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在我們必須面對生態問題，必須面對導致生態問題的社會結構問題的今天，綠色社會工作可以填補巨大的知識鴻溝，將社會/環境關係的複雜性引入宏觀層面對氣候變化的理解，並基於本土社區嵌入的綠色社會工作實踐經驗，向政府提供具體建議。
本文的英文版原刊登於英文期刊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中國社會工作期刊)，2018年獲得該期刊年度最佳論文獎。作者在原版本的基礎上作出改寫，在此鳴謝左濤的翻譯工作。
感謝「社會工作與管理」授權發布！
作者｜古學斌，Lena D.
責編｜大 明
排版｜童 話
本文作者：古學斌、Lena Dominelli。古學斌，香港理工大學醫療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農村社會工作，社區發展，綠色社會工作，族群研究，性別研究，文化政治，參與式行動研究。
本文作者之一：古學斌
中國是地震、滑坡、颶風、洪水、雪災、熱浪、乾旱和荒漠化等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這些考驗著國家的災害恢復力。此外，還有空氣、土壤和水汙染等人為災害以及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其他工業災害。這些災害事件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略署(UNISDR)發布的《全球減少災害評估報告(2015年)》顯示，中國在1990年至2012年間損失了557 438 270個生命年，相當於人均損失162天；造成136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比如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直接導致了近7萬人死亡和13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這些災害可以通過降低風險、制定適應戰略和恢復重建行動計劃以及動員社區居民參與到問題解決中來尋求合作解決策略。這些重要舉措可以促進目標的實現，減少自然和人為災害造成的損失，使眾多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到問題的解決當中。利益相關方包括各級政府、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專業人員，尤其是衛生、社會工作和工程專業人員以及當地居民和企業。在災害緩解到重建和預防狀態的過程中，綠色社會工作都發揮著很大作用。
發展本土特色和文化相關(locality and cultural specific)的災害風險降低(DRR)和災害風險管理(DRM)應對策略是對社會工作專業的挑戰，需要企業和跨專業團隊的共同合作。Dominelli認為，跨專業(transdisciplinary)團隊不僅僅是為了解決一個共同問題而合作的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自然和社會科學家。一個有效的跨專業團隊還需要掌握科學的、原住民的/本土的/社區的專業知識，從而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科學探究」，通過共同分析框架和文化處境分析來解決一個共同關注的問題。
本文認為，綠色社會工作者在協調不同利益群體組成的跨專業合作團隊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他們將科學知識轉譯並傳遞給居民，同時將原住民的/當地的/社區的知識詮釋並傳遞給科學家，動員社區居民參與到合作的生產活動中，協助共識方案的實施並評估結果。本文第一作者已經在雲南省平寨、四川省映秀和雅安以及廣東省從化開展了綠色社會工作實踐及研究。本文將介紹綠色社會工作的原則和作者在中國的實踐，重點介紹第一作者及其同事們在雲南省平寨的綠色社會工作經驗，說明綠色社會工作在中國實踐的可能和重要性。
一
中國經濟發展和環境危機
1. 城市化和工業化產生的矛盾
中國目前正處在應對環境危機的十字路口，面臨第二次轉型，需要思考民眾生活、社會發展、環境資源和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係。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的工業發展非常迅速，同時也導致了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而造成前所未料的環境和社會問題。2014年，有2.74億人從農村遷移到城市。這給一個致力於在最短時間內通過工業化使人民擺脫貧困的國家帶來了巨大挑戰。市場經濟催生了經濟和社會矛盾，造成了環境危機、社會關係和農村生計緊張以及流動人口不穩定。中國第十二和第十三個五年計劃提出，要在保持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加強社會發展。在政策文件中，政府強調要關注人民的需求，注重可持續發展，將保護和改善民生作為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措施。儘管提出了這些崇高的願望，但中國面臨著要回應2.5億農民工需求的挑戰，他們是「準」城市人，擁有不完整的身份和自我認同，沒有和城市人一樣享受體面的工作和生活、健康幸福以及尊嚴。因此，解決「農民工」和「三農問題」是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焦點。
中國政府的第十二和第十三個五年計劃提出，通過超大城市的快速城市化來彌補農村人向城市人轉變產生的鴻溝，Dominelli稱其為「超級城市化」。城鎮化的主要目標是逐步將農村流動人口轉變為城鎮居民，推進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和資本投資。這是以交換農民的土地使用權為代價，使中國的土地所有權從國家所有向農業企業和房地產開發商轉移。通過這個過程，農村農民轉變為城市工人以完成工業化；同時，改善流動人口的弱勢地位，使其成為被解放的城市公民。
當土地被金融資本迅速開發後，農民如何能過上滿意的、有尊嚴的和自給自足的生活？經濟商人將土地視為一種稀缺的自然商品對其定價，通過市場規則來提高其效用和價值，獲取高額價格，並擴張到城市周邊未開發地區，從而以降低成本來實現利潤最大化。佔用的土地被高密度開發，增加了汙染，當今城市釋放的導致氣候變化的溫室氣體比重高達70%。疏解城市作為經濟擴張主要驅動力的壓力，可以促進社區主導、可再生能源消費和可持續發展，推動地方經濟向創新的方向發展。土地轉讓給企業家造成了zhengdi農民的身份轉換和空間的chongtu，影響了農業社區維持生計的傳統習俗和手段。儘管農民從農村到城市的身份轉化是工業化過程的現象，但它並不能根本解決三農問題。相反，通過土地來維持農民生計和基本保障的生產方式將會消失，農業人口在面對更大生計時會更加脆弱。
工業園區的擴張也完全改變了在地的生態環境和農民的生活方式。農民上樓對部分人而言是得到了益處，但也產生了一些問題。石憶邵和杭太元研究發現，承包地被徵後，只有3.9%的農民獲得了就業安置；房屋被拆後，僅有1.8%的人獲得了就業安置。我國46%的失地農民失地後生活水平處於下降狀態，部分失地農民成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保障無份、創業無錢」的新增貧困群體。這一過程使農民失地，失地意味著失去了工作保障和社會保障，也意味著失去了原鄉的社會網絡和傳統社區的情感連接。
簡而言之，這種工業化的模式是否由農村社區的需求來驅動？是否能滿足農村社區的需求？工業和房地產資本聯手圈佔土地而不考慮農村和城市的協調發展，既不能解決三農問題，也不能解決農民工的困境。同時，農村社會的進一步解體，可能動搖中國社會穩定的根基和影響社會關係的和諧。因此，當今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帶來的社會和環境問題，於是在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其中特別提出「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落實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嚴守生態保護紅線，以綠色發展引領鄉村振興。」
2. 經濟發展與環境惡化
自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以來，中國進入了快速工業化、農業商業化和過度消費的時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不是以人為中心和環境友好的，而是優先追逐企業和資本的利潤。當追逐利潤最大化成為主要目標時，就會破壞本地社會經濟的其他發展形式，不僅不能解決當今中國社會不平等的矛盾，反而造成嚴重的環境惡化，導致中國城市的環境危機，例如主要城市產生的空氣汙染及其對人們健康造成的危害。
環境惡化嚴重影響了中國的自然環境和生物多樣性、食品安全、人類健康甚至經濟發展，已成為中國面臨的至關重要的議題。這是中國政府高度關注的一個問題。最新的一份報告，綠色和平組織發布的《2015年度中國366座城市PM2.5濃度排名》指出，中國366座城市的PM2.5年平均濃度為50.2微克/立方米，遠遠高於中國政府設定的35微克 /立方米的空氣品質標準和世界衛生組織(WHO)設定的10微克 /立方米的標準。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這些問題，並做出了許多但還不太充分的應對措施。
工業汙染與生計之間存在聯繫，由於水汙染而導致數千頭死豬漂浮在黃埔江上這個事件就充分說明了這種關係。這是源於一種已知的致癌化學物質苯的偶然洩露進入到黃浦江的一條支流而造成的，所以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報導，中國超過一半的地表水受到汙染，不能飲用，四分之一的水汙染嚴重甚至不能用於工業生產。中國的地下水並不安全，大約40%的農田依靠地下水灌溉，受灌溉的90%的農田被鑑定受到汙染，約有60%的中國城市地下水被鑑定受到「嚴重汙染」。受汙染的水不僅影響著人們的健康，也影響著中國農業的發展。
沙漠化是另一個嚴重問題，中國近30%的面積是沙漠。根據Diamond的數據，中國的沙漠還在以每年超過67平方公裡的速度擴增。目前，北方的戈壁沙漠每年以950平方英裡(2500平方公裡)的速度在擴張。由於中國的快速工業化、過度放牧、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和水土流失，中國90%的沙漠化都發生在西部地區。沙漠化已經延伸到距離北京不到100公裡的地方，當風沙吹進城市和其他人群居住區後，其所造成的人群普遍出現的呼吸系統問題令人擔憂。
儘管中國擁有世界上面積最大的森林，但全國整體的森林覆蓋率僅為20%。2001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將中國列為世界上15個擁有最多「密生林」的國家之一，即原始森林、深山老林或自然再生林。總體而言，中國12%的土地面積或者超過1.11億公頃的土地上都是密生林。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還估計中國36%的密生林正面臨著城市化、工業化和房地產開發的威脅。2011年，普利茲中心指出，由於自然災害和城市發展，四川西南部的森林地區已成為世界上十大最受威脅的森林之一。
棲息地的喪失和生物多樣性的減少是與森林砍伐和沙漠化密切相關的。為了獲得農田、竹林、木材和燃料而砍伐掉大面積的森林，威脅著熊貓等動物的生存。中國物種滅絕的問題遠遠超出了其國界。根據Wynne Parry的描述，中國市場是象牙、犀牛角、虎骨(作為藥物)的主要來源。
上述環境危機影響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尤其是農業的發展，直接影響到農村和城市人民的健康和生計。綠色社會工作者在幫助中國解決社會經濟和環境危機方面扮演著什麼角色？他們可以做些什麼以確保中國的改革是可持續的和改善人們生活水平的？下面我們將介紹綠色社會工作的理念，思考綠色社會工作者如何促進中國可持續的、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
二
綠色社會工作議題
1. 綠色社會工作的出現
一直以來，社會工作對物理空間和自然環境都缺乏關注，認為環境和空間並非社會工作介入的領域。在社會工作的研究中，社會工作介入環境與空間方面的文獻幾乎是空白的。雖然一直以來社會工作具備生態系統視角，但傳統上只是將人嵌入環境的生態系統觀，重點是強調社會系統和家庭系統，往往忽視了對自然環境的關注，以及忽視全球物質資源的使用如何影響到人類的生活。超越生態系統的方法是一個新的專業議題。近年來，西方社會工作的學者們開始關注自然環境，看見環境議題的重要性，因為人類的福祉跟環境密切相關，環境危機讓人類很難獨善其身。於是有學者開始提出環境社會工作的理論，開始反思社會工作的倫理，提出傳統社會工作應該擺脫歐洲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以來的思維——那是一種人vs自然的二元對立思維、一種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思維，指出現代社會的環境危機跟「人本中心」的思維有密切關係，那就是自然/資源一切都是為人類服務，因此，導致人類罔顧自然界的生存，任意破壞自然。於是，這些學者開始提出，社會工作的倫理觀(ethic)應該從「人本中心」轉向「生態中心」、環境倫理，在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基礎上提出了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
同樣，Dominelli也指出社會工作缺乏對環境災難和自然環境對人類福祉影響的意識，面對災難，社會工作專業沒有做好介入社區不同層面的準備。於是，她提出綠色社會工作(green social work)的新視角，來應對21世紀環境危機的挑戰。她對「綠色社會工作」有如此的定義。
綠色社會工作是這樣一種實踐，它的介入是為了保護環境和提升人類的福祉，通過將人類和他們的社會文化、經濟和自然環境整合在一個平等的框架內，使人們能夠看到主流結構的不平等以及權力與資源的不平等分配。綠色社會工作要求社會工作者能看到身份的政治及再分配的不平等，不再把環境作為被人類利用的工具。
綠色社會工作提出新的理論視角和方向，在看待環境、社會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問題時有獨特的社會正義角度。Dominelli批判主流發展觀念，認為以犧牲人類和地球為代價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未能應對工業化、城市化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綠色社會工作的重要內涵包括：
將環境議題納入主流，使自然環境深嵌於生態視角和專業關注中；
擴大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以確保社會與環境正義在任何社會工作者參與的環境(廣義)相關實踐中被重視；
強調思考社會經濟發展的創新方法，使之在滿足人類需要的同時，不至於「以消耗地球作為代價」；
將災害幹預的元素加入到社會工作的知識、技能、能力建設和課程編制中。
因此，綠色社會工作致力於對世界的整體看法；人類和社會發展的結構性分析；整合社會和環境正義；挑戰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發展；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以及人們和與其共存的自然和社會環境。
Dominelli認為綠色社會工作是回應21世紀挑戰的關鍵，這些挑戰包括環境退化、空氣汙染、乾旱、水患、地震、藥物濫用等各種人為和自然災難。她認為社會工作要整合倫理道德、社會正義實踐以推動社會和環境正義，尤其是在災害介入過程中。綠色社會工作認定社會工作的政治屬性，它需要捍衛被邊緣化和被剝奪權利群體的利益，維持城市家庭生計和農村生計相平衡。
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化和各地環境惡化將成本強加給被邊緣化群體，世界各地貧民區的增長都是高度城市化的例子，反映出規劃者和開發商未能提供可持續的、滿足人們需求的商品和服務。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UN-Habitat)2014年的報告顯示，2013年有8.63億人生活在貧民窟，而1990年這一數字為6.5億。進城務工人員被收入微薄的工作所吸引，但城市未能滿足他們的需求，很多人被迫生活在貧民區。在西方，伴隨「零時工合同」的增長和服務行業人數的增加，工作貧困人口也快速增長，儘管他們每周工作70個小時，幹多份工作，仍無法應付基本的生活開支。貧困民眾的生活反映了冷漠的新自由主義體系下的過度剝削，不斷快速擴張的食品銀行只能暫緩他們的生存壓力。當貧窮家庭力求解決飢餓問題和經濟貧困水平日益加大時，這將成為西方社會福利國家恥辱的標誌和衰落的紀念碑。伴隨全球越來越大規模和快速的城市化，城市的基礎設施例如水、衛生設施、電力供應、交通、住房、學校和衛生等將會超出城市地域空間所能承受的極限。如果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則會因為環境資源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要而導致社會混亂。
綠色社會工作者認為，我們需要尋求另類發展路徑，除了環境友善外，可持續發展也需要為最貧困的居民在自己生活的社區提供收入合理的、體面的工作和可持續的生計。Schumpeter提出的「小而美麗」的發展模式提供給人們與生活環境相適應的發展機會，這種發展可以抑制不可持續發展，緩解高度擁擠和超級城市的發展。當不斷增長的城市化被吹捧為人類的成就時，綠色社會工作者必須挑戰這一未經證實的假設，並通過合作參與的行動研究(PAR)，讓居民、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內的各利益相關方共同合作，為尋求可持續的替代方案提供證據。
綠色社會工作優先考慮整體實踐以及人與自然環境相互依賴的關係，將社會正義和環境正義相結合時不可忽視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所以，綠色社會工作特別關注權力不平等下環境危機對弱勢群體和貧困地區民眾的影響。
2. 權力關係與環境不正義
擁有權力象徵著個人、團體和社區能夠做出自己的決定，並通過獲得他們所需要的資源過上美好的生活。邊緣化意味著人們缺乏這樣的權力，尤其是受性別、年齡、種族和殘疾等因素的限制，影響著社會和環境正義。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不平等也在不斷加劇。當10億人在過度消費食物時，有10億人正在挨餓，另外有10億人營養不良而食物價格卻在上漲。10億人的居住區缺乏潔淨飲用水，26億人缺乏衛生設施，16億人缺乏電。每年有1500萬人因為無法承擔醫藥費或無法獲得治療藥物而喪生。這些嚴重的不平等是綠色社會工作對社會經濟現狀和資本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批判的基礎。
權力的不對等造成許多發展中國家或貧困地區的環境危機，一些發達國家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輸出垃圾材料，城市地區也不斷向農村貧困地區傾倒有毒物質。Bullard提出了「環境種族主義」這個概念，就是要揭示有毒化學品的傾倒地和美國貧窮非裔美國人居住地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在綠色社會工作者看來，貧困是一個結構性議題，貧困加劇了自然及人為災害的影響；當貧困地區無法獲取資源，尤其是知識、技能、財政和物資資源時，將影響貧困地區的權力關係和恢復能力。
Dominelli和其同仁提出，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深刻轉變我們如何看待地球上的生物和非生物的關係，同時重建包括不平等的全球和在地的社會結構，促進全球相互依存的關係。利用有限的土地、空氣、水、能源和礦物等自然資源去造福所有人，而非僅是少數超級大國或者特權階層。綠色社會工作的目的是推動和促進貧困和邊緣人群生活質量改善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改革，確保政策改變與社會轉型，以滿足當今及未來人類和地球的福祉。綠色社會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使命就是遊說政客們改變決策的優先秩序，促進環境正義。
3. 社會正義的實踐
綠色社會工作是一種社會正義的實踐。社會正義實踐是從整體上分析社會經濟問題，涵蓋多方面議題，包括有能力，能依靠出賣勞動力獲取一份體面工資；災後清理廢墟；建立新的社會生產、再生產及消費形式，以求公平滿足所有居民的需求；保護因少數利益而被貪婪破壞的自然環境；確保個人和群體成長發展的健康環境；能接受他人照顧，也能確保成功給予他人照顧；利用教育提升人們的意識，降低對自然環境的索取；確保可持續發展，以保護子孫後代利益，平等享用地球資源。
從綠色社會工作的視角來看，社會正義實踐在減輕、預防和應對災害時結合了環境與社會正義的視角。社會不正義將阻礙人們獲得充分參與社區或社會生活的機會和資源。環境正義強調自然環境應得到尊重和照顧，在不過度消費而損害未來人民利益的條件下滿足當代人的需要。環境保護是保持地球具備滿足當代人和未來人生活的能力，這與開發資源僅是為了滿足少數富人利益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相衝突。全球化專注於利潤最大化，也製造了環境不正義，當貧窮地區被傾倒有毒廢物從而危害生命健康時，富人卻生活在綠樹、綠草和鮮花環繞的健康環境中。
為了應對環境危機，綠色社會工作者需要了解住房、創收、健康議題和全球新自由主義發展的知識。為了加深對當地社區的認識，實踐者可以閱讀全球化、社會經濟發展和跨國公司的宏觀決策方面的文章。公司的投資、生產、複製、撤回到其他地點的決策、社區消費力以及當地社區的環境照顧力和恢復力都是值得綠色社會工作者研究的議題。
用Chatham-Stephens等人研究作為例子，他們分析了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373個有毒廢物地點，發現約有860萬人暴露在鉛、石棉、六價鉻等危險物質含量超標的危險環境中。婦女和兒童是最易受侵害的群體。生產所產生的廢物危害了當地居民的身體健康和生育能力，但是生產出的產品卻通常不是被當地消費。當地居民也因營養不良和易受疾病感染而導致健康狀況更加惡化。這些在健康方面的不平等為綠色社會工作者提供了關注的議題，要集中科學的力量清理有毒廢物，找到滿足人類需求的更可持續和可再生的方法，迫切關注如何對待地球的本土化知識。在加拿大，土著居民教導社區去充當地球的守護者而不是消費者，只使用絕對必要的資源來滿足今天的需求，這樣明天的需求才能得到滿足。
聯合國在全球環境契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和《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啟動了一項計劃，開始與商業公司合作，讓他們自願減少碳排放，並與當地社區合作，以改善他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儘管這一自願行動能否成功還未知，但是已有資金投入到可再生的能源和產品，例如在許多工業化國家，太陽能炊具取代了使用木材或糞堆燃燒的產品。因此，綠色技術可能顛覆未來市場，這些也是綠色社會工作者需要了解和推動的。
社會正義實踐是複雜的，但對綠色社會工作者來說是必不可缺的。如果他們能與當地居民及組織建立平等的夥伴關係，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知識與創新，社會正義實踐的目標就可實現。
4. 綠色社會工作者的角色
綠色社會工作者在保障社會和環境正義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以下總結了社會工作者在公平和道德的原則下，在災害之前、期間和災後可以扮演的保護社會正義和環境正義的角色。
不傷害人類、地球上的植物、動物或自然環境；
通過促進實踐者討論減少溫室的可能方案提升人們的意識，發展可持續的社會經濟發展替代模式，充當文化口譯員，以促進根植於文化的跨學科、組織和社會的討論；
為預防措施進行遊說，如住房建設需要考慮到當地條件、傳統和資源；
促進綠色技術的政策變革，跨國界公平分享資源和應對人為導致的國內和國際天氣變化；
動員社區減少碳排放，關心自然環境；
通過吸引社區科學專家和當地居民分享各自的知識，提出新的解決問題的策略；
與當地居民、自然科學家、其他專業人士及決策者進行對話，並利用媒體促進當地、國內和國際的政策改變；
發展涵蓋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和災害幹預內容相關的課程，以建立個人和社區的恢復力。
所有人都有責任充當地球的守護者，確保發展時避免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和利用。承認人和生態系統之間的聯繫，通過建立生態合作夥伴關係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同繁榮。反之，如果將滿足人類自身需要建立在破壞地球平衡的基礎上，人類也將危及自身的存在。綠色社會工作讓所有的社會工作從業人員迎接這個挑戰。
也許有學者會質疑產生於西方時空的綠色社會工作是否可以移植於中國使用，我們的回應是「可以作為參考」。現今全球皆面臨同樣的環境危機和環境危機帶來的災難，中國作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即使環境災難是由其他國家製造的，也不可能免疫於環境危機帶來的影響，全球氣候暖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有責任捍衛環境正義。綠色社會工作的提出是基於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脈絡，其背後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批判而提出社會工作新的使命和角色。
回到中國的語境，雖然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由於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起飛、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如上文所分析的環境危機。環境問題也是中國政府極度關注的，習近平主席在多次公開的發言中皆提出要走綠色發展的道路。2017年9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創新體制機制推進農業綠色發展的意見》，其中就清楚提出要推進農業綠色發展、要守住綠水青山，還提出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對保障國家食物安全、資源安全和生態安全、維繫當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孫後代永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是故，筆者認為，面對中國環境危機，要保住青山綠水，實現食物、資源和生態安全，需要反思我們改革開放以來農業工業化和商品化的問題。除此，中國社會工作專業在面對環境的議題時，也需要參考西方社會工作所提出的新理論和概念，開創中國社會工作新的局面，配合國家新的政策和戰略。
以下，筆者將用實例來探討綠色社會工作在快速經濟發展而產生的環境危機時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意義。
三
綠色社會工作在中國的實踐
綠色社會工作實踐基地—雲南平寨
鑑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隨之產生的環境危機，中國社會工作者該如何回應這個挑戰？社會工作者如何與當地社區聯繫以推動更可持續的社會發展？社會工作專業人士如何影響國家政策重視環境變化的可持續性？綠色社會工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去理解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之間的關係。它給社會工作行動者提供了一個框架，使其行動朝向環境可持續性發展方向，反過來也促進人類的福祉。筆者通過利用第一作者在雲南省村寨的農村發展項目，舉例說明綠色社會工作實踐的可行性以及如何提供一個不同的農村社會工作行動框架。
2001年，本文第一作者和他的同事進入雲南一個壯族少數民族村寨，該村寨被政府劃為貧困村，因為村民們的生活在當時還不能完全達到溫飽水平。這個村子的許多家庭每年都有4到6個月面臨食物短缺狀況。面對村寨的狀況，第一作者和團隊啟動了名為「探索中國農村能力建設的滅貧模型——雲南的個案研究」的行動研究。行動研究的基本路徑是從問題的辨識和需求評估開始；然後根據在地社區的問題和需求，策劃一系列回應計劃；接著推動行動以及探討推動改變的可行性；最後對行動的結果進行評估和反思，總結出指導下一步行動的實用性知識。由於篇幅所限，這裡只能簡單介紹各階段行動的內容。
作者在雲南平寨與婦女合作社開會
1. 問題的辨識與實踐議題的產生
在進入村寨的第一階段(也是行動研究的第一階段)，研究團隊就發現雲南這個少數民族村寨與中國其他貧困農村有類似的狀況。很多村民，尤其是生活在貧瘠山上的村民，不得不借高利貸買糧食，很多孩子也因為貧困失去了上學的機會。當地政府採取了各種減貧策略，例如鼓勵農民種植經濟作物(如蠶豆、土豆和生薑)，在冬季從事農業開發，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等。然而，經過走訪農戶和官員發現，這些扶貧手段並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有時反而讓貧困加深。研究團隊認為，當地的貧困和經濟不可持續性跟農業現代化/工業化有密切關係。另外，農業商業化和中國不斷向國際市場靠攏，也加重了農民的脆弱性，進一步加深了他們的經濟困難。筆者認為，這樣的主流農業發展有三個不可持續的方面：經濟、環境和文化。
在經濟方面，當農民轉向生產大宗商品作物時，他們依賴市場獲得高產種子、化肥和農藥。當市場價格上漲時，農民的生產成本也大幅上升，而且每年都在增加。大資本的壟斷、市場價格波動和中間商的剝奪導致了農業生產面臨高昂的生產成本和低廉的市場價格，加劇了農民生計的不可持續性。
在環境方面，農業現代化和商品化也造成了農村當今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那就是環境危機。大量使用化肥、農藥、殺蟲劑甚至轉基因種子，造成水和土地汙染，威脅食品安全和人們健康。過多和不適當地使用化肥和殺蟲劑造成了嚴重的水汙染。屢屢發生的農民中毒、殺死益蟲和其他野生動植物事件就是最好的證明。過度灌溉導致土地鹽鹼化，一些原來肥沃的耕地不得不被放棄。在一些地區大量利用井灌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此外，農業商品化中另一個對環境造成威脅的是大量單一農作物品種的種植，像在當地，土豆的大規模單一作物的生產取代了原來的多樣化生態，導致本地作物品種流失。越來越多的殺蟲劑和化肥的使用威脅到了生物的多樣性，生態遭受嚴重破壞。
經濟和環境方面的問題常常是分不開的。在農業發展全球化的年代，跨國種子公司向中國推銷的新品種農作物不僅沒有增加村民的收入，反而因為過度使用化肥、農藥、除草劑等，汙染了水源和土壤。這些基因改造的品種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適於旱地種植，綠色革命以來推廣的品種存在要求肥水條件高、不適於旱地種植等問題。這些品種僅在灌溉條件好和降雨充沛的地區得以大面積推廣，而在降雨稀少的地區則難以種植。中國許多本來水資源豐富的省份也鬧旱災，像雲南在2008年前後就遭受了百年一遇的西南大旱。
在文化方面，由於傳統農耕文化消失，在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民失去了傳統技能和信心。當地ZF出於幫助農民創收減貧的目的，鼓勵村民從種植水稻轉變為種植姜，以期獲取更好的市場價格。因此為了種植姜，原始森林被開墾，生態被破壞。然而市場波動難料，2004年姜的市場價格很好，每半公斤可賣到約2元，但是第二年市場上的姜供應過剩，姜的價格突然暴跌至每半公斤0.8元。價格急劇下降到農民無法回收生產成本的水平，更別說村民能賺取足夠的收入來支付日常開支。許多村民，尤其是生活在貧瘠山區的村民，不得不借錢購買食物，並支付過高的借款利息。家庭經濟損失也使他們擔負不起孩子的學費，他們認為自身的傳統價值觀和生活技能變得沒有價值。當他們喪失了從農業生產中維持生計的信心時，他們也失去了自尊和自我認同。一些老農民們傷心地說道：「我們壯族人很擅長種莊稼。我們從來沒想到種了一輩子地之後，突然發現不知道怎麼去種莊稼了。這些年不論我們怎麼種，都沒辦法賺到錢。」
2. 綠色社會工作的介入
經過對問題的辨識，雖然也發現村民生計的困境，但由於當時研究團隊還沒有綠色社會工作的視角，感覺生態和環境的議題並非社會工作專業介入的領域，於是研究團隊只是推動一些簡單的扶貧和文化能力提升的工作。譬如發現學童失學嚴重，我們就找到基金會捐款，資助村寨貧困家庭的兒童入學。我們在村裡建立活動中心，然後發展不同的村民小組，其中婦女小組、青少年小組是最活躍的。我們當時開了夜校，讓中年婦女晚上可以來學習，還讓村裡中學生放假時回來當夜校老師。我們還發展青少年文娛隊，希望豐富村落的文化生活。之後最重要的工作還有孝布改革，與村民共同編寫了村史。雖然這些扶貧工作和文化增能工作都很有價值，但是如果面對村民生計的困境和需求，駐村社會工作者們再視而不見，之前的文化項目似乎就推不動了，工作人員也開始失去了動力，每天躲在活動中心，不敢面對村民。
「世界糧食日」活動留影
2005年，研究團隊的思想也開始受到類似於綠色社會工作理念的影響(當時還沒有學者正式提出綠色社會工作的概念)，嘗試建立了一個包括人類學家、社會工作者、農業專家和自然科學家在內的跨專業研究團隊，試圖通過推動社會經濟實踐來回應村民生計艱難的議題。因此，團隊採用優勢視角，重新評估社區的優勢，盤點社區可利用的資產，發掘到種米、養土雞和刺繡是可以發展的社區產業。於是，駐村社會工作者做村民的思想工作，鼓勵當地村民組織合作小組回歸有機農業，種植傳統老品種的大米，並且生產富有民族特色的精美工藝品。
研究團隊分成兩隊工作，一組在城市，一組在農村。這樣設計是因為我們開始啟動城鄉合作的模式。城市的工作主要是進入城市社區做消費者的宣傳和教育工作。團隊與昆明的農藥替代研究中心合作，讓農業科學家到社區幫我們做農藥危害的講座，這樣的講座很受城市居民的歡迎。適逢中國正面臨越來越嚴峻的食物安全問題，當時媒體不斷報出食物造假的消息，居民開始關注食物安全。團隊利用社工學生暑期實習活動，把村民帶到小區，跟昆明消費者見面，宣傳村寨正在種植生態老品種大米，這些活動都辦得有聲有色。我們進入小區與物業和業主委員會合作，也為未來的城鄉合作道路做鋪墊。
農村方面，我們的生態種植嘗試2007年初才開始，非常不容易。因為村民習慣了種雜交稻、用化肥農藥，已經不相信生態種植老品種是可行的，所以當時只有三戶願意試種。這三戶村民的生態大米在2007年10月底就收成了，為了更好地促進城鄉合作及公平貿易，我們決定推動一次新米品嘗會和議價會。這次活動放在昆明郊區一個渡假村，組織與我們合作的小區居民一次體驗活動。村民把幾種新米帶到渡假村，讓居民現場品嘗。還記得那次的情形，新米煮出來的飯真的是香噴噴的，很有米的味道。我們讓居民對每一種米都品嘗，然後問他們的意見。他們當然很快就嘗到生態大米的不一樣，覺得很有米的香味。接著，我們又讓村民和居民一起議價。村民首先介紹了整個大米種植的生產過程，說明米價格的構成部分。結果價訂下來，最低價的紅優都要六塊多一斤。居民一聽，相對市場價，覺得有點貴。我們又讓村民解釋為何是這個價。當然社會工作者也有從旁解釋市場價剝削的成份，因為沒有反映村民的勞動價值。經過一番討論，居民接受村民的訂價，原因是有幾個中老年居民站出來說話，他們覺得這個價還是合理的，因為他們當過知青，到農村勞動過，知道農耕的辛勞。
集體插秧
種植小組的第一噸米終於碾出來了，由於之前的宣傳工作到位，很多消費者很早就預定了米，所以米運到合作的小區後，一小時內就被銷售完畢。第一次銷售對於村民而言有很大的激勵作用，大家終於相信種老品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能提升收入的。第一年的成績對於我們而言也很重要，讓我們相信城鄉合作不是理想，是可能的。但是一噸米的實驗也讓我們意識到必須擴大生產，而這意味著要增加人數。要健康生活，消費者不可能只吃一個月的健康大米，而是需要一年12個月都有供應。由於第一次成功了，當再一次發動村民參與時，很快就有村民加入。但我們又不敢把腳步邁太大，怕消費者無法消化，於是只讓多幾戶加入。果然第二年的大米銷售出問題了。我們沒有做好生產計劃，由於產量增加，我們的城市工作沒有做到位，大米就滯銷。團隊面對好大壓力，如果大米銷售不出去，將打擊我們合作社的信心。我們想盡辦法銷大米，到處找朋友買。記得筆者每次都拉大米回香港，就算家裡沒吃完，也不斷拉。但最後我們的米還是沒有完全銷售出去，為了不打擊合作社的積極性，我們還是把村民的米全包下來了。
幾年的實踐，跌跌撞撞，中間有很多困難和挑戰，大家還是堅持要做生態種植。2013年種植合作社正式成立，其規模越來越大，到了2015年我們擴大到五十幾戶，耕種面積也有了100畝。這是一個很好的勢頭，大家似乎都很興奮。記得有次在寨子路上跟合作社成員聊天，他興奮地分析種植合作社未來的發展，認為如果每年有這麼多的農戶參加，要不了多少年村寨就可以變成全面的生態種植，生態村的理想就可以實現。當時大家還有一些積極的行動，希望能在中心旁邊建一個碾坊，方便合作社碾米。因為每次要拉米到鄉上，雖然不算很遠，但也不甚方便，而且也還有成本問題。如果有了自己的碾坊，合作社賣米時才碾，這樣也能保持米的新鮮。於是合作社決定用這些年累積的公共基金來購買碾米機。
儘管種植合作社中間也出現過一些問題，試過解散重組，但總算走出了一條路子。研究團隊對這麼多年的實踐有了一些評估和反思。
3. 實踐成效與反思
行動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對實踐成效的評估和反思。以上的合作經濟實踐促進了社區參與，加強了社區凝聚力，最終達到回應農村可持續發展議題的目標。城鄉連結的發展模式利用本地資源推動有機生產，在協助城市消費者過上健康生活的同時，也幫助村民提升了收入。在我們掌握的數據當中，大部分合作社成員的收入比加入之前提升了一倍。因為走公平貿易的道路，所以大米銷售的價格不受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生計收入相對穩定。
除此以外，生態種植保護和重振了村民的文化自豪感、身份認同及對土壤和種子保護的意識。生態種植因為不用化肥和農藥，所以面對更大的蟲害風險。雲南在2007年前後，每年都遭遇蟲害，當年我們稻穗快成熟時，村寨整個盆地就來了稻飛蝨。其他的農戶都趕緊灑農藥，唯獨我們不能灑，眼睜睜地看著別人田裡的蟲死掉，而我們的田卻無法阻擋蟲子的破壞。把我們大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趕緊求救於雲南農藥替代中心，但他們似乎也拿不出什麼奏效的方法。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我們到村裡詢問一些年長的村民，請教他們以前種老品種時是怎麼防蟲害的，結果得知以前都是用一些植物(像雷公藤等)配成的草藥來殺蟲。合作社成員趕緊試著配了藥，灑到田裡，可是灑下去之後，蟲好像並不死。我們那時候心想，完了，第一年如果不成功，那以後恐怕就很難再推生態種植了。但是，三天後奇蹟發生了，我們田裡的蟲慢慢死掉，而其他村民的田，稻飛蝨又再回去，而我們的田稻飛蝨也沒有回來，終於可以有不錯的收成。這些實踐過程讓我們學到許多經驗，特別是村民開始對傳統智慧和農耕文化有了信心，也對環境生態有了更強的意識。在推動項目的過程，大家又有了生態村的想像。對於村民而言，大家希望種植合作社能逐步擴大，種植面積能逐步連片，因為生態種植的關係，這樣有可能改善村裡的環境，包括土地、水等。我們也希望村民能過上可持續的生活，不盲目消費和製造生活垃圾。這些都是社區發展強調的能力建設和意識提升的表現。
農村社會工作推動生態種植的確也保護在地環境。我們這麼多年對土地和田間做過前後對照和觀察，發現種生態大米的田地慢慢在恢復它的肥力，其中一個重要指標就是我們合作社的田地長出了很多植物，田收割後可以看見田間有許多小花和小草，其中有一個四葉草更是田地肥力的表現，因為村民告訴我們，只有肥沃的土地才能長出四葉草。我們觀察其他種雜交稻和使用化肥農藥的農戶田地發現，它們是寸草不生，而且地是板結的。而生態種植的地是軟軟的，有彈性。土地是有生命力的，田間的生物會告訴我們環境正在變化。
我們農村推動社會工作行動研究，也需要不斷跟現有理論對話。2012年前後，西方學界出現了綠色社會工作的概念，讓研究團隊從綠色社會工作的視角重新審視這麼多年在雲南農村的實踐。綠色社會工作讓我們明白了造成環境災難的結構性因素及其嚴重的社會和環境影響。綠色社會工作也讓社會工作實踐者在尋求解放性替代方案的過程中有了深刻的見解，從而為社會工作提供了實用策略。「社會經濟」被認為是一種與綠色社會工作可以整合的實踐理論，因為它有清晰的理念和實用的行動框架。社會經濟認為：「經濟是為人類服務，而不是人類服務於經濟。」其強調社會正義、民主和集體主義。社會經濟強調經濟的活動需要考慮不同經濟主體的福祉——生產者、消費者、當地社區居民，另外也必須考慮人類的文化或環境的可持續性。對於作者而言，社會經濟是綠色社會工作實踐中一種完美的演繹。
然而，我們也發現推動綠色社會工作時遇到的瓶頸。雖然合作經濟帶來了村民收入的提升、環境的恢復和村民參與規模的擴大，但是，村民理念的轉化卻是最困難的。農村社會工作者每年忙於合作社生產和銷售的事，疲於奔命，似乎已經無力去做意識轉化的工作。結果，社會工作者與村民/城市消費者的關係就只有買賣，村民依賴我們賣米，我們依賴消費者買米。在村裡，只有賣米分錢的時候村民才顯得積極，平日開會有些成員都是缺席的。城市的消費者只關心產品的質量和價格，對環境保護、社區支持農業的問題不太重視。如何建立村民和城市消費者的主體性？如何培育合作社？如何讓新加入的會員認同我們的理念？如何統一大家的思想？如何培育合作社的民主參與精神？如何轉化社工與合作社的關係？要回應以上問題，我們的行動還沒有完結。
四
綠色社會工作對
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啟示
中國社會工作教育於1979年後恢復。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和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分別於1991年和1994年成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工作發展迅速。到21世紀初，超過200所高校開設了社會工作課程。2006年中國政府正式宣布「建設一支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迫切需要」，社會工作又得到了極大的推動。在國家政策的號召下各地出臺了多項措施，包括在各地建立社會工作試點計劃、在不同試點城市建立社會工作崗位、引進社會工作者專業考試制度。2009年初，教育部批准了在中國高校設立社會工作專業碩士(MSW)項目的提議，2018年中國有150所大學獲批開設MSW。政府大力推動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當然是希望社會工作能夠協助政府回應社會問題，協力推動社會發展。然而，在中國社會工作教育方面，許多高校的社會工作課程並不能與時俱進，不能把握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出現的核心問題，學生的訓練未能完全滿足社會的需求。比如環境問題是中國社會當今面對的非常重要的議題，儘管環境危機十分嚴重，但大多數社會工作的教育者、管理者和實踐者都忽視了該問題，也沒有意識到環境議題對社會工作專業的重要性。我們對社會工作教育者、社會工作組織/非政府組織的管理者以及直接的實務工作者提出了以下建議。
1. 社會工作教育
過去幾年，當我們演講時，社會工作教育工作者和學生經常提出類似的問題：「環境是社會工作幹預的目標嗎？」「環境議題是專業實踐的一部分嗎？」「綠色社會工作者是否在促進有機農業、農村合作社和公平貿易？」「這些活動該如何與主流社會工作實踐相聯繫？」這些問題之所以被提出，是因為中國現有的社會工作課程很少談論環境議題。即使在農村社會工作和社會發展等課程中也缺乏綠色或生態的視角。解決這一差距需要能力建設、提升意識及教育程度。綠色社會工作者可以在中國各高校開展培訓講座。
綠色社會工作通過呼籲21世紀的新使命和願景來重新定位社會工作職業。它向社會工作者提供了將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相聯繫的新視角，在環境變化的背景下質問結構性的不平等，理解環境惡化對人類福祉和社區造成的影響。我們建議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將綠色社會工作的新範式納入正式課程，以跟上社會和環境的快速變化。這樣的轉變有助於社會工作專業學生和實踐者做好應對中國災害的準備。這將幫助他們獲取一種環境正義感，在受災或環境惡化的人群和社區中能發展出適合的、與地區特色及文化相關的幹預措施。通過充分訓練，他們可以獲得合法性和地位，為政府解決環境相關問題提供建議。
2. 政策倡導
當前的環境危機激發了民眾的積極行動，引發了對破壞環境的質疑。2012年中國有5萬多起環保投訴活動。正如Nakano和Yang所說：「中國的空氣汙染已經成為一個主要的社會問題。」政府已經試圖對民眾的這些呼聲做出保證。例如，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3月宣布要「出重拳強化汙染防治，堅決向汙染宣戰」。同年5月，中國政府25年來首次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這些舉措反映出中國對經濟發展與社會福祉之間關係的理解正在發生變化。
誰能給政府提供應對環境危機的好建議？環保非政府組織並不適合去做，因為政府似乎非常謹慎。在應對氣候和環境災害時，政府很容易提出這樣的管理策略，比如重點關注災害預測，加強氣候科學預測可減少不確定性，優先考慮專家知識，增強個體恢復力和適應力，等等。在大多數情況下，國家政策忽視了環境問題的社會複雜性以及社區專家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性。綠色社會工作為社會工作者提供了一種全面的方法，重新思考環境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政治經濟，並認識到變革應依賴政府、機構和社區的支持，他們應在相互尊重、合作生產及平等的框架下展開行動。綠色社會工作可以填補巨大的知識鴻溝，將社會/環境關係的複雜性引入宏觀層面對氣候變化的理解，並基於本土社區嵌入的綠色社會工作實踐經驗，向政府提供具體建議。此外，綠色社會工作者可以幫助決策者更清楚地思考如何為所有人創造安全、可持續的自然環境，以及如何制定可持續和公平的政策解決方案，讓人們感到受支持、公平正義和結果公平。
綠色社會工作可以支持中國政府的政策方向，助力聯合國仙臺減災框架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201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一號文件《關於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發布，其主要內容包括：
持續夯實現代農業基礎，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
加強資源保護和生態修復，推動農業綠色發展；
推進農村產業融合，促進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
推動城鄉協調發展，提高新農村建設水平；
深入推進農村改革，增強農村發展內生動力；
加強和改善黨對「三農」工作的指導。
運用良好的綠色社會工作實踐經驗，社會工作管理者有可能倡導政策改變。例如，我們與內地農村本土組織展開合作研究，不僅暴露了內地農業發展的問題，尤其是食品安全的問題，而且還組織農民回歸有機水稻生產，建立公平貿易市場和城市消費者網絡，以支持生態農業的發展。除了通過開展綠色社會工作的行動研究來開闢農村替代性發展道路之外，我們還在內地進行政策倡導。2015年，我們向全國ZX提交了關於保護中國傳統種子的提案。
五
結 束 語
單方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不僅造成許多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環境不可持續發展的惡性循環，更造成災難的惡性循環，導致脆弱的現代生活。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應該轉向社會，應逐漸從以市場為導向的發展轉向以人為中心的環境友善的發展。不是任由資本自由驅使農村社會、商品化農田，然後剝奪農民的生產方式和生計，經濟的發展應該考慮農村地區的實際，推動建立農村社會的根基。與市場經濟相比，綠色社會工作者是促進一種以人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合作的、民主的以及人與環境和諧發展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因此這個發展模式不是消耗取向而是在滿足人們需求的同時要照顧環境。
市場化導向發展的弊端是受資金的強烈控制，將人和土地商品化，破壞了社會和環境的關係。綠色社會工作倡導另一種發展模式，它在社會關係中嵌入經濟，重視環境的保護。它是多元化的、自下而上的、民主的、非壟斷的，並且優先考慮社區和個人的發展需要。
生產者和消費者合作、社會企業、公平貿易、社區經濟和合作經濟都是綠色社會工作實踐的一些具體例子。通過一個生態中心的框架促進人與其文化、經濟和自然環境和諧相處，從而保護環境和提升人類幸福，並致力於改善結構性不平等和不平等的權力及資源分配，尤其關注到婦女、兒童、老年人和殘疾人等群體的利益。這對中國在應對環境危機方面會有很多貢獻。
經過三十多年的計劃經濟和四十多年的市場經濟後，中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實踐和探索中，綠色社會工作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中國的社會工作者需要承擔起應對環境問題的專業責任，理解環境惡化對人民和社區福祉的有害影響，尤其是對弱勢群體和邊緣化群體的影響。中國的社會工作教育應該重新考慮如何將綠色社會工作納入主流課程，因為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和社會工作者需要具備環境敏感性，並了解環境不公如何加劇各種形式的不平等以及破壞人們生計的相關知識。
感謝杜倫大學高級研究所和歐洲聯盟支持作者在杜倫國際高級研究獎學金計劃下的研究合作。同時也感謝利豐社會政策研究基金對古學斌在中國大陸開展社會經濟研究項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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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社會工作與管理 公眾號，原文刊載於《社會工作與管理》2020年第3期
原標題：環境危機背景下綠色社會工作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