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執政時期，英國法學家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學說：國王有兩個身體，一個是脆弱的、有朽的自然身軀，另一個是神秘的、永生的政治軀體。這並不是法律界特有的說法，從嚴肅的政治思想到大眾的繪畫和戲曲，國王雙身論已是不言自明的前提。那麼，國王的兩副身軀始於何時？它們又從何而來？它們如何作用於當時的政治生活？而現代民族國家的誕生，是否與這種學說有著隱秘的關聯？
圍繞上述問題，德裔美籍歷史學家恩內斯特·康託洛維茨耗時10年，從浩繁的史料中深入探索了「兩個身體」的中世紀淵源，整理出各種與其相關的思想譜系，精心寫就《國王的兩個身體：中世紀政治神學研究》。憑藉著淵博學識和過人的學問意識，康託洛維茨在書中鞭辟入裡地分析了國王的身體與王國的政治之間的關聯，並探討了現代國家的生成問題。原作出版60年後，這部被福柯、阿甘本等後現代思想家頻繁致敬的學術巨著，終於在2018年1月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首部中譯本。3月3日，《國王的兩個身體》中譯本譯者徐震宇，與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系教授任軍鋒、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吳冠軍在建投書局（上海浦江店）圍繞這部複雜而迷人的學術經典展開了精彩的討論。
一部西方政治史的大著如上文所說，「國王的兩個身體」是指國王會生病死亡的自然身體、與永恆不朽的政治身體。據本書譯者徐震宇介紹，中世紀的權力與私人的身體關聯緊密，國王死後連他頒布的一切法律都會失效，若繼承人尚未產生，王權空位期的國家就會陷入混亂之中。而在康託洛維茨對「國王的兩個身體」的研究，正是出於對這一王權空位期的關注。他追索了現代國家對於這一空位期的解決方式，即元首肉身死亡後如何保持政治、法律和權力的穩定性。儘管作者最後並未給出答案，但以徐震宇的理解，作者認為現代國家解決了這一難題，這是現代國家的創舉。
作為一名傑出的中世紀史學家，康託洛維茨一生只寫了《國王的兩個身體》這一本重要著作，徐震宇稱其為「一個武林高手積累一生的內功」的產物。據徐震宇介紹，受中世紀史訓練的康託洛維茨代表著和現代學術截然不同的研究樣式，他在《國王的兩個身體》中運用了拉丁文、英文、法文、義大利文、希臘文等多種語言材料，博學程度十分驚人；而為了追尋自己研究的問題，康託洛維茨也不囿於學科的界限，因此此書跨越了歷史學、法學、政治哲學、圖像學等多個領域，使不同領域的研究者都能從中得到啟發。
儘管此書並非如一般的政治史著作，圍繞某一重大政治事件展開研究，可主編劉小楓還是將其歸於政治史學範疇。對此任軍鋒給出了他的解釋：雖然康託洛維茨表面上是在辯論國王的有限性和無限性，對不同的表述、言論和思想作出梳理，似乎更靠近思想史的寫法，但實際上卻對英國憲政史的起源作出了非常完整的論述；除此之外，作者還在英、法、德三國之間作出了比較，也涉及了對美國甚至匈牙利等國，從縱橫兩個方向將整個西方政治傳統囊括其中，因此可以看作是一部西方政治史的大著。
現代西方並未真正走出中世紀《國王的兩個身體》自1957年問世以來，至今仍保有深遠的影響力。福柯曾在《規誡與懲罰》中提及《國王的兩個身體》，使更多人開始關注這部因複雜難讀而被公共思想界一度淡忘的著作；而阿甘本對此書更是推崇備至，認為這部中世紀史學著作能夠幫助今人思考當代的政治現象。受到阿甘本的啟發，吳冠軍提出，「國王的兩個身體」是一個重要的隱喻，這一隱喻從古代一直貫穿至今，現代國家的主權概念正對應古代的國王。國王這一處於臨界點上的形象，既在法律之內，也在法律之上；而作為主權的象徵，他實際上就在法律之上。「我們所習以為常的現代社會，其實背後的結構非常不現代。雖然大部分人都在法律的籠罩下，每個人基本上感覺都是平等的，但事實上，只要這個社會有一個主權的向度，就始終有一種力量凌駕於法律之上。」吳冠軍說。
吳冠軍指出，當代社會大體是和平穩定的，而《國王的兩個身體》卻使人不禁產生了疑問：我們對現代政治文明信心有多大？阿甘本閱讀此書時，就在思考像納粹這樣極端而滅絕人性的存在，究竟出於偶然，還是我們的政治結構依然存在問題？吳冠軍說：「阿甘本最後的結論很驚人：集中營是整個西方政治的典範，它遠遠不止是一個插曲。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的話，就永遠會有一個力量通過主權這個缺口上升出來，宣稱它永遠不死，永遠凌駕於政治體之上，代表所有政治體。」吳冠軍舉出2016年土耳其政變的例子來說明，當下看似穩定的社會結構其實很脆弱，真相併不像各種意識形態塗抹得那般美好。而閱讀《國王的兩個身體》這樣的大著，能夠讓我們回到古代，將那些我們以為已經遠去的政治現象與當代重新勾連，從而更好地理解當下現實。
吳冠軍阿甘本針對《國王的兩個身體》的思考，正是基於康託洛維茨本人在導論中闡明的寫作目的，即打破現代政治中各種各樣的「泡沫」。「民主、自由、人權，所有這些美麗的詞彙，其實很多都是政治泡沫。現代人生活在這樣的政治幻象裡，而政治的本質往往被遮蔽了，」任軍鋒說，「政治的本質就是統治和被統治，怎麼統治才能得到被統治者的接受，建立一個秩序，讓人們不會相互殘殺，這其實才是核心的。」
徐震宇也引述了德國政治思想家施密特的說法作為補充，即現代政治裡所有的重要觀念都來源於基督教神學，而《國王的兩個身體》正是用史學的方式解釋說明了施密特的觀點。康託洛維茨指出，中世紀晚期，歐洲的教會和世俗國家之間曾發生了巨大的流動。他梳理了很多線索以解釋這兩個實體之間的很多概念是互相借用和影響的，而這樣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在現代政治中依舊能找到痕跡。
傳統上人們一貫認為中世紀是黑暗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使人們完全與中世紀割裂。然而康託洛維茨認為，我們某種程度上仍生活在中世紀，中世紀以另一種方式在現代重新發揮著作用。任軍鋒指出，正如同濟大學教授韓潮在一篇書評中所寫的那樣，國王在現代革命中上了斷頭臺，但之後他就像鳳凰涅槃一樣，以另一種方式從灰燼中重生。在這個意義上，走出中世紀，追求現代，更像是一種口號，而不是事實。在康託洛維茨看來，歷史和政治本身的內在連續性，並不會被歷史學家的論述或者某些重大的事件所割斷。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要走出中世紀，卻似乎又以這種方式回到了中世紀，《國王的兩個身體》所展現的這一種歷史的循環，為讀者提供了廣闊的想像空間。
任軍鋒對中國讀者來說，這能夠促使我們反思自己對西方的一貫的認識和理解。而如何看待西方，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中的關鍵問題。傳統上中國人所理解的西方是單向度的，將西方的民主制度看作歷史的終結。因此中國人才會在政治、道德和倫理上尋求西化，將其作為拯救自己的方法。但《國王的兩個身體》則表明，西方的傳統非常複雜糾結，政治和宗教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過於關注西方的法治，卻疏忽了西方根深蒂固的人治傳統，這使我們在觀察西方時會產生誤判。而《國王的兩個身體》能使我們看到以往不曾熟悉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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