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分五個階段，試談近代以來中國科技發展道路的一些特徵。
第一個階段，是從16世紀末到鴉片戰爭。這一時期，中國與西方交流甚少。來華傳教士傳入了歐洲的天文學、數學、地理學、力學以及火器與鐘錶等技術。然而，中國人幾乎不了解歐洲發生的文藝復興、科學革命、啟蒙運動與社會變革。為了改革曆法，徐光啟主張：「取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他認為，追趕西方科學的路徑應該是從翻譯到會通，再到超勝。這反映了中國人在17世紀對科學發展道路的一種選擇。
康熙帝對科學興趣濃厚。他向傳教士學習數學和天文學，支持傳教士主持天文臺，卻拒絕了由西學構建的《窮理學》。實際上，他研習科學的動機不同於法國的路易十四和俄國的彼得大帝。18世紀的「禮儀之爭」顯現天主教與中國儒家文化傳統的衝突與不可調和性，清廷由此關上了與西方世界交流的大門。雖然歐洲科學技術在本質上並未對中國文化帶來衝擊，但在閉關政策的影響下，其向中國的傳播幾近中斷。1712年起，康熙帝親自指導和支持中國學者編寫《律歷淵源》，書中既包含傳入的西方知識，也含有中國固有知識。雖然其內容不能展現當時世界先進的科學知識，也不代表科學發展的方向，但卻是中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前能夠進行數學、天文學等方面研究的主要知識基礎。
18世紀90年代，英國馬嘎爾尼使團來華，爭取與清朝通商。乾隆帝以「天朝上國」自居，拒絕英國人的通商請求。從那時到道光朝，清朝擁有體量很大的農業與手工業經濟，並依靠傳統技術維持著對歐洲的貿易順差。那時，中國人仍然不了解歐洲發生的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技術革命等巨變。
第二個階段，是從鴉片戰爭到1895年。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迫使清朝開放通商口岸，扭轉了對華貿易逆差。魏源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這並未成為清朝的國策。直到19世紀60年代，社會上層意識到中國遇到了「數千年未遇之變局，數百年未遇之強敵」。朝廷支持曾國藩「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建議，以實現鎮壓太平軍的近期目標，兼顧抵禦外侮的考慮。
在自強運動中，洋務派引進美國和歐洲的艦船與火器製造技術，興辦軍事工業，開啟了中國的早期工業化。這些舉措在圍剿太平軍方面取得成效，幫助清朝實現「安內」的目標。不過，清政府主要引進軍事技術和少數相關技術，對西方技術體系一知半解，未發展機器製造等基礎技術和基礎工業。這樣，技術上落入「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循環。洋務派也意識到技術是以科學為基礎的，但他們在全面發展科學方面，未取得明顯進展。
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滅標誌著30多年自強運動的失敗，充分顯露出有限選擇西方科學技術的弊端。自強運動不過是實踐了一場殘破的或者說畸形的「工業化」與「技術現代化」。中國人吸收西方知識方面受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羈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俄國彼得大帝「脫俄入歐」政策與日本人 「脫亞入歐」政策，全面仿效西方的科學技術及教育、經濟與政治體制。
第三個階段，是從1895年到1949年。這一期間，國家陷入社會動蕩與民族生存危機，國家的大量財政收入用於各種戰爭。從光緒新政到孫中山的《實業計劃》，國家決定全面接受西方技術與科學，促進工業化建設。然而，各種舉措都因為國家積貧積弱、社會動蕩與日本侵華戰爭而難以徹底落實。
從1895年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從制度上接受現代科學技術。一是創建了新式學堂，推行了學制改革並廢除科舉，為培養新型人才開闢了道路；二是形成了科學技術的學術共同體，創建了中華工程師學會和中國科學社等社團；三是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機構；四是試辦企業研發機構。現代科學技術學科與制度建設標誌著新知識體系在中國社會的立足，中國已經開始造就一些對科技進步及發明創造有重要貢獻的人才。
這一時期，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肩負著發展科學的使命。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主要開展基礎研究和人文社科研究，中央研究院還在1946年擬定應用科學發展計劃。大學主要培養本科學生，並開展科學研究。技術進步主要依賴企業，實業部、經濟部和資源委員會等部門在制定工業建設計劃時都高度重視引進國外先進技術。
第四個階段，從1949年到1978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決定了世界的戰略格局，國共內戰的結果決定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在近30年裡，國家安全一直受到危脅，國防工業與科技被置於重點建設的地位。
中國共產黨借鑑蘇聯的經驗，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大規模引進蘇聯和東歐的技術和設備。在蘇聯援建項目中，大約三分之一屬於國防建設。1952年中央對大學進行院系調整，改革和加強科技教育。工科在院系調整中得到加強，適應了工業化建設對人才的緊迫需求。
在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機構基礎上，中央人民政府在1949年11月成立了領導科學事業的中國科學院。到上世紀50年代末，形成了中國科學院、產業科研院所、國防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地方科技機構等「五個方面軍」。
1954年國家計委按照「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精神，部署制訂十五年國民經濟發展規劃。於是，中國科學院制訂了自己的十五年規劃。1956年，國務院組織中國科學院、國家計委、高教部和其他部門的大批專家制訂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蘇聯為這個遠景規劃的制訂和實施提供了幫助。規劃的實施提升了中國發展尖端科技的能力，填補了學科與技術領域的諸多空白，帶動了許多科技領域的進步。在毛澤東等領導人看來，原子彈、飛彈等武器與尖端科技的突破就表明了遠景規劃的成功。在規劃的制訂過程中，我國形成了「以任務帶學科」為主的「規劃科學技術」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對國家科技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國家陷入全面動亂，本來與國外縮小的差距又被拉大了。
第五個階段，是從1978年到現在。國家做出了重大戰略調整：由「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準備打仗」變成和平發展為主，實行對外開放，推行經濟、教育、科技等方面的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創新型國家。這些都對中國的發展道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鄧小平作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科學技術受到中國社會的空前重視。隨著實踐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科學與技術的差異，知道要通過「創新」這個環節才能將技術和科學轉化為真正的生產力。中國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殖民擴張、武裝佔領、操控市場、劫奪資源和肆意排放等積累財富實現現代化。我國只能依靠科學技術，依靠創新驅動，即更加追求技術、知識、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創新，革除體制機制的弊端。
改革開放的30多年裡，我國不斷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與體制經驗，實現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建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持續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實踐證明，國外先進技術的引進與消化吸收持續提升了我國的技術能力與起點，為經濟增長與增強產業競爭力作出了突出貢獻；基於消化吸收的科技「自立」為集成創新與自主創新奠定了基礎，使我國科技進入了由「跟蹤模仿為主」向「自主創新」過渡的發展階段。
然而，迄今為止我國創新能力依然薄弱。在改革方面，教育體制等改革相對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科技與經濟「兩張皮」依然未解決好。科學技術的文化功能還有待加強。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