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尤其是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由於社交媒體和民粹主義的結合，美國網際網路輿論生態越來越表現出「真相凋零」狀態，日益分裂和極端化。社交媒體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而社交媒體上絕大多數的政治話題帖子是由極少一部分人發出的。公眾在媒體可信度、國家優先政策目標、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觀點、國際問題等方面存在越來越嚴重的黨派差異和代際差異。當前，美國的政治話語生態越來越差，民眾對政治話語生態不滿。「真相凋零」和輿論極化狀態給美國的國家治理和外交關係帶來挑戰。
北京外國語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李期鏗認為，在現代主義興盛的時代，客觀事實是新聞報導的生命，這也是西方「客觀新聞學」理念的精髓所在。然而，「後真相」卻印證了新聞事實紐帶的斷裂。在眾聲喧譁的社交媒體時代，事實經過無數次再闡釋甚至是故意扭曲與篡改，其本身不再是新聞報導的核心，而是讓位於情感、觀點與立場，多元化、多樣性、差異性、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確定性等成了新媒體傳播的特徵，西方的新聞輿論生態正在被改變。「後真相」對社會凝聚力和價值觀的衝擊值得我們深思。
輿論生態「真相凋零」會產生哪些影響？…
1
導致公民話語的侵蝕。沒有共同認定的事實，幾乎不可能就重要政策和話題進行有意義的討論，因此，政策制定的質量會下降，決策的過程會緩慢。
2
導致政治癱瘓。對事實的不確定性和分歧會給政策辯論增加更大困難，無法達成協議。對政府缺乏信任會加強利益集團的立場，進一步幹涉政府決策，這種政府失能狀態會給經濟、外交政策、外交關係和政府信譽造成嚴重影響。
3
使個人疏離於政治和公民機構。對政府信任的減少會導致公民參與的弱化，增強人們對社會政治的疏離感。公眾的公民參與意識可以促進透明度、責任感和社區參與度，從而對政治代表形成一種制約。
4
導致國家層面的政策不確定性。政策如果不基於事實和分析會導致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會導致投資延誤，大幅增加經濟成本，喪失國際信譽，帶來外交關係的挑戰。最近幾年的美國政治和外交均受到了這種輿論生態的影響。
更多精彩內容
01 輿論生態、「後真相政治」及「真相凋零」
輿論生態（public opinion ecology）是各種輿論形成的人際環境和促進輿論有序發展的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狀態。這種狀態趨於平穩、和諧，人們就容易在一個共同體內相安無事地生活、工作。輿論生態失調，導致各種意見尖銳對峙、互相聲討，安定的環境就要遭到破壞。
傳統媒體對於輿論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新聞媒體對某一政策話題的報導能促進公眾表達觀點，確定立場。同時，政府機構通過信息溝通制度和政治活動來引導輿論，機構和政治精英也可以設置議程影響輿論。而近年來，對美國輿論生態影響最大的，應該說是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的結合。
網際網路使無數人得以接觸無窮無盡的新聞來源，以低成本在網上發表自己的意見，從而填補了政治精英和草根階層之間由於社會經濟不平等造成的信息差異，而社交媒體由於有轉發、評論、分享等功能，又使這種信息大眾化更進一步，從而形成一個網上公共空間，討論各種問題。
在這個動態的話語空間裡，人們能表達、交流、討論各種問題，給輿論帶來公開性和流動性，這是對傳統媒體的挑戰。2017年，幾乎70%的美國成年人和74%的未成年人通過社交媒體獲得新聞。
由於網絡輿論的壓力，政府、官員和社會規範開始改變和演化。每個公民能成為公眾話語的一部分，使社會向好的方向改變，但網絡公共話語空間也使一些惡意的、誹謗的和假的信息蔓延。匿名的網上討論減少了犯罪成本及懲罰極端思仇恨意見的可能性，因此，許多人把網絡作為發洩挑釁性情緒和負面情緒的渠道。而且，網上討論也會破壞政治協商的一些基本要素，如認真考慮之後的意見交換。社交媒體上的討論發帖和回應都很快，等同於隨意發聲，而不是仔細縝密的辯論或聲明。當非正式的討論湧入公共空間，人們可能不會嚴肅對待政治問題。
公眾在社交媒體對某一事件的關注可以形成一個暫時的政治共同體，成為引發輿論關注、推動解決問題的渠道。
本應在網絡公共領域開展的正常討論，也會因隱性的輿論操控而變味。相較於高高在上的主流媒體，網絡打開了人們尋找和形成部落的新法，網民更可能與持相似觀點的人聯繫。網民們更願意依賴一個個「部落化小圈子」去獲得資訊、分享觀點。然而，由於圈內人擁有相似的價值觀，致使他們每天得到的信息大多經過了「立場過濾」，與之觀點相左的信息逐漸消弭。人們為了留在「朋友圈」內，不敢發表不同意見。換言之，社交媒體所具有的「回聲室」「過濾氣泡」等負面效應加劇了西方社會的觀念分歧。
另外，社交媒體的算法可能會按照用戶的喜好過濾和顯示新聞結果，這樣有可能加劇了固定政治看法，並向偏執方向發展的趨勢。
社交媒體的出現在許多方面改變了美國政治，也改變了美國的輿論生態。而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的結合使美國進入「後真相政治」和「真相凋零」時代，輿論生態嚴重失調。
「後真相政治」是一種政治文化，也是當今西方世界出現的一種新趨勢。「後真相」一詞原本用來形容一種不正常的輿論生態，指的是媒體傳播主要起到煽動情感、強化偏見的作用，其所產生的影響超過了客觀事實對人們的影響，人們只在意情緒或主張，而不管事實和道理。
該詞首次出現在1992年美國劇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發表在《國家雜誌》（The Nation）的文章，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以及2016年英國脫歐事件中變得普遍。
2016年，《牛津詞典》宣布「後真相」（post-truth）成為年度詞彙，當年這個詞的使用率比2015年增長了2000％。《牛津詞典》把「後真相」定義為「情緒及個人觀點比客觀事實更能影響和塑造公眾輿論的情況」，是指忽視真相、不顧事實的委婉說法，即意見重於事實，立場決定是非；人們把情感和感覺放在首位，證據、事實和真相淪為次要，甚至毫不重要。「後真相政治」時代政治人物說謊不再是為了瞞騙，而是為了鞏固目標群眾的偏見，換取共鳴與支持。
在政治輿論空間中，事實逐漸讓位於情感、觀點和立場，事實和真相的虛無化為秉持極端立場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條件，他們僅僅從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對事實進行重新包裝，隱蔽地設置觀點性而非事實性議題，由此放大和強化某種情緒或偏見。
主流媒體的政治偏見是造成後真相政治出現的原因，也是「後真相政治」的表現。民眾及政治人物不再信任媒體的報導。2017年，關於參加川普總統就職儀式的人數是否為一個歷史記錄的爭論又催生了一個新的流行詞彙：「替代事實」或「平行事實」。無論是「後真相」還是「替代事實」都強調了在這個新的「後真相時代」裡，事實和真相可以不是唯一的和排他的，因觀點和認知的不同，事實和真相也可以是「替代的」、「平行的」和「發展的」。
蘭德公司報告《真相凋零（Truth Decay）》認為，網絡時代造成傳統的單一權威訊息來源機制瓦解，社會日漸難以治理，基於觀點和個人體驗的相關話題越來越多，而蓋過事實。金融海嘯後又加入了一種情緒，公眾對精英階層出具的報告和論點有極大懷疑和厭惡感，加劇了社會「懷疑一切」的風氣，而沒有公眾認可的資料作基礎依據，社會幾乎不可能對重要的政策和議題進行有意義的辯論，國家治理與辯論將陷入極度困境，最終造成社會極端化和民粹化。在美國政治話語和民間話語（指旨在促進公眾利益的熱烈、坦誠和建設性對話和協商）中，對事實的爭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媒體不斷推出意見而不是事實，意見壓倒事實，美國人對機構的信任減少，而這些機構曾經是可信的信息源泉。蘭德公司報告認為，「真相凋零」的原因主要包括幾個方面：
第一，認識過程的特點，比如，認識偏見。人們處理信息和作出決定的方式使他們傾向於尋找證實自己已有信念的意見和分析，依賴頭腦捷徑及同一社交網絡中其他人的意見。這些傾嚮導致事實與意見界限模糊，並且有時把意見歸入事實。
第二，信息體系的變化，包括：一是社交媒體的興起，這急劇地增加了信息的流量和流速，也使意見多於事實。二是傳統報紙和廣播公司面臨的媒體市場變化，如24小時滾動新聞中部分新聞渠道不斷加深的黨派色彩，以及日益加強的利益動機。三是假新聞及誤導性或偏見性信息的泛濫。
第三，政治、社會、人口、經濟極化嚴重，並在不斷惡化，幾種極化相互重疊又互相加強。這些極化產生對立兩方，擁有各自不同的講述、世界觀和事實，不僅導致對於事實及事實與數據的分析性解讀分歧不斷擴大，也導致事實和意見的界限模糊，對立雙方的思維和交流 容易變得狹隘，從而產生閉塞的環境，不實信息得以擴散。
02 社交媒體上的美國
川普總統「推特治國」及其輿論反應
美國總統川普對社交媒體的使用吸引了全世界的 注意。截止到2020年1月25日，川普總統總共發出推特45430條。川普總統是推特上受關注度最高的政治人物，有7千多萬粉絲。在推特中，20分鐘內他會被提到1萬次。他頻繁使用推特和其他社交媒體發表政策聲明，評論其他政治家、名人和時政新聞。自從當選總統後，他的推特就一直被認為是美國總統的正式聲明。到2019年底，川普總統創造了一種越過白宮新聞秘書，通過推特直接與公眾交流的方式。川普總統的推特是了解他所做所想的重要來源，也引起了巨大爭議。川普總統轉發最多、得到點讚最多的兩條推特是他譏諷美國有線新聞網為假有線新聞的視頻（即「#FraudNewsCNN #FNN」）以及「今天我們讓美國再次偉大」，都得到了30多萬的轉發和50多萬以上的點讚。
對於川普總統的「推特治國」，美國人似乎不以為然。根據2017年6月對美國註冊選民的調查，69%認為川普發推特太多，15%認為正合適，12%不確定，只有4%認為發得不夠。而根據2017年10月的調查，在美國成年人中，認為川普總統使用推特是一件壞事的佔61%，認為是一件好事的佔21%，另外18%不確定。川普總統推特帖子的可信度在美國人心目中也比較低。根據2018年8月輿觀和《經濟學人》的調查，對於川普總統推特中所說的，6%的人表示完全相信，18%相信大部分，8%相信一半，15%相信一小部分，38%完全不信，15%不確定。在這方面的黨派差異也非常明顯，共和黨人相信川普總統所有推特或大部分推特的佔53%，而民主黨人對川普總統推特內容一點都不相信的比例高達68%。
國會議員對社交媒體的使用
國會議員是美國各州和各選區直接選出來的代表，他們與本州和本選區選民保持緊密的聯繫，而社交媒體是他們表達觀點、與民眾交流的重要手段，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帖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絕大多數的國會議員都使用社交媒體。根據2019年的調查，100%的參議員和99%的眾議員在至少一種社交媒體官方帳號上發帖，主要的社交媒體是推特、臉書、優兔（YouTube）和照片牆（Instagram）。2019年，國會議員通過推特發送的帖子多達420,679條，通過臉書發送的帖子為237,880條。其中，羅伊、伯切特、穆卡塞爾-鮑威爾、德爾加多、特拉漢等5位是2019年1月新上任的眾議員，另外有三位是2017年上任的眾議員。可見，新上任的年輕眾議員更傾向於通過社交媒體表達觀點，與民眾交流。
在社交媒體上，民主黨議員與共和黨議員關注的問題完全不同，黨派差異巨大。根據2019年的調查，民主黨國會議員在其社交媒體官方帳號中，帶#號主題標籤最多的話題是「為人民」，共6971條，排在第二的是「川普關停」（指美國政府停擺），共3993條，其餘是「保護我們的醫療」「結束槍枝暴力」「hr8」（眾議院通過的法案，要求對購買槍枝者進行背景調查）、「氣候行動」等，都在2000條以上。而共和黨國會議員在其社交媒體官方帳號中，帶#號主題標籤最多的話題是「美墨加協議」，共2568條，其次是「國情諮文」「委內瑞拉」「現在籤署美墨加協議」等，都是1000多條，其他話題都在1000條以下。結合下文可以看出，國會議員和普通民眾在主要關注問題上體現的黨派差異非常類似。
普通民眾對社交媒體的使用
根據美國哈裡斯民意調查（Harris Poll）結果，2016年6月，美國有77%的18歲以上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在社交媒體上的典型帖子話題分別為：我的家庭，佔34%；幽默，佔30%；我的朋友，佔26%；旅遊、我的孩子、食品，這三項都佔18%；娛樂、我的寵物，這兩項都佔17%；體育，佔13%；政治，佔11%；我的工作，佔7%；其他，佔20%。
在社交媒體的使用上，大多數美國人使用優兔和臉書，但在年輕人中，使用色拉布（Snapchat）和照片牆（Instagram）的比例很高。皮尤研究中心自2012年開始調查美國社交媒體使用狀況，調查顯示普通美國人使用3種社交媒體，大部分人使用兩種以上，大部分美國人每天都登錄社交媒體。臉書一直是美國人使用的最主要社交平臺，2018年與2019年使用臉書的美國人佔69%，其中約四分之三的人每天登錄臉書，但最近幾年使用臉書的年輕人比例減少了。而視頻分享平臺優兔的使用人數更多，2018與2019年使用優兔的美國人佔73%，18～24歲年輕人使用比例高達94%。在18～24歲的年輕人中，78%使用色拉布，75%使用照片牆，45%使用推特。
社交媒體的使用也呈現代際差異。除了年輕人更傾向於使用色拉布和照片牆之外，使用社交媒體的年齡分布，18～29歲為88%，30～49歲為78%，50～64歲為64%，65歲以上為37%。
可以預見，社交媒體在選舉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通過社交媒體贏得選票，尤其是贏得年輕人的選票將會越來越普遍，這在最近幾年的總統和國會選舉中已經得到證實。
美國使用社交媒體平臺推特的公眾雖然只佔22%，但推特在政治家、媒體及利益團體推進政治議程和交流政治議題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推特政治生態引人注目。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對美國中期選舉前後一年間（2018年6月10日至2019年6月9日）美國成年人推特公開帳號的調查，39%的推特公開帳號使用者在這段時間就美國政治議題發過至少一次推特，包括提到政治家、政治機構或團體，及投票等政治參與行為，同時，國家政治又是推特中談論相對較少的話題，政治話題帖子佔整個推特帖子的13%。對川普總統持強烈觀點的推特用戶發出的政治話題帖子尤其多，佔總政治話題帖子的97%。同時，發出政治話題帖子的推特用戶也比其他推特用戶更為關注與自己政治觀點類似的人，也更熱衷於參與政治集會和活動、聯繫當選官員、為競選人捐款，對另一黨派的看法比普通人更為負面。
03 對全球威脅的認知和對中國的態度
2019年，認為朝鮮核計劃和伊斯蘭國對美國構成重大威脅的美國人比兩年前大幅下降，認為別國對美國的網絡攻擊和伊朗核計劃對美國構成威脅的比例基本保持不變，而對於全球氣候變化和俄羅斯的實力與影響的威脅，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認知差別較大，在過去的十年中，全球氣候變化一直是兩黨產生分歧的主要問題之一。
2019年7月的一次調查共列出7大對美國的威脅。根據調查，84%的民主黨人和傾向民主黨的人士認為氣候變化是主要威脅，比例最高；而只有27%的共和黨人和傾向於共和黨的人士持相同觀點，比例最低。自從2016年選舉之後，對俄羅斯威脅的認知也出現了較大的黨派差異，當前，65%的民主黨人和35%的共和黨人認為俄羅斯構成對美國的威脅。
自2017年以來，美國公眾對中國實力和影響的關切加深了，54%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主要威脅，這一比例超過任何國家，而2017年這一比例只有46%。
2018年，認為中國「不算什麼問題」的佔34%，但2019年降到了24%，同期，認為中國是敵人或是嚴重問題的比例增加了，分別從16%增加到23%，從43%增加到50%，各增長7個百分點。儘管如此，在貿易和經濟問題上，62%的美國人認為中美應合作建立更緊密的經濟關係，只有35%的人認為要「更強硬」，認為應與中國建立更緊密關係的比例是2011年以來最高的。
另一項調查也顯示，美國人越來越把中國視為威脅。2019年，24%的美國人把中國列為未來會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而在2007年和2014年，這一比例分別是12%和19%。如今，中國與俄羅斯並列為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而2014年俄羅斯單獨名列榜首。
美國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最近幾年也呈上升趨勢。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春天的全球態度調查，2013年以來，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美國人開始多於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美國人；2019年，60%的美國 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達到2005年以來的最高值，比2018年增加13個百分點，而對中國持正面看法的美國人只佔26%，降到2005年以來的最低值，比2018年下降12個百分點，比2017年下降18個百分點。
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2019年初的調查，68%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尋求與中國友好合作和接觸，只有31%的人認為美國應限制中國實力的增長。這一比例在過去十多年中變化不大。美國人認為，貿易是中美合作的主要方面。74%的美國人支持與中國進行貿易，其中民主黨人為82%、共和黨人為65%、獨立人士為73%。與中國的貿易不僅限於商業。64%的美國人認為，中美貿易會增強美國國家安全，而不是削弱國家安全。可見，美國精英們對中國的敵意和警覺在美國民眾中並沒有得到響應，川普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並沒有得到民意的支持。黨派差異在對華態度上也同樣存在，且越來越嚴重。
在如何看待中國問題上同樣存在代際差異，年紀越大的美國人傾向於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調查，在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美國人中，18～29歲、30～49歲和50歲以上的美國人分別佔49%、58%、67%。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對美國是好事情的美國人中，18～29歲、30～49歲和50歲以上的美國人分別佔56%、51%、47%，認為是壞事情的分別佔34%、41%、43%。
04 「真相凋零」的影響
美國網際網路輿論生態近年來呈現「真相凋零」狀態，在討論社會政治問題、表達對社會政治問題的觀點時，人們不是以事實真相為依據作出判斷，而是以黨派、身份、感情決定立場和態度。「真相凋零」狀態不僅體現在政治精英層面，也體現在大眾層面。美國兩黨的政治精英與各自黨派的民眾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高度一致。這種「真相凋零」的狀態造成的後果是多方面的。
一是會導致公民話語的侵蝕。沒有共同認定的事實，幾乎不可能就重要政策和話題進行有意義的討論，因此，政策制定的質量會下降，決策的過程會緩慢。
二是導致政治癱瘓。對事實的不確定性和分歧會給政策辯論增加更大困難，無法達成協議。對政府缺乏信任會加強利益集團的立場，進一步幹涉政府決策。政治癱瘓會導致政治任命的推遲，監管和調查的缺失，無法作出財政決策，這種政府失能狀態會給經濟、外交政策、外交關係和政府信譽造成嚴重影響。
三是使個人疏離於政治和公民機構。對政府信任的減少會導致公民參與的弱化，增強人們對社會政治的疏離感。公眾的公民參與意識可以促進透明度、責任感和社區參與度，從而對政治代表形成一種制約。
四是導致國家層面的政策不確定性。政策如果不基於事實和分析會導致不確定性，個人、公司、對手和盟友缺乏客觀數據和標準，難以作出決定，主要機構作為信息源的可信度受到挑戰。不確定性會導致投資延誤，大幅增加經濟成本，喪失國際信譽，帶來外交關係的挑戰。最近幾年的美國政治和外交均受到了這種輿論生態的影響。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彈劾川普總統的問題。有關彈劾問題的投票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幾乎完全按黨派劃分，彈劾從一開始就註定了結果。彈劾過程中事實被忽略，成為一場不折不扣的黨派鬥爭。而公眾的態度也基本按黨派區分。根據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及社會科學研究服務網（SSRS）2020年1月16日～19日的調查，89%的民主黨人認為川普總統應該被免職，只有8%的共和黨持相同觀點。隨著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表決川普總統無罪，「真相凋零」、社會撕裂和政治極化在今後一段時間將會繼續存在，甚至惡化。
如果美國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變自己的社會和政治觀點與態度，這種輿論極化和政治極化很有可能在十多年後結束。
文章來源：《學術前沿》雜誌2020年8月（上）（微信有刪節）
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李期鏗
原文責編：肖晗題
新媒體責編：張捷
視覺：王洋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