基於我們現在對偏見的了解，我們可以說，持有偏見的人格將更多地會出現在滿足以下條件的地方：

社會結構以異質性為特徵的地方

允許垂直流動性的地方

社會正在發生快速變革的地方

存在無知和交流障礙的地方

少數族裔規模大或者呈擴張趨勢的地方

的確存在直接競爭和現實威脅的地方

在社群中以利益為目的的剝削長期存在的地方

管控和節制攻擊行為的習俗傾向於偏見的地方

為民族中心主義的傳統辯護的地方

同化和文化多元主義都不受歡迎的地方

我們將以此闡釋偏見的這十項社會文化法則。我們無法證明它們是完整的或不容置疑的；但每項規律都是當下所能作出的「最合理的猜測」。

異質性

只有在社會的多樣化程度相當高的情況下，才不會存在「感知警覺點」（perceptual points for alarm）。在同質化的社會中，人們的膚色、宗教、語言、服裝風格和生活水平都是一樣的。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群體的可見度高到足以圍繞其特徵產生偏見。

相比之下，在一個多樣性強的文明中，就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分工不同所導致的階級差異，移民所導致的種族差異，以及許多宗教信仰、哲學觀念上的差異所導致的意識形態差異等）。由於沒有人能同時代表所有方面的利益，最終人們的見解變得各自不同。人們為了各自的利益或站到一起，或走向對立。

在同質化的文化中，只會出現兩種類型的對立。（1）他們可能不信任外國人和陌生人（2）他們可能會放逐個別的個體，如納瓦霍人（Navaho）驅逐「女巫」。在同質化的文化中，仇外心理和巫術在功能意義上等同於針對群體的偏見。

美國這個或許有著地球上最為複雜和多元的社會的國家，為大量偏見和紛爭提供了成熟的產生條件。差異數量眾多且可識別。服飾、品味、意識形態上的衝突無法提供幫助反而會催生摩擦。

川普支持者

一個社會偶爾或許會表現出一種固化的異質性，這種異質化表現出來的形態與同質化是一樣的。例如，在奴隸制存在的地區，隨處可見的偏見行為並不會引人側目。一旦某種關係被習俗所固化，就很少會發生明顯的摩擦。主僕之間、僱主和僱員之間、牧師與其教區居民之間的固定的生活和互動方式都是這樣的例子。只有當一個社會中存在社交活動、階層流動與變化，這個社會才能夠創造出「活的」異質性，才會帶來偏見。

垂直流動性

在同質社會或固化的種姓制度中，人們不會將差異看作一種活躍的威脅。即使是等級嚴明的社會系統，例如奴隸制，當它運轉良好時，社會上仍然會存在一種關於能否讓下層階級「安分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的焦慮。在日本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已經頒布了法律，以固化上層階級的特權，使其不被下層階級染指。因此，即使是在固化的種姓制度中也存在一些偏見的痕跡。

但是，當每個人都被認為是潛在平等的，並且由國家信條保障了平等的權利和平等的機會時，就會出現一種非常不同的心理狀態。即使是最底層的群體成員也被鼓勵去努力奮鬥，並站出來要求他們的權利。於是就出現了「精英的流動」。通過努力和好運氣，出身較低的人能夠不斷提升自己的社會階層，有時甚至能夠取代之前的特權階級。這種垂直流動給社會成員帶來了激勵與恐慌。威廉斯（Williams）指出，美國社會中有資本主張「美國信條」所傳達的普遍價值觀的，主要是其中最有安全感的群體（例如，專業人士和傳統的特權階級家庭）。而其他的所有人都受到垂直流動的威脅——這種流動既能使階級提升，也能使階級下降。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

一項實證研究對這一問題給出了相當多的解釋。研究人員貝特爾海姆和賈諾維茨發現，一個人當前所處的社會階層對其所持有的偏見來說並不重要，調節其偏見的更多的是他在社會階層中的流動方向是向上還是向下。社會的動態流動性被證明比任何靜態人口變量更為重要。這一發現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大多數研究人員都未能發現偏見與人口學變量，諸如年齡、性別、宗教信仰、收入之間存在任何重要的關聯。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是否受過高等教育與寬容度之間並無顯著相關。流動性似乎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

在這項研究中，退伍軍人被要求提供自己應徵入伍前與戰後受訪時的職業情況。一些人在退伍後無法達到他在入伍前的職業地位；另一些人在退伍後的職業待遇與入伍前相同；還有一些人在退伍後找到了更好的工作。研究人員根據這三種不同的流動方向劃分被試，發現這三組被試反猶太主義的程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雖然這項研究的被試數量不多，但趨勢卻很顯著。相較於在職場一帆風順的人，那些在職場遭遇逆境的人更為反感猶太人。坎貝爾（Campbell）所提供的支持證據如下。

表5 反猶主義與社會流動性

坎貝爾在研究報告中指出，對工作境況不滿的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下行流動的標誌）比那些滿足於當下工作的人顯得更為反猶太主義。在針對黑人的偏見中也出現了同樣的趨勢。由於這種形式的敵意比反猶太主義更為廣泛，所以分類方式與上一個表格略有不同。

表6 反黑人態度與社會流動性

社會的迅速變革

異質性和向上流動的渴望在社會上湧動，極易導致種族偏見。不過，社會危機的爆發似乎也會加劇這一進程。羅馬帝國即將崩潰的時候，人們更經常地將基督徒餵給獅子。在美國參戰期間，種族暴動顯著增加（特別是在1943 年）。每當南方的棉花生意不景氣，被處以私刑的人數就會增加。一名研究人員寫道：「在整個美國的歷史上，似乎本土主義思潮的高漲都與經濟蕭條之間存在直接的相關性。

在洪災、饑荒、大火等災難時期，會盛行各種迷信和恐慌，其中包括將災難歸咎於少數群體的流言。失範（anomie）是一個社會學概念，意為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觀的加速崩壞。如今，這一情況普遍出現於大多數國家。作為一個術語，失範呼籲人們關注社會機構中的功能障礙和狀態低落。

研究人員裡奧·斯洛爾（Leo Srole）提出一個假設，認為將眼下的狀況感知為「高度失範」的人即是對少數群體持有高度偏見的人。他設計了一份測量當今美國社會失範狀況的調查問卷，並將其發放給大量被試。他還測量了被試對少數群體的偏見。結果顯示，兩者之間的相關性非常高。

斯洛爾還希望了解，以社會文化上的「失範」作為對偏見的解釋，與以心理上的「威權主義人格結構」作為解釋相比，哪種更有說服力。因此，他要求被試完成第三份用於測量其威權主義觀點的問卷。他的研究發現，失範這一變量更為重要。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

之後，另外一組心理學家也重複了這一研究。雖然他們也發現失範與偏見存在重要關聯，但並沒有證實失範對偏見的影響比威權主義人格結構更為深遠。

這項研究能給我們帶來很多啟迪，因為它對偏見的兩項誘因各自的權重進行衡量，意圖發現哪項原因更為重要。雖然在目前，我們還無法完全解決這一問題，但我們至少可以由此指出，失範是導致偏見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結束這一話題之前，需要指出的是，一個國家中發生的特定類型的危機可能會產生減輕群體間敵意的效果。例如，當國家整體陷入危機的時候，敵對的兩群人可能會遺忘仇恨，共同合作以克服危機。在特定時段內，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互相對抗的雙方，一旦成為戰時盟友也通常會以友善的態度對待對方。然而，嚴重的國家危機與失範是兩回事。失範的標誌性特徵是內部的不穩定，而這個因素（無論國家是處於戰爭還是和平狀態）似乎會放大原有的偏見。

少數群體的規模和密度

如果班級裡只有單獨的一個日本或墨西哥兒童，那麼他很可能會成為全班的寵兒。但如果來了20 個這樣的孩子，他們就幾乎一定會被與其他孩子區分開來，並被視為威脅。

威廉斯這樣闡述這一社會文化規律：

將一個明顯不同的群體遷移到特定地區會增加衝突的可能性：

（a）遷移而來的少數群體所佔總常住人口的比例越大，

（b）少數群體湧入的速度越快，發生衝突的概率就越大。

全美只有約1000個印度人，但黑人人口卻約有1300萬。前者往往被忽視（除了個別印度人可能會被誤認為黑人）。但是，如果印度人的數量上升到幾十萬或幾百萬，毫無疑問，那時必定會出現明確針對印度群體的偏見。

如果這條規律是正確的，我們應該能夠發現證據顯示反黑人主義最為興盛的地區就是黑人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

一項範圍有限但設計得很精巧的，針對南卡羅來納州的研究提供了支持性數據。1948年，第三方候選人瑟蒙德（Thurmond）州長以「州權自治」為主張，競選美國總統一職。這一主張主要是抗議民主黨在公民權議題上的綱領。研究人員戴維·赫爾（David M. Heer）測試了這樣一個假設，即在黑人人口最為密集的南卡羅來納州，針對黑人的偏見也會較其他地區更為強烈，繼而使瑟蒙德在該州獲得最高的票數。結果在很好地控制了其他會影響瑟蒙德票數的變量的基礎上，證實了假設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黑人人口越密集的地方，瑟蒙德得票越高。

威廉斯所提出的規律中的第一部分認為，人口的靜態組成是重要的。赫爾的研究也支持了這一觀點。

但威廉斯陳述的第二部分更為重要。我們很容易就能夠證實其效度。眾所周知，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的膚色偏見很少。在戰爭期間，許多來自美國、非洲、西印度群島的黑人，以及許多馬來人流入了英國城市利物浦。研究這一情況的里奇蒙（Richmond）發現，在此之前極少或根本不存在的針對外群體的排斥情緒，隨著移民的流入而發生了巨大的增長。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

在美國，滿足產生嚴重暴動條件的地區與擁有大量被排斥族群的移民的地區是恰好重合的。例如，1832 年波士頓發生了寬街（Broad Street）暴亂，當時來自愛爾蘭的移民人口大幅劇增；1943年洛杉磯發生組特裝暴亂時，正值墨西哥勞工大量湧入之時。同年，底特律也發生了暴亂。芝加哥接下來發生的種族問題似乎與黑人人口密度的日益增加密切相關。在芝加哥，一平方英裡內居住著9萬黑人，有時平均17 個黑人才對應一個房間。而黑人人口正在以每10年增長10萬的速度擴張。

為了削弱這一因素造成的影響，有人認為，如果少數群體的成員作為個體分散開來（而非成群聚居），就不會遭受如此之多的敵意。而黑人居住狀況的研究者韋弗（Weaver）認為，根據他的經驗，當單獨的一個黑人或幾個黑人家庭作為獨立的個體遷入中高收入住宅區時，人們對其的排斥情緒是逐漸下降的。帕森斯（Parsons）指出，猶太人的集中性不僅僅體現在他們經常聚居，還體現在從事特定的職業之中，他的假設是：如果猶太人可以在社會結構中平均分布，反猶太主義的情況可能會有極大的緩解。

然而，促成少數群體的分散是很困難的。出於經濟和社會性的原因，來自某個國家或地區的移民傾向於聚集在一起。遷入北方城市的黑人只能在黑人人口已經很密集的區域找到住房。隨著集中度的增加，出現了一個平行社會。新的少數群體在原有的社區中間構造起了一個擁有自己的教會、商店、俱樂部、警衛隊的社區。這種割裂彰顯了他們與主流社會之間的鴻溝，並往往使惡劣的局面變得更糟。職業的固著化可能會加劇這一局面：義大利人都被看作推著小車叫賣的商販、修鞋工人或者體力勞動者。猶太人則只在當地對其開放的那些職業中工作：零售業、當鋪、服裝廠工人等等。

這種聚居在特定社群、次級社會，集中於特定行業的趨勢大大增加了主流社會和少數群體之間的溝通障礙。這使雙方始終處於對彼此一無所知的狀態，而正如我們所見，無知是激發偏見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同我們這裡所關注的所有其他社會文化規律一樣，關於人口規模和密度的規律也不是獨立運作的，而是需要與其他要素共同發揮作用。我們假設來自新斯科舍省的移民迅速湧入了新英格蘭的一個城市。他們所遭受的偏見肯定遠比不上相同數量的黑人移民所遭受的偏見。一些群體似乎比其他群體更具有威脅性— 這可能是由於該群體本身具有更多的差異，或這些差異的可識別度更高。因此，人口密度日益增長本身並不能夠充分解釋偏見，它只是加劇了已然存在的偏見的強度。

直接競爭和現實衝突

我們經常提及，一個少數群體的某些成員可能的確具有令人反感的特質，並考察過「應有的名聲」理論。現在，我們必須檢視一項與之緊密相關的主張— 即群體之間的衝突可能是有其現實基礎的。理想主義者可能會說：「衝突不可能是絕對必要的，人們可以使用仲裁的方式，或找到能夠調和各方利益，和平解決爭端的方法」，我們的確可以這樣做—在理想狀況下。我們要說的只是利益和價值觀在現實中的確會發生衝突，並且這些衝突本身並非偏見的案例。

在過去的一些時候，由於新英格蘭的工業城鎮需要廉價勞動力，中介代理就安排了大量的南歐移民來滿足需求。這些義大利人和希臘人最初到達時並沒有受到當地人的歡迎。因為他們的到來暫時性地充實了勞動力市場，導致了工人收入的削減，並增加了既有工人的失業率。尤其在經濟衰退的環境下，人們對競爭很敏感。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期後，每個民族都在行業內找到了自己的分工，並站穩了腳跟。依據柯林斯（Collins）的報告，如今在許多新英格蘭的工廠，行政管理與工廠股份均由本地人管控，而監督和基層管理則由愛爾蘭裔美國人所控制，工人則是新移民來的南歐群體。人們默認了這一不成文的社會結構。但是在這一穩定局面產生之前，可能出現過一段激烈而充滿敵意的競爭時期。

2017年美國極右翼夏洛茨維爾集會

人們經常會說，黑人對處於社會底層的白人構成了實際的威脅，因為二者都在競爭同樣的工作。然而，嚴格來說，工作機會上的對抗並不存在於群體之間，而純粹是個人層面的競爭。從來都不是有色人種群體性地搶走了白人群體的工作，而只是某個個體（無論是白人還是有色人種）首先得到了工作，使得其他個體失去機會。將這種衝突稱作「現實存在的」，只能說明，我們將其看成了一個種族問題。當移民或黑人「工賊」進入工廠工作時，人們對這些「搶走我們工作的人」的敵意上升為了種族矛盾，儘管其膚色和原國籍對於其中涉及的經濟衝突而言，只是個偶發因素。

只有當給定少數群體中的大部分成員都具備以下屬性時，我們才能夠將其視為現實的威脅：不願參加工會，願意在安全和健康狀況惡劣的條件下長時間工作，在一切方面都比本地人要價更低，交稅非常少，容易成為公共財政的負擔，有傳播疾病或犯罪的傾向，不斷攀升的出生率，低生活水準，不合情理地拒絕同化。

我們必須承認，在群體間糾紛中，區分現實衝突和偏見是極為困難的。讓我們考慮下面這個事關國家間利益衝突的案例。1941年12月7日，日本軍隊轟炸了珍珠港，這對美國的利益和安全構成了實際的威脅。美軍立即做出了反抗，並進入了戰爭狀態。在這一事件中並未涉及偏見。然而，不久之後，針對日裔美國人的迫害就接踵而至。沒有任何一例關於日本人暗中破壞美國社會的流言得到了證實，對日裔美國人的強制搬遷計劃也是殘酷而無必要的。與此同時，美國對日本普通民眾的看法也形成了一個典型的模式：他們都是些「老鼠」，只適合被消滅。因此，從衝突的現實核心開始，迅速發展出了一種不切實際的偏見情結，這對處理實際問題毫無幫助。（更利於贏得戰爭的舉措應該是讓日裔美國農民繼續糧食生產，這樣還能避免遷移和關押他們所需的花費。）

儘管做出這樣的區分很難，但我們認為，在處理任何特定的民族衝突或少數群體之間的經濟衝突時，對局勢進行理性分析通常是可能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將局勢中固有的競爭因素和與之伴生的偏見區分開。

剝削優勢

在前一章中，我們簡要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資本家為了更好地控制他們所剝削的無產階級而助長偏見。如果我們對這一理論在經濟層面之外進行推廣，即剝削髮生在很多層面，任何形式的剝削都會導致偏見，這一理論就會變得更可信。

凱裡·麥克威廉斯（Carey McWilliams）針對反猶主義提出了一種剝削理論。他指出，社會對猶太人的排斥，始於19世紀70年代，這時工業與鐵路成為財富之源。這一理論認為，大亨們感到他們所掌握的新權力並不十分符合美國的民主信仰。所以，他們企圖將問題轉移至別處，讓人們認為猶太人才是真正的惡棍，是猶太人導致了經濟上的漏洞，策劃了政治上的欺騙，導致了社會道德的墮落。

另外，有人可供俱樂部和住宅區排斥驅逐，有人可以充當賤民階層，使暴發戶和勢利鬼可以盡情踩在腳下，也是件方便的事。反猶主義因此也成了「特權的掩護」，一個便捷的合理化藉口與逃避責任的方式。暴發戶們鼓動勞工們接受這一流言，並將自己遭遇的問題歸咎於猶太人。這樣做就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工廠主的行為上引開了，使得工廠主們不需要改變自己的壓迫性規則。資本家資助了這一流言的傳播，旨在將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猶太人的不善行為上。這一剝削理論認為，偏見為資本家的剝削帶來了一系列各種收益：經濟優勢，社會層面的權勢地位，以及一種道德優越感。

同樣地，針對黑人的剝削也存在許多形式。他們被迫從事低收入的體力勞動，為僱主帶來了經濟收益。針對黑人的雙重標準使得白人男性能夠接近黑人女性，卻不允許黑人男性接近白人女性，這讓白人男性獲得了性收益。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黑人在智力上更低一等，這使白人在面對黑人時自然而然地獲取了一種地位上的收益。黑人也許會因為被恐嚇或嘲諷將自己的選票投給某一位候選人，或乾脆放棄投票；白人從中獲取了政治收益。因此，從剝削理論的角度出發，我們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解釋黑人處於當下地位的原因。幾乎所有白人男性都能從黑人身上攫取利益。

川普支持者

一位針對特定種族挑起仇恨與敵意的煽動者本質上是一名剝削者。他並非直接從少數群體獲益，他的利益來自於他的追隨者。當他將自己描繪為拯救大眾於威脅之中的救世主時，這些追隨者也許會將自己的選票投給他。一名政客也許能夠通過主張「白人至上」而獲得連任，為了獲得選票，他總是將矛頭指向黑人。

有時，煽動者也能夠得到直接的經濟利益。三K黨的高層領導能夠從向成員收取初始入會費、會費和販賣兜帽服飾中獲利。「欺騙的先知」總是能從偏狹和仇恨中攫取到利益。

總結一下。任何多元化和分層的社會體系的核心都有這樣一種誘人的可能性，即經濟、性、政治和地位的提高可以來自對少數民族的蓄意（甚至是無意識）剝削。為了獲得這些好處，那些最能從中獲利的人會刻意傳播偏見。

原作者 | [美]戈登·奧爾波特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 | 張進

導語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