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獵德村拆遷以後重建的祠堂
「年年歲歲祭掃先人墓，處處猶存長者風。」每到清明，嶺南地區回鄉祭祖的人要比春節假期回來的人還多，甚至一些遠在海外的人也會懷著對故人的無限懷念之情，千裡迢迢地往回趕。
清明，不僅是對逝者的思念，更是情感的延續與傳遞。又值清明時分，記者走進極具地域特色的嶺南地區清明祭祖。
「宗族、族群意識是嶺南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具有世襲性強、穩定性高、凝聚力旺等特質。」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傑告訴記者，廣東有三大文化板塊：嶺東的潮汕文化板塊、珠三角的廣府文化板塊、梅州的客家文化板塊。此外，粵西的高雷地區按語言歸屬分屬於客家、廣府和閩南等文化分支。
關於嶺南地區客家宗族文化特徵，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教授劉道超說，該文化隨著客家族群之產生、形成、播遷而成熟、發展，形成了自身特色，以宗祠、宗族組織、族產、族譜（包括族規、族法）「四輪驅動」為結構特徵。這四者有機結合，不可或缺，完整構成了客家宗族文化的架構，維護著客家族群之發展。
嶺南客家宗祠分為不同層次，上為總祠，次為支祠（或稱房祠），末為家祠（或稱家廟）。總祠大多祭祀始遷祖。而在客家支系眾多的地區，如廣西賀州市（桂、湘、粵三省交界地區），則奉祀受姓始祖，以統攝、團結同姓各支系。
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林濟表示，通常講嶺南宗族時，一般主要還是圍繞廣府族群展開。此外，嶺南宗族文化價值取向的基本認同結構與其他地域都是一樣的，具有慎終追遠之意；在結構觀念上也基本一致，主要指祖源關係、地緣關係的宗族觀念以及財產關係的家族觀念三個方面。
有關廣府宗族三個結構的研究可以概括為「兩頭大中間小」，在祖先來源方面比較關注，其次就是家族意識。一個家族被稱為「房私」或者「房頭」，族與「房」的關係密切，每個「房」都是祠堂，關係比較緊密，歷史認同感比較強。相對而言以地緣關係（村落）為宗族認同的，就沒有這麼強烈。這一點與國內其他地方比還是有區別的。
南雄千年古村的祠堂自秦起，歷代都有大批中原人南遷嶺南，特別是唐宋以後更是形成南遷潮，南雄的珠磯巷就是歷史見證。不同的種族、族群在融入嶺南生活的過程中，為了維護族群權益，凝聚本族群移民在嶺南生存發展，種族或族群內部相互協調、產生認同感和內聚力就成為維護其生存發展的重要精神力量，隨著時間流轉，這種精神力量不斷得到強化並成為了一種傳統。
南雄千年古村的李姓祠堂王傑認為，嶺南地區形成這種宗族、族群意識，與嶺南作為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匯聚之所有密切關係。不同文化和族群的交流、雜處產生了種族、族群間的融合，同時也產生了不同種族、族群間的身份認同。這種身份上的認同，在不同族群的交往中不斷加強和凸顯。
林濟表示，主要有兩個因素決定了嶺南宗族文化的特點。首先是邊疆環境，這其中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中央權力在這裡的威懾不如中原地區那麼明顯，社會的自主空間相對較大；二是邊疆地區作為一個開發區域，長期處於動態發展的過程，不同族群文化在相互影響中，反而更趨向於凸顯自己的界限，族群認同感變得更加強烈。比如，廣東的左祠右社，其在上古時代的中原就已經出現，至今仍保存於廣東地區的很多地方。像這類廣東祠堂文化，作用就是強調其族群來源於中原的正統性。
族群意識雖說是一柄「雙刃劍」，但總體而論，它對地區和國家的發展有著積極意義。
廣府文化覆蓋地域移民多前往美國，潮汕、客家文化的海外移民多在東南亞。林濟表示，在美國的移民多與宗族保持聯繫，形成一種根的意識，這是海外華人與祖國保持聯繫的一個基本方面。經歷了幾代的繁衍之後，後代們依然深知宗族觀念，並通過宗族的認同形成一個尋根的意識；東南亞華僑更多利用家族意識發展企業，就是社團、社會組織方面，依然是借用了祖源組成宗親組織。
「宗族文化也是團結和凝聚客家族群的重要紐帶。客家族人外徙全世界，中華文明也隨著客家宗族之世代繁衍而傳承不輟。當客家族群離開祖居地，外徙至川、桂、瓊、臺及海外時，就將以祖先崇拜為核心的宗族文化『複製』至當地。以宗族文化為核心，輔以天地及諸神明信仰，中華文化就在徙居地繁育成形、立足生根，最終使中華文化傳播至世界各個角落。因此，宗族文化是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因子。」劉道超告訴記者。
王傑認為，家族、宗族的凝聚力往往上升為國家的內聚力和認同感，宗族或族群意識因為儒家思想的薰染，增強了不同族群對國家和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這在近代抵禦外族的侵略中得到明顯的體現。海外華僑對宗族、族群的認同，實質上是對中華民族的認同，這便是一種凝聚力、親和力、向心力的體現。
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全國人民發出的偉大號召，逐夢，需要構築強大的精神支撐！學者表示，家園意識、家園精神是我們構築和升華中國精神的重要思想內蘊，開展家園意識、家園精神相關研究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起到積極作用。
（編輯：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