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稀地圖糊了屏風
這個話題要追溯到62年前。1949年2月，文物工作者們在瀋陽故宮西七間樓、西配宮清理清代舊物品時，驚喜地發現了一大批珍貴的明代史料：8大幅利瑪竇《兩儀玄覽圖》、12大幅明代《九邊圖》、「遼東巡按御史察院」暨「山東備倭都司」檔案。這些珍稀的文物史料，曾幾何時湮沒在屏風之上、布袋之中，多虧文物工作者們慧眼識珠，才使它們還原歷史原貌。且看這些瑰寶的身世及其坎坷經歷。
利瑪竇與《兩儀玄覽圖》
木刻板的8大幅利瑪竇《兩儀玄覽圖》，即當年的世界地圖，於明代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由李應試在北京刻制。
利瑪竇是義大利傳教士，1552年10月6日出生。1583年9月，利瑪竇來到中國後，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圖。1601年，作為歐洲使節，利瑪竇被召進北京紫禁城。從1602到1605年，利瑪竇做出了很多偉大貢獻，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圖《兩儀玄覽圖》。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因病卒於北京。
有關史料記載，當年，利瑪竇繪製的地圖曾經刻制多次。主要版本有：明代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吳中明在南京刻制的《山海輿地全圖》；明代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馮應京在北京刻制的《輿地全圖》；明代萬曆三十年(1602年)，李之藻在北京刻制的《坤輿萬國全圖》。當年的專家學者稱：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在中國有3個版本，都是六條屏幅連起來，形成一個橢圓形的大地圖。其中的《坤輿萬國全圖》上，還繪有船、魚、禽獸等等，可謂當年的「世界物產地圖」。
利瑪竇在其著作《入華記錄》中記載，李葆祿曾經刻制了8幅他繪製的大地圖。李葆祿原名「李應試」。當年的專家學者不無遺憾地慨嘆道：利瑪竇所說的8大幅地圖，可惜至今無人得見。然而，瀋陽故宮發現的八條屏幅《兩儀玄覽圖》，便是《入華記錄》中記載，明代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由李應試在北京刻制的那個8幅大地圖。
《兩儀玄覽圖》的第一幅右上角，題有「兩儀玄覽圖」5個字。第五幅上有李應試的題記，起首一行為「刻兩儀玄覽圖」；題記最末一行為「萬曆癸卯秋分日……葆祿李應試識」等字樣；另外三行題字為「五羊鍾伯相、黃芳濟、遊文輝、倪一誠、丘良稟、徐必登鹹以與西泰先生(利瑪竇)遊……李應試因識於此。」此文足以證明刻此地圖的人是李應試，並又名李葆祿，與利瑪竇《入華記錄》記載吻合。
刻制《兩儀玄覽圖》的年限，應為明代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癸卯。第六幅上題字可作佐證：「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仲秋……利瑪竇書」。該地圖為何取名《兩儀玄覽圖》？有專家學者認為，利瑪竇大概取自《易經》中「太極生兩儀」的理念，以及陸機《文賦》「貯中還以玄覽」含義，為這幅地圖取名。
據介紹，《兩儀玄覽圖》為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孤本」。
許論與《九邊圖》
明代十二條屏幅《九邊圖》，是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許論繪製的。與此同時，許論還著有《九邊論》一卷。許論所說的「九邊」，為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偏關(附寧武、雁門二關)、榆林、寧夏、固原、甘肅。「九邊」各置總兵鎮守，以防禦西北、正北的蒙古族，以及東北的女真族入侵。
許論是河南靈寶人，官至兵部尚書。許論早年喜歡談論軍事，他以抵抗女真族侵略為契機，先作《九邊論》，後繪製《九邊圖》，與《九邊論》相匹配，因此，該著作又被稱之為《九邊圖論》。明代世宗皇帝朱厚熜以為該著作甚好，遂下旨，將《九邊圖論》發給各個「邊」的守軍。後來，有人保舉許論作「順天巡撫」；世宗皇帝朱厚熜便說：「這是作《九邊圖論》的許論，自然官能做得好。」
有關專家認為，在瀋陽故宮發現的十二條屏幅《九邊圖》為「摹繪本」，難免出現錯誤。例如第十一圖的《九邊圖》序，就有不少錯別字、丟落字。例如將「蒲河城」誤作「阿城」；將「虎皮城驛」誤為「虎坡驛」；將「三岔河堡」誤作「三盆河堡」等等。然而，「摹繪本」《九邊圖》有諸多強於「印本」之處，其上許多記載，「印本」均無。例如：「摹繪本」《九邊圖》第一幅，遼東鎮北面邊牆外(開原城北)注釋：「小王子部落駐牧」；又在東北角上注釋：「自此東北皆女真人等屬夷駐牧巢穴」；西北角上注釋道：「遼東邊外酋首小王子駐牧巢穴」。第二幅東北角的「邊牆外」注釋：「此遼陽舊城，今三岔河地也，亦朵顏三衛夷人駐牧巢穴」。這些詳細記載「印本」均沒有。再如「摹繪本」《九邊圖》第三幅「蘇州鎮外」注釋：「此大寧都司舊城朵顏泰寧富餘三衛駐牧」；還注釋道：「自此北去有兀良哈一部」。
與「印本」相比較，「摹繪本」《九邊圖》還有一大長處：標明了各個重鎮的「四至」及裡數。僅以遼東鎮為例：瀋陽城至蒲河城五十裡，蒲河城至懿路城二十裡；懿路城至汎河城五十裡，汎河城至鐵嶺城三十裡；鐵嶺城至中固城五十裡，中固城至開原城三十裡。廣寧鎮城，東至盤山驛四十五裡，南至閭陽驛五十裡，西至義州九十裡，北至鎮寧堡六十裡。
有關專家介紹說，當年，努爾哈赤佔領遼陽城之後，便得到了這個十二條屏幅的「摹繪本」《九邊圖》。遺憾的是，努爾哈赤不懂漢字。他便命手下人，將《九邊圖》上的重要地名注釋上滿文，以便他閒暇之餘閱覽。1625年，努爾哈赤遷都瀋陽之後，便將這個「摹繪本」《九邊圖》一併帶來瀋陽，安置在瀋陽新建宮殿之內。
明代官員弔祭舒爾哈齊夫婦
史料記載，明代將遼東地區歸屬於山東省，在遼東地區設立了35個「衛所」，由遼東「都指揮使司」統轄。與此同時，還設立了「自在州」、「安樂州」兩個州，專門安置外來的少數民族人口。明朝廷派遣一名監察御史，叫做「巡按」，長期駐紮遼陽，糾察遼東各個「衛所」及二州的政治，其治事衙門叫做「察院」。在山東省登州，明朝廷設立了「領差總督山東備倭都指揮使司」，統轄山東境內的各個「衛所」。
瀋陽故宮發現的明代「遼東巡按御史察院」檔案，分為三大類、670餘件，內容包括題本、申、呈、諮、批、信牌(憲牌)、手本冊簿、報書、試卷等等；時間起於明代永樂年間，止於明代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在眾多的「發文官署」、「收文官署」中，有一件「手本」記載了憑弔努爾哈赤胞弟舒爾哈齊的史實。史料記載，明代，努爾哈赤與胞弟舒爾哈齊一道，掌管建州左衛政事。明朝稱努爾哈赤為「努酋」；稱舒爾哈齊為「舒酋」、「小酋」。明代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被努爾哈赤囚禁的舒爾哈齊病逝。該「手本」記載，鎮守遼東的文武官員，惟有舒爾哈齊最能聽從明朝廷的命令。於是，明朝廷便極力籠絡舒爾哈齊，設法離間努爾哈赤與舒爾哈齊的兄弟感情。
該「手本」記載，明代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二月三十日，舒爾哈齊妻子病故，前任守備置辦了20桌酒席，差人弔祭。舒爾哈齊去世後，明朝官員以更加隆重的形式祭奠舒爾哈齊，藉此籠絡舒爾哈齊的兒子們。舒爾哈齊共有九子(二子被努爾哈赤殺害)，勢力強大，明朝廷打算利用舒爾哈齊的兒子們與努爾哈赤對抗。努爾哈赤死後的四大貝勒中，二貝勒阿敏便是舒爾哈齊的兒子。該「手本」記載了明代邊將防禦外患的良苦用心。
戚繼光曾任登州指揮僉事
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民族氣節人人敬仰。「山東備倭都司」檔案中，便有記載戚繼光的相關史料。
戚繼光是山東登州衛人，父親做過都指揮。戚繼光子襲父業，先作登州衛指揮僉事，繼為駐紮登州的備倭都指揮僉事。「山東備倭都司」檔案記載，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七月初七日，指揮使僉事中，戚繼光列第一名。「山東備倭都司」檔案為何流落到遼東，其中必有原委。明代崇禎初年，山東登州發生動亂，遼東總兵毛文龍被袁崇煥殺退後，毛文龍的部將孔有德、耿仲明等逃到登州做參將。後來，孔有德等人作亂，佔據登州，自稱「都元帥」，暗中與皇太極通氣。明朝兵馬攻打登州時，孔有德兵敗逃竄，渡過渤海向皇太極投降。這是明代崇禎六年(1633年)、後金天聰七年(1633年)發生的事兒。
有關專家認為，「山東備倭都司」檔案，很有可能是孔有德攜帶到瀋陽的。
地圖和檔案都糊了屏風
利瑪竇的《兩儀玄覽圖》、「摹繪本」明代《九邊圖》、明代「遼東巡按御史察院」暨「山東備倭都司」檔案，這些珍稀的曠世瑰寶，竟一度明珠暗投，被遺棄在瀋陽故宮的庫房之中。
有關資料記載，利瑪竇的《兩儀玄覽圖》、「摹繪本」明代《九邊圖》，是在瀋陽故宮前院西七間樓樓下發現的；明代「遼東巡按御史察院」暨「山東備倭都司」檔案，是在瀋陽故宮清寧宮的西配宮內發現的。當年，《兩儀玄覽圖》、《九邊圖》都被粘貼在一架木製屏風上，並且雜亂地堆積在一起，被灰塵掩埋。人們打掃西七間樓時，無意中發現了粘貼在屏風上的兩幅珍稀地圖。當年，在瀋陽故宮清寧宮的西配宮內，曾堆積著四五百個清太宗皇太極時代的「信牌」。「信牌」均用布袋盛裝。布袋破損之後，露出裡面墊「信牌」的舊紙。人們取出這些舊紙仔細查看，發現竟是明代「遼東巡按御史察院」檔案資料。當文物工作者們將屏風上的《兩儀玄覽圖》、《九邊圖》小心翼翼地揭裱後，發現兩幅地圖背面的襯紙均有文字。大家將兩幅地圖與其背面襯紙揭裱，得知這便是珍貴史料「山東備倭都司」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