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人物周光召——我國科學繁榮發展的領路人

新湖南客戶端記者 朱曉華 整合報導

近日，一篇《美國人該老實一點了》的文章在微信圈熱傳，據稱作者為中科院前院長周光召。不過，很快又有網友考證出來，該文最初是一個名為「周韶光」的人於2016年7月21日發表在《紅色文化網》上，第二天由網友「隨風的白雲」轉發時，加上了「序言」，並將作者由「周韶光」改為了「周光召」。

周光召院士也許不曾寫過這樣的文章，不過，曾說過「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國籍」的他，卻用自己的親身實踐，用「兩彈一星功勳人物」的卓絕成績，為新中國的科學發展「寫」下了不朽詩篇!

著名物理學家，北京大學原校長陳佳洱曾這樣評價過周光召：「對周老的印象應該能用愛因斯坦的那句話來概括：『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

讓我們一起來了解「一流人物」、科學巨匠周光召——

周光召（資料圖）

周光召：1929年5月出生，湖南寧鄉人，著名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是世界公認的贗矢量流部分守恆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1951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歷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協主席，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及所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院長，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執行主席，中國科協副主席、主席。另有第三世界科學院、美國科學院、歐洲科學院、前蘇聯科學院、前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保加利亞科學院、蒙古科學院等外籍院士等職，共十一院院士頭銜。被譽為「中國科技領軍人」。

「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自己的祖國」

周光召生於1929年，父親周鳳九曾是湖南大學教授、著名的橋梁學家。

高中畢業後，周光召考取清華大學選修班。在選擇專業時，他的同窗好友、曾任《中國日報》總編輯的陳礫對他說：「學物理吧，我們國家需要這樣的人才。」於是，周光召選擇了物理系，並於1951年成為著名物理學家彭桓武的研究生。1952年，全國院系進行調整，周光召轉入北京大學，進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1957年春，周光召被國家派往莫斯科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從事高能物理等方面的基礎研究。

有一次，各國科學家聚集在一起討論學術問題時，一位外國教授報告了自己關於相對性粒子自旋問題的研究結果。討論的時候，周光召說出了相反的意見，那位教授發火了。

此時，周光召並沒有辯駁。過後，他花了3個月的時間，一步一步地驗證自己的看法，隨後寫成題為《相對性粒子在反應過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論文，發表在國際著名的學術刊物《理論和實驗物理》上。隨後，美國科學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結果。

在莫斯科學習的三年時間裡，他在國際上首先提出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態」理論，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膺失流守恆律」，直接促進了流代數理論的建立。他的名字從此蜚聲中外。

1959年9月的一天，周光召知道了蘇聯撕毀合同的消息，他立即把在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部分中國專家召集到一起進行討論：離開外國人的幫助，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製成原子彈?回答是肯定的。20多人聯名請纓：回國參戰。

周光召說，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卻有自己的祖國。

兩彈一星功勳人物：科學事業是集體的事業

1960年代初，鄧稼先把剛從莫斯科回國的周光召帶到了風口浪尖上。他於1961年2月奉召回國，調入二機部第九研究院任理論部第一副主任，從事「兩彈」研製中核理論的研究工作。

我國在第一顆原子彈的設計過程中，因受到當時世界各國都對原子彈理論高度保密的制約，設計上一度陷入了困境。當時唯一可供參考的內部資料是蘇聯總顧問向我國部長介紹情況的一份口授的極其簡要的記錄。由於這份資料上的數據有個別錯誤，在當時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周光召以他特有的敏銳和智慧，做了一個「最大功」的計算，從而結束了這場爭論，讓大家確信算不出的原因是由於資料上的誤記。

爆炸成功後，有人稱讚周光召為此做出重要貢獻，他笑著說了這麼一段著名的話：「科學的事業是集體的事業。製造原子彈，好比寫一篇驚心動魄的文章。這文章，是工人、解放軍戰士、工程和科學技術人員不下十萬人譜寫出來的!我只不過是十萬分之一而已。」

與此同時，他在建立嚴格科研程序、培養科研人員方面，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的研製成功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此後的十多年中，對我國戰略核武器的設計、定型，以及核武器的預研、科學試驗等，都有重大貢獻。他參與領導了爆炸物理、輻射流體力學、高溫高壓物理、二維流體力學、中子物理等多個領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許多具有實際價值的成果，為戰略核武器的理論設計奠定了基礎。

此後，周光召的科學工作主要轉入了對粒子物理理論的研究，有許多科研成果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重視。

傑出的物理學家亦是優秀的中科院院長

作為科學家，周光召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業績：他是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粒子物理學家，長期從事高能物理、核武器和核應用理論研究，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和戰略核武器的設計、研製和試驗方面卓有成就，為中國核物理學研究和國防科技及科學事業發展作了重要貢獻。1980年，他在國際粒子物理會議上第一次公開露面，錢三強向海內外科學家介紹說：「他是中國最傑出的物理學家之一。」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李政道稱讚說：「在我們同行中，他也是相當出色的。」1987年，他以「量子場論大範圍性質的研究」項目，獲中國科學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獎。1993年被義大利政府授予共和國爵士勳章。1994年被香港求是科技基金會授予中國傑出科學家獎。1996年經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審議通過，將國際編號3462號小行星命名為「周光召星」。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他「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作為中科院第四任院長，周光召無疑也是極其優秀的。他曾多次強調：提攜新秀、獎勵後生是我國科學界「刻不容緩的大事」。在90年代,作為我國自然科學最高學術中心的中國科學院必須完成把科研重擔向青年一代的歷史性轉移。

他於1996年任中國科協主席。1998年當選為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1994年改稱院士)。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85年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增選為中央委員，爾後，連續當選為中共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委員。他是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科技促進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是國際粒子和場學會委員、太平洋科學協會主席、國際物理學聯合會副主席，《科學雜誌》主編，《中國科學》、《科學通報》編委。1998年任陳嘉庚基金會理事長。國際科學界對他的科研成果和科技工作給予高度評價，被第三世界科學院、美國科學院、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科學院等11個國家和地區科學院選為外籍院士，是目前中國科學家中當選為外國院士最多者。

曾呼籲改進院士制度和現行高考制度

針對一些媒體刊登的，前任中科院院長、中國科協主席周光召炮轟院士制度一文，他沒有做出解釋，只說，當前的院士制度和科技界，的確存在一些問題。

有人這樣批判院士制度：現在的院士類似於「一考定終身」，承襲中國幾千年的科舉制度，不少院士對自身的定位錯了，社會對他們的定位也錯了。

周光召認為，的確，院士制度需要改進，「現在到處設院士像和院士館，這實在有點過分，不利於年輕一代在科學上的成長。學術界應該是沒有權威意識的，只有在統一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討論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實現科技創新。」

在接受其他媒體記者採訪時，談及現在的高考制度，周光召笑言：「如果讓我去考大學，我不一定能考不上。」

據悉，周光召當年參加高考時，因偏科而被一所大學拒之門外，後被清華大學錄取。他說，我國目前的考試制度，要求考生每門功課都很優秀，才有把握考上較好的大學，這非常難做到。因為有一部分人才是專才，他可能在其他方面有所缺欠，比如愛因斯坦，他讀書的時候，曾有幾門功課不及格，如果愛因斯坦參加我國高考，也不一定能考上。

>>新聞加一點

智識分子——饒毅眼中的周光召

【注】饒毅：男，1962年出生於江西，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學術副所長，未來論壇諮詢委員會委員，《知識分子》主編 。北京大學理學部主任。

學者是否好，不看外行的毀譽，而在業內的口碑;

伯樂是否好，不看選馬的數量，而在他們的影響;

領導是否好，不看在位的權勢，而在退後的聲譽。

寫批評文章容易。但是，頌揚做過領導的人，容易怕受誤解而膽怯。本文是八年前寫了幾段停筆，到寫的對象已多年不任領導職位的現在方完稿。

我非常佩服周光召先生：他是中國近三十年最傑出的科技界領袖。他是一位有多種才華、成就卓著的智識分子。

周先生成長於外敵入侵年代，工作在動蕩年代，成就於中國較多方麵條件較差的年代。

周先生經歷豐富，成就卓著。他既在理論物理有建樹，也對核武器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橫跨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他擔任行政領導後，又為中國科學和技術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經歷和成就，在中國極少有，世界也不多見。

周先生從未改變其學者本質。他長期對科學有本能的好奇。與他交往過的國內外科學家，都不難體會他知識淵博、思想深刻。他很關注並了解一些生命科學研究，滿懷興趣，而且提出有趣和有見解的問題。

周先生擔任領導，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他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初期，國家領導由於對經濟發展的理解和眼光有限，曾公開表示不支持中國發展科學，特別是基礎科學。周先生忍辱負重，積極工作，保持中國科學的基本力量，並堅持進行改革。也許可以說，中國科學院近30年以來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確立所長負責制。這個改革，對於中國科學院的發展，迄今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與之相對的一個缺憾是，校長負責制是迄今國家未能在教育部門確立的一項重要改革，成為長期困擾相當多大學的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周先生任人唯賢，支持了多種人才。他選拔的科學院副院長，來源不限於科學院，而包括大學和其他不很受注意的科研單位。他的支持，已經被證明有先見之明。這也影響了北京大學、自然科學基金委、科技部、中國科協等。

周先生特別支持年輕人。中國的有些領導(可能相當大的部分)把職位當成權力，把自己當成利益分配者。而周先生發現和支持很多年輕人，判斷他們的專長，看重他們的才華和人品，了解他們的需要，支持尚未得到廣泛認可的一線科學工作者和技術發明者。

周先生支持人和事，並非次次都對。任何一個像他一樣支持過這麼多人和事者，也不可能都對。他的出發點首先是出於公心，而且總體而言，他的成功率較高，失誤率較低。

周先生還客串過風險投資家。80年代到90年代初，科學院因為多種原因鼓勵部分科技人員進入經濟發展領域，他們創業過程中常需科學院支持。到一定規模，會希望周先生參與決策。「聯想」便是其中的一個成功案例。在當時的情況下，科學院能支持出聯想這樣一個大型企業，就是很大的成功。其中幾個關鍵時刻，科學院冒了相當大的風險。風險投資，不要求次次成功，而需要幾次大的成功。周先生的客串，可能一些專業風險投資家也欽佩。

周先生敢於承擔風險和責任。1989年 6月左右，他親自乘車送多位訪華的國外科學家去機場，不僅用語言說明國際交流對中國的重要，而且以自己的行動感動國外科學家，使他們迅速恢復與中國的學術交往。他還直接找到國家領導人，得以保證在科學院內不進行整肅。一般在這樣的時候，關心自己利益的官員是跑得越遠越好，而另外一些人可能簡單激動而於事無補。周先生在夾縫中果敢而穩妥地處理好了許多事情。為了中國的科學事業，在緊急時刻，他親自對外對內做的這些事情，個人風險很大，而迄今知情者不多。

周先生考慮全局利益，而不拘於局部利益。這在我國擔任領導職位者中比較少見。他自己是清華的本科生、北大的研究生，以後在科研院所。他支持的人和事業，不限於他領導的部門，當然更不限於物理相關的專業。僅就我所知，他支持過多位生命科學領域從事基礎和應用的研究者。

周先生有機遇好的時候，也有機遇差的時候，他都儘可能做好。可能很多人會想到他機遇好的時候，但他任院長時期的中國科學院，在國家重視、經費支持和社會環境等方面，都不能算好。科學院和大學很多人出國，有些所最強的中青年大部分走了。所長能繼續維持就不錯，甚至難以找到好的所長。而周先生不僅堅持了，還做了必要的、至今仍在起作用的改革。這讓人不禁感嘆，如果當時有更好的機遇，周先生可能帶來較顯著的量和質的飛躍。

我和周先生的交往始於1995年。對人的尊重不該來源於權力地位或者收入，而是真才實學和為人。以前我也年輕氣盛過。對於擔任官職的，我先不信其能力，因為中國報刊可信度有限，我也懷疑對於那時國內宣傳的學者。因為我無物理學專長，不能判斷物理學家，最早使我認識到周先生是傑出物理學家的，不是報刊上對兩彈一星的報導，而是偶爾讀到李政道說的(大意)：不僅在你們裡面，就是在我們裡面，周光召也是佼佼者。周光召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後，有一次在國外，我聽到他的發言，覺得其內容令人印象深刻。

魯白、梅林和我1995年開始到中國做一些工作，首先得到周先生支持。那時，我們仨都是助理教授。但是，周光召和許智宏老師著力支持我們開始做的兩件事情(在上海辦實驗室和在中國開小型高質量科學會議)，都長期延續：上海的實驗室後來融入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分子和細胞神經生物學會議，1998年第一次在北京召開後，移師香港，迄今已經11年，可能還是中國最有交流成效的科學會議。

德國科學家施瓦茨和我主持中國科學院上海交叉學科研究中心時期，我也聽說德國馬普學會對周先生的讚譽。對於王曉東主持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這個科學體制改革的試驗，周先生不僅了解情況，而且在危機時刻大力幫助。

寫這樣的短文，是記述簡單的感受，希望讓接觸中國科學家還不多或不全面的人看到中國更多的方面。中國是由努力工作的人、不工作的人和做負功的人組成的。也許各個國家都是這樣，但是相當多的人擔心中國後兩類太多了。那些有才能而又誠心為中國工作的人，他們的成就和風範激勵我們更多的人盡力為中國進步而努力。對於我個人來說，決定全時回國，可能內心在一定程度上也與受周先生這樣的科學家感動有關，他們都是在艱苦情況下在國內做出非凡的工作的。而我們的條件，至少是硬體，比那時好多了。看到在中國科技界從領導層到基層都有令人欽佩者，應該增強大家對中國發展的信心。

希望更多的人能從周光召先生的實踐中體會其精神，能多做一些我們時代條件所允許的更好的工作。

2002年4月13日動筆，2010年3月22日完稿，4月2日定稿。 發表於2010年4月《科學文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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