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鍾南山，1936年10月出生於南京，中共黨員，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學專家。
來源：《中國實用內科雜誌》2010年5月第5期。
應《中國實用內科雜誌》編委會約稿，我說說自己投醫從教的幾十年裡，對於科學研究的一些想法。對於一個崇尚科技精神的人來說，應當崇尚以下五點科學研究精神。
第一，科技工作者要熱愛自己的祖國。
1978年，鄧小平同志號召大家出國學習，學成以後回國建設祖國。我幸運被選去英國留學。在國外的那段時間，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外國不了解中國。
我記得當時我想做一個試驗，關於吸入一氧化碳對血紅蛋白解離曲線的分析。可需要用的實驗室惟一一臺血氧張力平衡儀壞了，技術員說要等很長時間才能修好。我想時間很寶貴，等不及，能不能試試自己來修。平衡儀每做一次樣品需要20～30mL的血，在愛丁堡我找到留學生、同學、飯店老闆收集了一些血液，但是還遠遠不夠。在之後的3個星期裡，我從自己身上取了約800mL的血，終於做到了儀器較正，可以用來做曲線研究了。我的導師弗蘭克教授1975年在Clinical Investigation發表了一篇用數學計算的方式來研究一氧化碳增加時氧合曲線如何變化的論文，論文的觀點並未得到試驗證實，我決定用試驗予以證實。
我請護士幫我連續靜脈抽血，我一面吸入一氧化碳，一面讓一位醫生告訴我血液中碳氧血紅蛋白的濃度。一般規律是濃度為15%時就結束試驗，但是我按照自己的計算估計，恐怕要到18%才行，這時曲線才會變成平段。到15%的時候，我記得那個護士問我「Are you OK？」我說沒問題，繼續做。所以我一直吸，直到她說已經22%了，我說夠了，吸入這些一氧化碳相當於1個人1h抽了60支香菸，接連2個晚上我都感覺很悶。但是通過這種方式我做出了正確的曲線。
之後的一天下午弗蘭克教授來我的實驗室，我將實驗結果給他，他看了以後非常高興，一把抱住我說太好了。從那以後我覺得他跟我的關係有很大的改變，因為他是學者，只有學者才尊重人才。我在愛丁堡學習了大約1年半的時間，弗蘭克教授知道我想離開到倫敦再去學習的消息後，給大使館寫了一封信說：「我跟世界上很多學者共事過，但沒有一個人象鍾那樣勤奮。」
我覺得我當時的動力就是得替自己的國家爭光。那個時候我們國家很窮，總不能因為窮就不要祖國了，總得想辦法讓她強大起來。
第二，科技工作者必須崇尚科學。
現在的科學研究並非都是崇尚科學的，只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才能夠真正地做出一些成績來。
有件事讓我今生難忘。我在愛丁堡進修期間,跟Golden Drummond學習。他研究了氧氣吸入時肺內分流的情況，結論是隨著氧的不斷吸入，肺內的分流不斷增加。我重複做這個實驗時，卻怎麼也重複不了。我發現實驗室的電極不是直線的，當氧氣吸入很多時，這個電極反映不出來。把它矯正之後，做出的結果是不一樣的。我做出來的結果是隨著氧氣的增加而分流不變，線條是平的；而且原來分流高的，隨著氧氣的增加反而降低了。這正好跟他說的結果相反。
這個實驗我們又重複了好幾次。我們把這一研究結果投到英國麻醉學聯會上。結果沒想到被錄取了，而且讓我第一個做發言。我也很緊張，因為這等於說就是「挑戰權威」。我們做了充分的準備。我報告了實驗的經過，說明了一下我是怎麼矯正的，我的結果怎樣。當時我記得場上有段時間很安靜，然後會場專家向我提出了13個問題，我回答了12個，有一個問題答不出來，但是無關大局。
大會主席說他們實驗室曾經做過類似的實驗，結果跟我們的很相似。當時坐在前排的12位英國麻醉學會委員一致認為我的研究結果十分有意義。後來這篇文章就發表在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siology 1983年第1期第3-15頁。假如說當時我盲目地跟從權威，我估計也做不出來。我覺得相信事實很重要。
還有一件事，就是SARS開始時，我們發現感染的患者都與野生動物有過接觸，或者是廚師，或者是野生動物售賣者。後來香港大學學者發現，食肉目貓科動物都帶有SARS病毒，特別是果子狸。所以當時我們提出來，野生動物市場要注意和禁止野生動物傳播的途徑。
當時國內是有不同看法的。在北京就有人提出，這個看法不對。但我們相信是對的。香港學者把研究結果寄到Science編輯部。Science一開始也不大相信這個結果，並要求作者將實驗的樣本包括果子狸和人的病毒都拿過去。最後通過驗證兩者是高度同源。這個結果當時在美國的學術界很受重視，Science全文發表了這篇文章。
但到2005年，美國學者Kathryn Holmes在美國科學院院士大會上稱2003年6月以來，SARS流行株不再存在，SARS流行株也不存在於動物體內，SARS病毒也不再威脅人類。當時幾乎全世界媒體都刊登了這個消息。能否這樣輕率的得出結論，有人徵求我的意見，我說我對這個有很大的保留，這位學者並不是一個流行病學家，也不是一個臨床病學家，做出這樣結論的根據不足，有些地方不一定對。
第一個證據是2003—2004年廣州又出現4例SARS患者。第1例是攝影師，第2例是女服務員，在野生動物酒家，這兩人都得了SARS，而且他們都跟果子狸有很密切的接觸。這2例患者的標本和果子狸分離出來的病毒也是高度同源，這說明果子狸把病毒傳染給人。
第二個證據是我們將全國103份果子狸的血漿取出來做分析，同時把它送到澳大利亞檢測。結果發現，在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5個省果子狸養殖場果子狸的SARS病毒抗體陽性反應是0，而廣州汕尾的養殖場陽性反應是40%，廣州增槎路野生動物市場是78%。這就說明野生動物市場確實是有一個傳染的途徑，但還不知道是哪些動物將病毒傳給果子狸的。
第三點，果子狸對SARS冠狀病毒有很強的易感性。我們曾用水蛇、野鼠、果子狸進行SARS病毒感染，其他都不感染，只有果子狸全感染了。
第四，自從我們禁食果子狸以後，果子狸的陽性率一直在降低。2003年最高，為25%。2004年1月，降到13%。2004年7月，也就是半年之後，則變成5%。所以，這些例子都證明，果子狸是一個重要的傳染源，但可能不是惟一的。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科技工作者必須要崇尚科學，這是我講的第二個看法。
第三，科技工作者應該崇尚創新。
大家知道，我們以前從來沒遇到過SARS，我遇到的第1例患者，是在2002年12月21日。當時從河源轉到我們醫院的重症監護室，住院醫生說他的病情很奇怪，迅速惡化，用抗生素基本無效。正常人的雙肺由於是含氣組織，在X線胸片上表現為黑色(低密度影)，該患者剛入院時的X線胸片還是正常，短時間內病情迅速進展，X線胸片的陰影迅速增多，2d後X線胸片上表現為大面積的白色區域(高密度影)，4d後雙肺完全實變成「白肺」改變。
我們判斷患者的預後極差，生存希望渺茫，決定試驗性給予激素治療，並給予無創輔助通氣支持，居然得到了改善。我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新的疾病。後來我們做了氣管鏡檢查，發現不像肺炎的改變，有纖維化、玻璃樣變，很像免疫損傷。所以我當時提出一個假設，這個病毒侵入人體進行複製以後，大量釋放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引起免疫損傷，所以我把它叫做免疫損傷炎症。
當時我們沒有依據，但是根據臨床觀察，我們大膽地考慮能不能採用一些免疫調節治療，減輕SARS造成的肺組織損傷。這是一個新的課題，我們知道對傳染病是不能用激素治療的。我們對這些患者很細心很大膽地使用了激素，最後發現確實有用。我們將結果全文發表在CHEST上。
我們當時遇到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疾病，那個時候如果我們墨守成規，患者病死率會很高。雖然當時我們這麼做有點風險，但是我覺得我們做對了。香港一宗官司的當事人也是因為我這篇文章的研究結果而勝訴的。香港有位SARS患者狀告醫生，給他治療時用了大劑量激素，造成他的股骨頭壞死。醫生的辯護律師和所在醫院找我做諮詢，我說明了我的觀點：如果搶救患者不用大量激素的話，患者根本就活不了，還談什麼股骨頭壞死。
我們覺得大家在任何時候都要有自己的主意，有些創新，特別是年輕人，不能太拘束。「Do not always believe what the authority says,do believe what you have seen and the fact you have got.」這是我的座右銘，意思為不是什麼都不信，而是不要全信。
第四，科技工作者要崇尚誠實。
我還想舉一個例子，可能我們學醫的都知道2003年新華社在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都登了這樣一個消息，經過大家共同努力，廣東「非典」基本上可以確定是衣原體感染。消息的依據是通過觀察2例屍體解剖發現有衣原體的顆粒。
衣原體感染是很容易治療的，全程(2～3周)足量地規範化治療就可以治癒。後來全國派來了40位專家到廣東來，講怎麼證實是衣原體感染，並且認為我們治療還不夠規範。我們30位醫生與他們的意見產生了分歧。我指出，衣原體是患者致死的原因，但不是致病的原因。因為我經過非常規範的衣原體治療，發現一點效果都沒有。後來我們還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治療，使廣東SARS病死率降到最低，因為我知道要是我們這些患者真的按照那種方法再多治療2周的話，在廣東會多死幾百個人。
我在Lancet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廣東的疫情也是由冠狀病毒引起》。我覺得我們對待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必須要讓大家懂得實情，因為我們經歷過，當時曾經有一段時間是保密的，但是越是保密越危險，一旦老百姓知道真相，那就不得了。本來說30個，突然變成300個，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要是公眾不相信政府那就不得了，所以當時確實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種看法是算了不要講，矇混過關，正好是兩會時期；另外一種是後來我們中央堅決採取的一種情況，撤掉了2位部長。採取行動就是要增加透明度，要尊重事實，要對大家說實話，這樣社會才能穩定。這樣做以後全國的情況確實有很大的改觀，所以我們當時提對公眾、對政府公共部門、對媒體、對我們科研工作者來說誠實永遠是上策。
關於科技工作者要崇尚誠實，還有一些反面例子。韓國首爾大學的黃禹錫曾經被韓國奉為「民族英雄」，他成功克隆了世界上第一隻克隆狗「斯納皮」，被人們稱為「克隆之父」。2004—2005年，黃禹錫在Science上發表了2篇轟動性的論文。2004年的第一篇文章宣布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類胚胎幹細胞。這項研究意義重大，因為1個幹細胞在無性繁殖下能夠發育成1個組織，今後人體其他組織有問題的話，就可以用幹細胞發育成的組織直接修補，從而治癒治療疾病。2005年的第二篇文章聲稱已用患者體細胞核取代卵核，克隆出在治療上具有重大應用潛力的胚胎幹細胞。這兩篇頂級論文也帶來了世界性的衝擊。
但是，有一位同行對黃禹錫的研究成果產生了懷疑，後來翻閱他的資料，發現疑點越來越多。最後，他實驗室的一位很誠實的科學家，將真相公布於眾：黃禹錫培育的11個幹細胞系均為偽造。黃禹錫造假事件在國際曝光後，使得韓國萬分尷尬。因為當時韓國對他資助了2年，第1年2000萬美元，第2年1000萬美元，因為韓國也非常想出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黃禹錫最後承認了成果是造假的。他在Science上發表的那兩篇文章，也被撤回。目前他己經被韓國首爾大學開除。
我覺得作為一個科技工作者的底線不能越過，你不能不誠實。另外我對我們某些制度是有看法的。一個博士為什麼非要在3年之內拿到SCI的文章才能夠畢業，這種看法我不太贊成，說實在的是逼人造假，哪能那麼快出結果。所以我覺得我們自己應該要站住腳，這一條是非常關鍵的。
第五，科技工作者要崇尚協作。
我們知道SARS冠狀病毒是加拿大、美國和中國香港科學家一起發現的。但是SARS病毒是在中國發生的、在中國傳染的，結果病原體是外國人發現的，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教訓。在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說了這個問題，標題是《China’s missed chance》。實際上2位軍事醫學科學院的教授比國外早發現1個半月，但他們保持了沉默。結果Science在2003年7月刊登出來。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當時我問他們，他們說有2個原因，一是他們需要更多材料、更多的人重複實驗證實，但各個醫院都保密，什麼都不給；二是「上頭」不讓講。最後就讓國外學者先發表了，成為他們的成果了。後來核實，SARS冠狀病毒是2003年4月8日香港科學家首次報導的，比美歐等早3d，所以也是中國最早發現的。
我們有包括上海、廣州、武漢、北京等城市15個單位，共同合作把64株的冠狀病毒的分子生物學全部搞清楚做成一個系統樹，這個系統樹能夠發現它變異和感染的關係。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結果也在Science上發表了，這個是我們中國15個單位共同協作的成果，也是Science上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事實上，很多事情我們完全可以做到的，就缺我們的協作精神。所以，我認為搞好協作在各個方面都是極為重要的。
還有件我親身經歷的事情也說明了協作的重要性。在SARS肆虐的時候，我突然想到用基因沉默技術治療SARS。因為當時醫院的條件較差，於是我與幾家單位聯合開展研究，由中國醫學科學院建立SARS感染的動物模型，中山大學和美國幾家大學負責選擇小分子RNA和嵌入病毒基因的工作。我們的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並在2005年9月的Nature Medicine上發表，同時刊出的編者按特別講到「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成功，第一次證實了小分子能抑制體內病毒的複製和感染」。
所以說，我們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單獨做出這個成果，但聯合起來以後，就做出了成績。我希望科技工作者以後能注意和保持協作的精神。（誦讀人：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微生物資源與大數據中心主任、正高級工程師馬俊才）
來源：中國科學院科技創新發展中心（北京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