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利瑪竇研究資料匯釋的歷史，開山之作當為義大利耶穌會士汾屠立（Pietro Tacchi Venturi，1860—1956）所編《利瑪竇神父歷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Macerata：F. Giorgetti， 1911—1913）。 上個世紀之初，為了紀念利瑪竇逝世300周年，汾屠立在歐洲檔案館發現了利瑪竇晚年回憶錄手稿，以及利瑪竇書信和同時代耶穌會士的相關書信，進而編輯出版了《利瑪竇神父歷史著作集》。這部名著分為二卷，第一卷題為《中國札記》（I commentarj della Cina），即利瑪竇晚年回憶錄手稿，原題為《耶穌會和基督教進入中國》（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從而取代了之前流行於世的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9）拉丁文改編本《基督教遠徵中國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Iesu）；第二卷為《中國書信》（Le lettere dalla Cina， 1580—1610），收錄了利瑪竇以及同時代耶穌會士的書信，其中利瑪竇書信54通。但是，汾屠立本人不懂中文，雖然得到一位法國漢學家的幫助，但利瑪竇著述中的中國人名、地名等無法甄別，書中多數內容也未加考證。
汾屠立深知其書缺陷，故力請正在中國的另一耶穌會士德禮賢（Pasquale M. D』Elia，1890—1963）返回義大利，繼續深入利瑪竇研究。德禮賢於1934年從上海返回羅馬，經過十年的鑽研，在20世紀40年代完成了對利瑪竇晚年回憶錄的注釋，並題為《基督教入華史》（Storia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Roma：Libreria dello Stato，1942—1949）。該書共有三卷，前兩卷為利瑪竇晚年回憶錄全文以及注釋，第三卷則為附錄與索引。德禮賢給利瑪竇晚年回憶錄編號為NN. 1—1000；另外的編號則是：NN. 1001—2000為利瑪竇書信，NN. 2001—3000為同時代耶穌會士的書信，NN. 3001—4000為年信之類的文件，NN. 4001—5000則為其餘各種雜件。換言之，這三卷本是德禮賢龐大研究計劃的五分之一，而德禮賢給這個計劃命名《利瑪竇資料：有關利瑪竇以及歐洲與中國早期關係的原始文件（1579—1615）》（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Europa e la Cina，1579—1615）。儘管德禮賢沒有完成後面四個部分的匯釋，但第一部分的三卷本已經引起學界的轟動，該書充分利用了在羅馬以及歐洲其他檔案館和圖書館的檔案材料，加上他從中國帶回的地方志和文集等，甄別出利瑪竇著述中多數中文人名和地名，並對書中內容進行了精密的考證，學界譽之為利瑪竇研究的一座裡程碑。
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湯開建《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料匯釋》（2017）則是德禮賢《利瑪竇資料》之後的一座新的裡程碑。湯開建現任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長期致力於澳門史、中國天主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成果卓越。這次湯教授花費4年多的時間，專心收錄從明末至清末的有關利瑪竇資料，遍尋全球各大圖書館、各種資料庫及各地私人藏書而成此巨著。湯著涉及400餘種文獻，錄入資料達630餘條之多，總計573頁；全書分為《碑傳》《序跋》《公牘》《述論》《詩柬》《雜纂》六卷，書末附有《徵引文獻版本》，全面展示了利瑪竇的生平事跡、著述思想以及在中國的深遠影響。湯開建《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料匯釋》的問世，標誌著利瑪竇研究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在湯著之前，有兩部相關作品值得一提。本世紀初柯拉迪尼（Piero Corradini）主編了新版利瑪竇著作集，包括利瑪竇晚年回憶錄，恢復了利瑪竇手稿原名，即《耶穌會和基督教進入中國》（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Macerata：Quaderni Quodlibet，2000），以及《利瑪竇書信》（Lettere，1580—1609，Macerata：Quaderni Quodlibet，2001）。出版這部著作的主要動機在於讀者要求，因為汾屠立《利瑪竇神父歷史著作集》以及德禮賢《利瑪竇資料》早已絕版。該書在注釋方面則乏善可陳，甚至比德禮賢有所退步，故學術意義不大。與此同時，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實為利瑪竇中文著作彙編的開山之作，但它並非利瑪竇著作的全部，其中缺少《幾何原本》正文，而且版本選擇欠精，注釋亦簡，故需要改進。因此，這兩部著作雖然比較重要，但並不具有裡程碑的意義。筆者將湯開建《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料匯釋》
稱為利瑪竇研究的新的裡程碑，理由在於其「匯」周全且其「釋」精當。下面試從「匯」與「釋」兩個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匯」即文獻彙編。如果說德禮賢試圖將利瑪竇研究的西文資料網羅殆盡，湯開建則試圖將有關中文資料一網打盡。在某種意義上，湯開建收集資料的難度大於德禮賢，因為西文資料大多為檔案材料，相對集中，而中文資料則非常分散，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時間。湯開建不遺餘力，四面撒網，八方搜羅，近乎「上窮碧落下黃泉」。在湯著中，可見不少罕見的資料，如劉承範《利瑪傳》，徐時進《鳩茲集》，王同軌《耳談類增》，利瑪竇、徐光啟《開成紀要》，周獻臣《鶯林外編》，朱懷吳《昭代紀略》，魏矩斌《藥房偶記》，應撝謙《天主論》，劉凝《天學集解》等。不但如此，湯著中還收集了西方檔案館的一些罕見資料，如江為標《為幸逢至聖首出六經大顯真詮中西鹹仰指示事疏》，胤褆、張常住《奏西洋人赫宣、施體仁事》等，均為首次公諸於世。在11月7日上海圖書館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除《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料匯釋》之外，湯開建還發給與會者一張附頁，正反兩面。正面為《碑傳第一》補遺，收錄了清代靜樂居士《大西修士行略纂》，存於方豪私藏的海內孤本，方豪去世後，將其捐給臺灣政治大學，並由臺灣有友人拍攝照片寄贈。反面為《序跋第二》補遺，收錄了明代鄭懷魁《大西方雜語序》和《渾蓋通憲圖說序》，存於《葵圃存集》，現僅存於日本尊經閣文庫，由日本友人寄贈。據介紹，隨著新材料的不斷發現，湯開建幾易其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極其耐心地不斷更新；但在該書終於定稿後，湯開建又發現了這些新材料，最後只能以附頁的形式出現。這個有趣的插曲，一方面反映了湯開建「一個也不能少」的決心，另一方面似乎也暗示也許還有個別資料沉睡在某個檔案館或圖書館的角落，等待人們去發現。據說湯開建已經對他的學生發出懸賞令：發現新材料者將得到豐厚的獎勵。但願有人能夠成為「重賞之下」那位幸運的「勇夫」。
新材料勢必開闢新視野並提出新問題。例如，眾所周知，Matteo Ricci的中文姓名為利瑪竇，字西泰。坦率而言，利瑪竇這一姓名有點古怪，因為同時代的耶穌會士的中文姓名均是中國化的，如羅明堅、麥安東、石方西、郭居靜、龍華民、範禮安等，唯獨利瑪竇的別具一格，姓為生僻的中國姓，名則非典型的中國名。也許因為這個原因，在中文文獻中，「利」又寫作「琍」、「利著」（頁24）、「利給」（頁393）等，「瑪」寫作「馬」，「竇」寫作「豆」，等等。利瑪竇的字「西泰」是中國式的，但通過湯著可知他有時也被稱為「利西江」，（頁249，302，342）因為他曾居西江之畔。此外，利瑪竇稱謂五花八門，如「西僧」、「番僧」、「子」、「生」、「公」、「先生」、「山人」、「道人」等，其中「道人」尤其耐人尋味。事實上，利瑪竇1595年春出韶州時，給自己所起西文稱謂是「predicatore litterato」，直譯為「有文化的傳道人」，而根據德禮賢的研究，其中文名稱為「道人」。德禮賢的依據為龍華民西文著述中的兩條材料以及一條中文材料，即馮時可《蓬窗續錄》中所載「外國道人利馬竇」、「道人」。湯著中收錄了陳龍正《幾亭外書》所載「利道人」、「道人」，從而補充德禮賢之考。「道人」與道家有著密切的聯繫，對於學界流行的利瑪竇出韶州後由和尚變為「儒士」之說，這無疑提出強烈的挑戰。
再舉一例。利瑪竇在肇慶繪製並出版了首幅中文世界地圖，根據章璜《圖書編》所載地圖，德禮賢將肇慶版世界地圖名為《輿地山海全圖》；然而，劉承範《利瑪（竇）》稱之為「大瀛全圖」，如果這是孤證，也許可以忽視；然而，湯著收錄了另外兩條史料，即徐時進《鳩茲集》所載「利生入中國，……以所攜《大瀛全圖》譯而示人」，以及方弘靜《千一錄》所載「（利瑪竇）譯其所謂《大瀛全圖》，言天地形圓如瓜也」。因此湯開建得出結論：「這些早期見到利瑪竇世界地圖者均稱為《大瀛全圖》，可證利瑪竇在肇慶刊刻的地圖其名即《大瀛全圖》。」（頁7，注2）關於肇慶版世界地圖，應天巡撫趙可懷曾在蘇州鐫刻勒石，前輩學者洪業和黃時鑑先後託人去蘇州尋訪，均無果而終；湯開建在王同軌《耳談類增》一書中發現了趙可懷《〈山海輿地圖〉說》一文，（頁104）對於認識肇慶版世界地圖極其重要。當然，另一方面，這一發現也提出一個新的問題，即趙可懷將肇慶版世界地圖命名為《山海輿地圖》，並非《大瀛全圖》，反而比較接近章潢的《輿地山海全圖》，而後如郭子章《〈山海輿地全圖〉序》所載「太西國利生持《山海輿地全圖》入中國」（頁105）、吳中明《題〈萬國坤輿圖〉》所載「利山人自歐羅巴入中國，著《山海輿地全圖》」（頁100）等，當均出自趙可懷。因此，筆者認為肇慶版世界地圖之名，究竟是《大瀛全圖》還是《輿地山海全圖》或《山海輿地圖》，似尚有繼續討論的空間。
第二，「釋」即相關注釋。如果說「匯」多賴體力或眼力，那麼「釋」則多賴腦力或學力。從德禮賢《利瑪竇資料》到湯開建《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料匯釋》，期間過去70多年，學界對利瑪竇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據此，湯開建糾正了德禮賢的一些錯誤。這裡僅以湯著所收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跡》和張維樞《大西利西泰子傳》中的人名為例。關於1595年春利瑪竇出韶州，艾儒略記載：「少司馬石公適就任之京，敬愛利子，遂攜利子之南都。」「石公」在利瑪竇晚年回憶錄中寫為Scielou，德禮賢猜測此人為兵部尚書石星，此說長期以來被學界廣泛接受；但近年來被糾正為兵部侍郎佘樂吾（佘立），湯著採納了新說。（頁32，注4）關於利瑪竇在南京的交往，張維樞記載：「李卓吾、李汝楨諸公，俱與談論。」利瑪竇晚年回憶錄載利瑪竇南京交遊人物之一為Ligiucin，時年70多歲；德禮賢訂名為李汝禎；湯開建質疑德禮賢之說：「李本固生於嘉靖三十八年（1559），萬曆二十六年（1598）出任雲南巡按，直到1620年光宗立後才到南京任職，1599年利瑪竇在南京時，李本固40歲，而利瑪竇回憶錄稱這位李公是『在南京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顯然這個李本固（汝楨）並非德禮賢今天學界所考訂的李汝禎。」最近杜鼎克（Ad Dudink）將之考為李如真（李登），湯開建遂欣然採用此說。（頁35，注1）
湯著不但採納了學界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展示了作者個人的研究心得。還是以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跡》和張維樞《大西利西泰子傳》中的人名為例。艾儒略介紹利瑪竇進京之初的交往說：「於是禮部趙公邦靖周旋其間，利子始安意京師，偕龐子僦屋以居。」利瑪竇回憶錄未提此人，故德禮賢無考。湯開建考證說：「『趙公邦靖』，此處『靖』字疑為『清』之誤記。據查，當時的禮部未有名為『趙邦靖』的官員，而吏部則有名為『趙邦清』之官員。趙邦清（1558—1622），字仲一，號乾所，甘肅真寧人。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授滕縣知縣。萬曆二十六年（1598）任吏部驗封司主事，次年授吏部稽勳司郎中，萬曆三十年（1602），在利瑪竇入京後不久，趙邦清因故被劾貶官，與文中所稱『因他事去官』相符。若此判斷屬實，則文中所記載的趙邦清標註利瑪竇疏通關係、虔祀《天主實義》等信息均表明，趙邦清是利瑪竇進京初期所結識的私交甚篤的好友。」（頁36，注4）張維樞介紹利瑪竇進京後交往的一個人物為「少司寇王公」，湯開建考證說：「『少司寇王公』，明代稱刑部侍郎為少司寇。王公，德禮賢考為王汝訓。……王汝訓（1551—1610），字師古，號浤陽，山東聊城人，隆慶五年（1571）進士，歷任元城知縣，刑部、兵部主事，萬曆二十二年（1594）落職聽戡，直到萬曆三十六年（1608）七月方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因此，餘斷1601年6月以後來北京的南京刑部侍郎不應是王汝訓，應為王基。王基，字啟亭，號對滄，山東青州人。嘉靖乙丑（1565）進士，歷官戶部主事、員外郎、大同知府等官，萬曆二十六年（1598）升南京刑部右侍郎，直至萬曆三十二年（1604），仍擔任此職。任職時間相合，此為其一；利瑪竇書中稱他向利瑪竇介紹了他的山東老鄉簫大亨和馮琦，王基亦為山東人，此為其二；利瑪竇將此人寫為Guantuizam，『tuizam』當即王基之號『對滄』拼音之對應，此其三也。可知，此處的『少司寇王公』實指王基也，而非德禮賢考證之王汝訓。當今有關研究者均以德禮賢為據，定其人為王汝訓，當誤。」（頁47，注6）窺一斑而見全豹，上述幾例足以顯示湯著在「釋」方面的重要價值以及對於利瑪竇研究的重大貢獻。
毋庸諱言，湯著也存在一些問題與不足。例如，首篇劉承範《利瑪傳》，採用了《劉氏族譜》原先的篇名，然而，在傳記的正文以及族譜目錄中，寫的均為利瑪竇，因此「利瑪」後面實際上遺漏了一個「竇」字，作者似應對此做一說明，甚至不妨考慮將《利瑪傳》改為《利瑪（竇）傳》；事實上，該篇還有其他遺漏，如開頭寫利瑪竇「與其弟僧天佑重九譯而至粵之端州」，末尾寫「天和尚留金陵，西泰則以進寶如京師矣」，「天和尚」顯然即「僧天佑」，故似可寫為「天（佑）和尚」。關於「天佑」，支允堅《梅花渡異林》載：「大西洋國二人來，一曰利瑪竇，一曰郭天祐。」杜鼎克認為「郭天祐」即郭居靜，亦即劉承範筆下的「僧天佑」。然而，郭居靜從未到過肇慶，而他去韶州也是在麥安東和石方西去世之後，雖然他後來確實留居南京。為此，湯開建做了一個大膽的假設，即「天佑」為麥安東最初的名字，而後郭居靜沿用此名，以遮人耳目，因為中國地方政府要求不帶新面孔來中國內地。（頁4，注2）但是，石方西在郭居靜之先來韶州，如果要冒名頂替，其人當為石方西，而非郭居靜。石方西在韶州不久去世，故不可能「留金陵」，而「留金陵」者則非郭居靜莫屬。筆者以為，劉承範的利瑪竇傳記謬誤甚夥，並非信史，與明代筆記小說相類，誤記郭居靜去肇慶不足為怪。此外，湯著的個別註解有失精當。例如，陳汝錡《甘露園短書》卷三《輿地》載：「西天利馬竇浮海入中國，作《輿地總圖》。圖方五尺有餘，而中國在其間，方不盈寸。或謂胡眼孔大，薄視中國；中國雖小，不應撮土如是。」對於「胡眼孔大」，湯開建注釋為「形容眼界寬，看得多」（頁469，注1），似乎忽視了其中諷刺揶揄之義，筆者以為「胡眼孔大，薄視中國」頗類俗話「狗眼看人低」；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曾嘲笑「義大利人眼比胃大，而且蛀牙」，似異曲同工。最後，湯著也存在個別錄誤，如李祖白小傳寫道：「其又稱『虎林李祖白』，則又當為杭州人也。」（頁430）杭州別名武林，「虎林」當為「武林」之誤。當然，即便紮實的著作也難免存在缺陷，所謂瑕不掩瑜。因此，上述細微的問題無損湯著的偉大，如同德禮賢《利瑪竇資料》中一些毛病無損其偉大一樣。
最後，對於湯開建《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料匯釋》，筆者還有兩點建議。其一，最好做一個全書索引。湯開建給書中收錄的每個文獻題名，從而便於讀者檢索，但這似乎替代不了索引。例如，前述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跡》中有「少司馬石公」，實為兵部侍郎佘立（樂吾）之誤，湯開建注釋：「『石公』，此處錄誤，當為佘立。詳見後注。」（頁32，注4）那麼「後注」何在？相隔數頁的張維樞《大西利西泰子傳》中也有「少司馬石公」，但無注，直到筆者通讀全書，才發現「後注」為龐迪我、熊三拔《具揭》有關「兵部侍郎佘」的一個詳細注釋。（頁225，注3）如果有一索引，則大可省卻讀者的搜索之力。德禮賢《利瑪竇資料》第三卷主要內容是索引，這給讀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其二，最好將利瑪竇本人的著述單獨出書。湯著收錄了利瑪竇的一些著述，如《序跋第二》中的《〈天主實義〉引》《題〈萬國坤輿圖〉》《〈兩儀玄覽圖〉序》等，《公牘第三》中《貢獻方物疏》等，《敘論第三》中《〈山海輿地全圖〉說》、《論地球比九重天之星遠且大幾何》等，《詩柬第五》中《利瑪竇答李戴》《利先生復虞銓部書》等。然而，這些僅為利瑪竇中文著述的一部分，故需參照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筆者期待湯開建再接再厲，將利瑪竇中文著述單獨編為一集，並將現有的《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料匯釋》去除利瑪竇著述而編為另一集，從而成為利瑪竇中文資料匯釋集大成者。
（作者為南京大學學衡跨學科研究院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