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樓大茶壺
《國王的兩個身體》
自著名政治史學家恩內斯特·康託洛維茨的著作《國王的兩個身體》中文版面世以來，中文學術界對此書談論頗多。先有劉小楓教授洋洋灑灑四萬多字的《六論<國王的兩個身體>》成為其中譯本的前言，緊接著任劍濤教授在《社會科學戰線》上又駁斥劉教授的觀點回復了一篇三萬多字的長文。在政治學、法學等領域中也有多篇文章專門討論"國王的兩個身體"這一概念，一度成為焦點！
但是，實際上從歷史學角度解讀的文章並不是很多，這一點值得令人矚目。
實際上，從任何學科角度來解讀康氏的作品都沒有問題，因為這確實是堪稱一本跨學科研究的經典之作。儘管本書集中描寫的是中世紀到近代早期歐洲國王的政治神學，但是其體現的法學觀念，亦或是任教授所說的"憲制"視角都是有所依據的，很明顯站在任何一個學科的角度去看這本書都能有不同的體悟。因此此前曾在網絡上圍繞本書引發的視角爭論本該是不必要的。
恩內斯特·康託洛維茨
本書開篇便點出國王的兩個身體是一種什麼樣的概念："國王作為國王所作之一切行為，不因其未成年而無效。因為，國王在他裡面有兩個身體，即一個自然之體（body natural），一個政治之體（body political）。"（p108）這一起源於中世紀時期的政治神學一直沿用到近代，而且在歐洲兩個典型君主制國家：英國和法國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變體。
在英國，國王的兩個身體被引入到了憲法體制中，得到了法學家的論證，最著名的便是《王權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而在法國，國王的兩個身體則成為了國家儀式中最為突出的表現點，這不僅體現在葬禮上的擬人像中，也能在幼年國王路易十三的"沉睡的國王"儀式中得以體現。
顯然，國王的兩個身體是一種基於王權的神學虛構（fiction），那麼它是如何經由法學家論述而且在中世紀中後期保留並深深地植入當時人們的思想中去呢？這是康氏引導讀者們所思考的問題，也是他之後的內容所要論述的問題。
威廉.莎士比亞：英國詩人，作家，演員
在《國王的兩個身體》第二章，康託洛維茨以莎士比亞的英國歷史劇中的國王形象為例，進一步強化了自己的論點。從莎士比亞筆下的亨利五世和查理二世所具有的雙重本性可以看出"國王有兩個身體的比喻在當時是人們對國王的常識性理解"（p30）。通過這樣的例子康氏想要引出的是自己對於國王"政治身體不死"的論述，也就是說，和此後的英國革命中國王被推上斷頭臺作類比，國王的自然身體雖然死了，但是作為"人民的頭號管制者，國王是不斷存續的名號"（p25），也就是說，作為政治意義上的國王是不死的。
和僅僅對國王的自然身體進行審判的英國革命不同，法國革命直接提出了對君主制的批判，不僅國王的自然身體受到了裁決，其政治身體也被加以審判，因此大革命創造的是不同於英國革命的直接抨擊王權並且試圖將君主制連根崛起的政治文化，這是從國王二體的角度來對比這兩次審判國王得出的結論。
本書的第四章著重論述了圍繞著法律建設的王權，這一點也是中世紀王權發展的一大特點——從依託於教會構建王權神學到依託於法律建構王權神學，這一過程便是神聖性王權愈發世俗化的過程。在中世紀早期，國王便被構建成具有雙重人格的代理人形象——"國王是世界的拯救者…是上帝選在人間的代理人"（p248），這一模式最明顯體現在中世紀早期的塗油加冕禮之中。
古本手繪:國王加冕禮
在中世紀早期，國王的加冕儀式需要經過教會之手才能獲得合法權力，接受了塗抹上帝賜予的聖膏的國王才有資格成為"上帝的代理人"，也就是"受膏之主"（p248）。然而隨著十二世紀羅馬法在大學中的復興，爭奪政權與教權誰具有對最高權力的正當解釋性的衝突愈發嚴重，這一點便是康氏想要論述的內容。康氏指出，國王與法律和正義的新關係替代了之前"國王關聯聖禮和祭壇的身份"。
在之後兩章裡，康託洛維茨逐漸寫到了"國王的兩個身體"在中世紀中後期是如何構建的，實際上這也是本書最吸引我的地方。
中世紀全副武裝的騎士
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在於，在中世紀中後期，最晚是12世紀開始，"祖國"（patria）成為了替換原本地區的概念，民族國家的意識開始在歐洲幾個主要君主制國家中萌發。
以法國為例，在卡佩王朝早期，並沒有一個所謂國家的概念，君主們關注的都是自己家族傳承的轄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而那些領主們更是如此。"當時的戰爭在正常情況下並不是由公民來參與的，而是通過一支由封臣和騎士組成的軍隊，他們被召來保衛自己的領主以及他的政治目的或個人利益。"（p454）然而到了13世紀，保衛祖國的義務被認為"高於封臣向領主所負的封建義務"（p454），這明顯說明了政治思想上的轉變。因此，為了適應民族國家意識的萌芽，君主也作出了相應的回應。
如在腓力四世時期的徵稅和為戰爭徵兵時，國王會使用"為了保衛生養你的祖國"這樣的語句，這說明到了這一時期君主制已經足夠強大到向子民宣布以整體的"祖國"為名號讓臣民履行義務。同時，中世紀後期也出現了"君父"的概念，即讓子民"愛君主和國家勝過愛自己的父親"（p467）。由此可以看出，國王與整個國家聯繫了起來，而這種聯繫不僅是在法學上，還體現在中世紀後期的儀式上。
路易九世：他被奉為中世紀法國乃至全歐洲君主中的楷模， 人送綽號「完美怪物，尊稱聖路易
為了體現國王的"政治身體永遠不死"，加冕禮的重要性被削弱了——因為國王依靠其"先天權利來享有王國"而盛大的加冕儀式不再是王權轉移的形式。這一情形的出現最初是由於在1270年，聖路易死於十字軍東徵進攻北非的路途中，他的兒子菲利普和他在一起而且顯然當時無法提前舉行預定在蘭斯的加冕儀式。為了避免王權的空位，法國人逐漸將上一任國王去世時刻作為下一任國王的即位時刻，葬禮儀式逐漸有了更大的象徵意義。
在英法兩國的葬禮儀式中，逐漸發展出了"擬人像"——最初是一個臥床的國王雕像，後面逐漸發展為了國王坐立的模仿其執政時的雕像，儘管康氏在此方面著墨不多，但是後世眾多關於葬禮的作品都是從了康氏的作品出發來論證葬禮擬人像的使用，即以儀式手段宣稱"國王有兩個身體，自然身體和政治身體。
他的自然身體…是會死去的，可能會由於自然老去或意外而消亡；但是他的政治身體是不可見或觸碰的，代表了政策和政府的延續，是人民的意志所構成的"，最典型的便是拉爾夫·吉西的《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王家葬禮》。
在《國王的兩個身體》的第七章，康氏回歸到討論莎士比亞筆下的理查二世問題，與頭兩章形成了呼應。
康氏指出，雖然理查二世傷害了人民，被剝奪了王冠的繼承權，但是康氏用一個"不死鳥紀念章"來說明，國王或者說王權的觀念仍然像不死鳥一樣在被燒為灰燼之後重生（p474）。另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是前面提到的法國葬禮，康氏引用了葬禮上的哭喊，"國王死了！國王萬歲！"（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來表現王權作為一種延續性的政體是不死的這一概念。英國人是對於"國王二體"方面進行法學虛構的專家，而法國人則是儀式與象徵表現的大師。
英語語境中的自然身體與政治身體構成的國王二體理論等同於法國葬禮儀式中所呈現的棺槨與塑像。英國人的法律體系創造出了一種神秘的概念"國王不死"來模板化"國王兩個身體"的概念。法國的王家葬禮儀式用儀式中的"國王已死！國王萬歲！"發展出了一種等同的表達形式。實際上從中世紀早期神授王權變為中世紀中後期的"人造王權"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神聖王權世俗化的趨勢。
亨利四世
本書圍繞都鐸王朝伊莉莎白一世時期的擬制"國王二體"展開，但卻深挖其中世紀根源，而在全書的末尾第八章又一一般認為最早的文藝復興代表人物但丁作為收尾。康氏把但丁的《世界帝國》解釋為不同於或分離於神學的普遍人性理念，以人之類作為不死之體；同時《神曲》被他解釋為一種程序，自然之體憑藉人類的四種美德，而達成這種人性，重回伊甸園，坐上人性的王座。神學和人學仿佛水中倒影，一者的完成是另一者的開始。
這種關係，在康氏所舉的一個中世紀比喻中表現得特別鮮明。國王被當作自己的第二重身體的頭，頭是最接近天空或天堂的；但當時的人們還同時使用另一個有機體比喻，就是樹。頭對應於根。但樹與人體在空間中的位置是倒過來的，樹的頭，也就是根，也許更接近地獄？總之，它在地下，不在空中。但這兩個形象卻被當作說明同一個事物的比喻。而康氏以這樣一個巧妙的例子收尾，仿佛將全書的論述達成循環，令人尋味。
總的來講，康託洛維茨的《國王的兩個身體》作為學術界討論頗多的作品，實際上關於它的書評已經很多了，我更多是想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來審視這部作品，而非常見的政治學或法學視角。當然，它受到政治學者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理解今天的國家需要回到中世紀"，但是我始終相信，歷史學作品還需要以純粹歷史學的眼光來看待。康託洛維茨開創了結合儀式與政治文化研究的所謂"儀式學派"，引領了許多新史學家對於加冕禮和國王葬禮的關注。同時反映"國王的兩個身體"的各種史料得到了挖掘，所以說本書也對新史料的應用做出了相應的貢獻。
政治學者：大衛斯塔基
但是有一點值得擔憂的是，學界對於國王的"政治身體"的過度關注是否會忽視對於國王"自然身體"的關注？曾有一位研究伊莉莎白一世女王親密政治的學者大衛斯塔基（David Starkey）指出，"國王（女王）的身體是政治的延伸"，即是說都鐸君主會將自己的親信作為眼線，而督軍、外交人員、執法部門、兼領外廳和地方樞密院，都成為了國王自然身體的延伸，斯塔基認為依據此種方式進行的新君主制延續到了1688年。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史學研究中，我們不能盲目地去追逐某一種理論而忽視另一種，在使用"國王二體"理論的時候忽視國王本來的自然身體也是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