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性的文化內涵——民族關係研究的重要方面 |
| □ E．L．塞羅尼—龍文 周志靜譯 |
| 2009年09月04日16:15 |
| 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民族關係委員會所採用的族群定義是：「任何視自己的文化不同於其他社區，並與社會政治層面根本相關的社區組織。」族群性理論引起社會科學家的注意，是在上世紀60年代。它突出了多民族地區國家構建問題。人類學研究方法對於分析族群性問題有著獨特的貢獻，在當前研究的問題中，分析族群性的文化內涵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研究族群性的文化內涵非常重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它可能是明晰族群性和社會分層二者相互關係的最好方法。 許多經典研究都曾這樣記錄到，在一個多民族社會中，當各民族被相互依存的因素聯繫在一起，而無法逃脫相互之間的關係時，他們最終會在一定的社會政治框架中產生分層。在這種框架中，最強大的力量設定了社會規範。各個民族遵守社會規範的程度不同，獲得資源的途徑也不同。族群之間的差別越大，族際衝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對暴力與和平、公正與犯罪、懲罰與獎勵中的民族因素作文化分析，可以非常有效地分析出那些緩和或加劇族際衝突的機制和結構。要想分析這些民族因素，我們似乎需要採用心靈主義的方法，因為它與相關人群的價值觀、態度和信仰有關。不過，社會文化研究的長處在於它的整體論，它使我們能夠發現不同行為模式的催化劑。當這些行為模式被固定下來以後，它們甚至會與那些有意識的價值觀、態度和信仰失去關聯。而且，文化的人類學分析中暗含比較研究的特點，這使得我們可以從各種行為的功能中，分析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反過來，這種分析又能夠為民族實踐提供有價值的觀點，為消除不同文化間的誤解與衝突，提供深刻的見解。 第二個原因在於，它對於研究族群性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有所借鑑。 人類學在研究民族主義的過程中，強調了3個關鍵點：第一，政治主權。無論它與現代人對它的理解有多麼的不同，都會為擁有龐大人口的群體——民族，建立起民族特質。第二，國家作為一種政治組織，產生於被領導的人口和資源大量聚集這一歷史情境中。第三，民族主義作為催生現代民族國家產生的政治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以國家主權的合法性為文化同質性下賭注的種族民族主義。很多現代民族國家實際上是多民族的，但其國家文化卻是取得支配地位的群體的單一文化。這是民族衝突日益加劇的根源。在一些意識形態中，某些原則的濫用加劇了這種狀況。這些意識形態被視為是「統一的」、「民主的」，但實際上，它們對於民主所謂的「廣義」解釋，關注的是個人主體自由和政治權力，進而引出「公民國家」的概念。「公民國家」與「民族國家」相對，由一群共享社會契約的人組成，他們受到社會契約的保護，而社會契約是由公民身份決定的。的確，許多現代民族國家的憲法基礎包含了這些原則，同時也掩蓋了種族民族主義的現實和文化霸權。美國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其抽象的意識形態立場和實際行動形成了對比，廣大人民否認美國文化存在的事實，更掩蓋了這一現象。 全球化引起了大量人口遷移，加劇了多民族共存的現象，隨之而來的是文化同質性的減少和現代民族國家的減少。新移民在共同起源的基礎上，把自己與移入地民族社區聯繫起來。他們的湧入也加深了同主流群體的文化距離。外來文化的表象，如語言、宗教、家庭體系、教育、飲食、裝飾品、娛樂、藝術表現，甚至是醫療實踐，被吸收這些文化的大量人口強化了。這一切又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他們生活在一個由完全不同的文化預期勾勒的情境之中。在各種所謂的「公民國家」結構之中，都有這種預期。這個發現引出了後來的「身份政治」，後者利用個人主義人權傳統，為保護群體的文化權利而辯護。 多元文化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就是源於這個看似矛盾的策略，它也有可能限制妥協政策。然而，它的廣泛應用反映出了對文化及其發展動態的誤解，以及對族群性的文化內涵可能加劇衝突的錯誤理解。這樣一來，它的後果總被認為是適得其反。多元文化教育，是上世紀最後25年最重要的教學發展。人類學對族群性文化內涵的研究，對多元文化教育發展最恰當的形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這些努力無論在範圍上，還是效果上，都十分有限。 甚至還有人認為，多元文化主義在政治上是反動的，其目標是要推翻民族國家，但它已經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中被經濟動力削弱了。如果按照這觀點，多元文化主義就會引起大家的不滿，像我們所知的那樣，將「部落制」等同於「文明的衰退」。人類學家很有必要澄清，「部落」(tribe)一詞指的是一種特定的政治組織，其特點是某個階段的人口聚集，它與特定的生產生活方式相關。同時，還應該指出，在歷史上，部落間的衝突遠遠少於廣義的國家間衝突，特別是民族國家間的衝突。因此，可能逐漸出現「國家權威的喪失和小規模半自治單位的產生，同時伴隨著一個超國家聯邦或幾個類似聯邦的興起」。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帝國的危難，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多民族國家的危機。但是，前南斯拉夫的案例向我們鮮明地展示出，超國家政治單位也許無法緩解其成員之間民族衝突的潛在根源。正因為如此，它是不穩定的，它的解體隨時可能發生。需要重申的是，明確理解國家中的文化變量，可以為緩解政治衝突提供深刻的見解。 最後，研究族群性的文化內涵十分重要的另外一個原因，與人類學自身的認識論價值有關。 研究民族群體的文化特質，對於了解在文化的產生、穩定、變化和消亡過程中政治自治的作用具有借鑑意義。換句話說，通過研究這些不同排列組合的文化，人類學對於文化的定義將會更加精準。 文化人類學是對文化及其多樣性進行科學研究的學科；文化是我們這個物種最基本的適應機制，而文化多樣性是這個機制的隨機結果。這就是我們分析的立場，我們的研究方法既允許又限制我們從這個角度研究人類行為。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我們研究的文化存在於我們觀察到的行為之中，對這些行為進行解釋，我們既要從行動者本人的角度看，也要從多層次比較的角度來看，這是我們方法的基礎。對族群性文化內涵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更清晰地理解這個學科的目標，更好地理解相關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並將我們的研究推向新的理論構建和民族志分析之路。 （作者系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民族關係委員會主席） 來源：中國民族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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