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老漢學家姑蘭女士得知自己榮獲第十二屆「中國圖書特殊貢獻獎」的消息時，激動之餘，也甚感意外。想來她跟絕大多數以翻譯為業的同行們一樣，早已習慣了默默伏案的邊緣化生活，從未站到過聚光燈下。尤其在匈牙利，作為翻譯圖書的行業習慣，譯者的姓名從來不會出現在封面上，只會被印在扉頁的背面，一行字體和字號跟版權資訊一樣的小字，很不顯眼。儘管這對譯者很不公平，但也只能接受，譯者們都習慣了過「影子人生」，除非能像貢茨·阿爾帕特那樣當上匈牙利總統，他作為《魔戒》匈語版譯者的身份才為人津津樂道。
姑蘭不但是一位默默的譯者，更是一位默默的編輯，雖然經她手跟匈牙利讀者見面的中國作品幾十部，但很少有讀者會留意她的名字，除非讀者是漢學圈裡的人。今年春天，老人步入杖朝之年，自覺是一個被遺忘了的人，用她的話說，「這輩子也沒想到會獲此殊榮」；當然，換一個角度，對「中國圖書特殊貢獻獎」的評選而言，今年淘到了一粒貨真價實的金子。
我跟姑蘭老師相識有二十年了。在老一輩的匈牙利漢學家裡，她是唯一研究中國戲曲和當代文學的人。半個多世紀來，她不僅翻譯過莫言、蘇童、魯迅、周作人、孫犁、三毛、陳村等作家的作品，還翻譯過《秋胡戲妻》、《看錢奴》和《生金閣》等元曲作品，介紹中國文學和戲劇不遺餘力。特別值得提到的是，她還是一位編輯家，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在匈牙利的「歐洲出版社」擔任東方文學編輯室主編，負責選題、編輯工作，推出了中、日、印、蒙等亞洲文學50多部；當然，由於她的中文特長和對中國的情感，推出最多的是中國作品。除了《西遊記》、《道德經》、《孽海花》、《老殘遊記》等古典作品外，還編輯了魯迅、林語堂、老舍、諶容等現當代作品。退休後，也是許多出版社中國圖書選題的主要推手；新千年後，她主編並參與翻譯了《20世紀中國小說選》，第一次在當地讀者眼前勾勒出一幅中國風景，影響很大。年過七旬，她不僅編輯了莫言的《蛙》，還親自翻譯了《酒國》。近兩年，她參與了《山東漢畫像石彙編》和《中國孤本年畫集萃》的翻譯工作，目前正在翻譯的是一部《京劇百部名劇故事》。這種題材會讓許多「中國通」都望而生畏，但對姑蘭來說「並不是很難」，她為自己「閒置多年」了的本事又派上了用場而感到高興。
總之，姑蘭老師獲獎名至實歸，僅憑這一長串書單就足以證明。另外她還教書育人，翻譯家克拉拉就是她的弟子。不過，這裡要說的是隱在業績後的故事——從她18歲來華留學到80歲來華領獎，之間經過了62個春秋。80-18=62，對姑蘭來講，約等於一生。
姑蘭老師的匈牙利原名是卡爾瑪·伊娃（Kalmár éva），1938年2月3日出生在布達佩斯，父親是世界知名的數學家。每說起自己與中國的緣分，她都會感謝數學做媒。
姑蘭的父親名叫卡爾瑪·拉斯洛（Kalmár László,1905-1976），計算機科學的先驅，科學院院士。早在上世紀的20年代，他就成為塞格德大學著名的波利雅數學研究所黃金時代的核心成員，先是致力於集合論和數理邏輯，而後轉向計算機科學。50年代初，他著手研發「邏輯機」，其實那就是一臺專用計算機，能夠用來解包含若干邏輯變量的命題公式。隨著計算機高級語言的出現，他傾力研究「能夠直接執行用高級語言編寫的程序的機器」，於1959年提出「面向公式的機器」的概念，並完成了機器的詳細設計，之後不斷改進，創新。遺憾的是，由於缺少資金支持，他的設計直到去世也未能實現。1990年，為了紀念這位計算機先驅，波利雅數學研究所更名為卡爾瑪·拉斯洛研究所。
1953年，二戰後首次世界數學家代表大會在匈牙利召開，就是那次，作為中國代表的華羅庚不但在布達佩斯結識了卡爾瑪教授，還在他女兒的陪同下乘船遊覽了多瑙河。至今在姑蘭老師的相冊裡還保存著一張她跟華羅庚的合影，她留著深棕色的長辮子，穿一條漂亮的格子裙，眉頭微皺，和「中國叔叔」一起望著鏡頭。那年她只有15歲。
許多年後，姑蘭寫過一篇題為《我與華羅庚》的回憶文章，說華羅庚是她認識的第一個中國人。雖然那時她還不懂中文，談不上交流，但正是那次見面使小姑娘鬼使神差地迷上中國，開始搜集一切關於中國的信息，甚至開始學習中文。1956年她高中畢業，立即報名去中國留學。先在北京大學學了一年漢語，而後進入中文學讀書，成了名副其實的「北大人」。
受到女兒的影響，卡爾瑪教授也在心裡生出了「中國情結」，不僅接受華羅庚的邀請赴華講學，而且開始自學中文。聽姑蘭老師講，塞格德大學將在學校圖書館為她父親舉辦一次紀念展，展品裡就有幾封他寫給中國同行的中文信。而在姑蘭老師家中，則收藏著她與華羅庚的珍貴通信，記錄了兩代人往來的友情。
這次來京，除了在釣魚臺領獎之外，她最大的願望就是重返母校。8月23日清晨，她和長子託馬什一起早早就坐在賓館大堂等候，等待北二外的李嘉珊教授前來接他們去北大。這次來京，老人之所以叫長子隨行，與其說為了照料自己，不如說為了讓他「返鄉」。要知道，60年前，託馬什是在北京出生的。
1958年，託馬什降生，當時姑蘭只有二十歲，丈夫是她的留學生同學郝伊杜·拉尤什（Hajdu Lajos）。姑蘭回憶說，他倆登記結婚是在海澱區的結婚登記處，在一條狹長的小胡同裡，由於沒有準備圖章，所以用按手印表示「我願意」。兒子出生時，他們還在讀大一，在校園內的宿舍裡給嬰兒餵奶、洗尿布多少有些不便，所以夫婦倆在北京大學隔壁的鄉村裡租了一間房子，一家三口過起了「中國式的日子」，打井水洗衣燒飯，生爐子取暖，天冷了在窗格上糊紙，天暖了再把窗紙撕下來通風。那時期，中國人的日子過得很艱難，副食品匱乏，缺吃少穿。留學生的條件多少會好些，姑蘭經常會將自己領到的副食補助分給房東和鄰居一些。鄰居陳太太也經常過來幫她照看孩子。「遠親不如近鄰」，她非常理解這句話的溫暖含義。
這一天的北京雲淡天高，在光影婆娑的校園裡，母子倆一前一後，都舉著手機一路走一路照，生怕漏掉一點可能喚醒記憶的蛛絲馬跡。未名湖、博雅塔、飛簷、古柏……
當老人看到一片紅門紅窗、灰磚灰瓦的中式院落時，激動得緊走幾步，在門洞下留影。
姑蘭說，這就是她當年住過的地方，穿過紅漆的門洞，是一個長方的庭院，十平方米的宿舍，兩個學生一間。剎那裡，記憶甦醒，迴廊、蟬鳴、陽光、樹影，恍惚又回到六十多年前。在那屆的5名匈牙利留學生裡，姑蘭年紀最小，也是唯一的女生；與她同住一室的是一位蒙古女孩。1956年10月，姑蘭到北京還不到兩個月，匈牙利就爆發了人民革命。在那之後的幾個月裡，誰都沒有再收到家書。他們不知道在家鄉發生了什麼，緊張、興奮、擔憂、恐懼。有一位名叫莫納爾·拜諾的同學有一臺蘇聯造的收音機，他們經常聚到一起偷聽廣播、揣測、傳聞、討論、爭辯……那時候，國際國內都風雲變幻，雲水怒，風雷激，但是不管怎麼樣，他們的中文學習都未中斷。
回想起當年在北大讀書的日子，姑蘭覺得非常幸運。當時他們留學生跟中國學生一起上課，為了能夠聽課聽得更清楚一些，留學生坐在課堂裡的第一排，全班總共二十來位學生，一起聽課，一起討論，教師都是一代名師。林庚教授給他們講《離騷》和《天問》，深入淺出，激發出她對古代文學和神話的興趣；吳組緗先生是她的畢業論文的指導教師，他的嚴謹和博學使她受益匪淺，許多年後她把吳先生的小說翻譯成了匈語；王季思先生講戲曲史，正是他講解的《西廂記》和《牡丹亭》，使她迷上了中國戲曲，後來她的第一部譯著就是元雜劇三種；教授現代漢語的則是鼎鼎大名的王力教授，講課嚴謹而生動，穿插著幽默小故事，後來姑蘭回到匈牙利，也用王力先生所著的《詩詞格律十講》幫匈牙利學生體會中國詩詞的形式美。老人一說起北大，就滔滔不絕，她說正是她在北大聽到的課和讀到的書，引導她成為中國文化的使徒，能讓她「活在一個比現實更為寬廣的世界」。
現如今，老屋雖在，但功能已變；門邊的柱子上掛著「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木牌。母子倆坐在庭院裡的青石臺階上合影留念，他們臉上的皺紋，就是記憶的年輪。
在天壇售票處的小窗口，熱心的售票員說，即使是外賓，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也可以享受半價優惠。於是母子倆遞上了各自的護照，母親八十，兒子六十，他們的大部分記憶都跟中國相關，即便兒子後來沒有學中文，但作為他出生地的北京永遠與他魂牽夢縈。
返回布達佩斯的前一天，他倆特意去了協和醫院和景山後身的米糧庫胡同。姑蘭說，託馬什是在協和醫院出生的，曾在米糧庫胡同裡上過幼兒園。當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她曾跟丈夫一起在匈牙利駐京使館工作過兩年。那是在「文革」爆發後，從1968年到1969年，她看到了中國最癲狂的樣子，想起來心悸。但是即便這樣，她還是愛中國，試圖理解中國；這麼多年來，她始終傳播它的文化，關注它的變化。
儘管北京的變化天翻地覆，但幸運的是，協和醫院老樓和米糧庫胡同都在，幼兒園沒有了，但走在胡同裡的感覺還是依舊。也許這條胡同得以存留，是由於留下過太多名人的足跡，據說胡適、傅斯年、徐悲鴻和梁思成夫婦都在這裡住過，還有那位曾成為「帝師」的莊士敦。
姑蘭說，她此行的目的全都達到了。臨別時，我說希望他們能夠有機會再來北京。老人認真地想了想說，假如還有下次，假如她還能再來北京的話，她會帶二兒子卡博爾來。想來卡博爾的出生地也是北京，雖然他只在這裡生活了五個月，記憶可以說「幾乎沒有」，但出生地畢竟是出生地。
「是的，下回應該輪到他了。」老人喃喃自語。
擁抱，揮手。我真心相信：肯定會有下回。（餘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