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語言學」這一學科概念,曾因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而為人熟知並得以廣泛傳播。關於民族語言學,馬林諾夫斯基最初的關注點是基於對某語言社群生活方式及言語行為的觀察,進而研究其信仰、精神體系,從而達到了解該語言社群普遍世界觀的目的。民族語言學在斯拉夫世界逐漸發展為具有獨特文化基因的學科範疇,即「斯拉夫民族語言學」。斯拉夫民族語言學研究具有非常鮮明的兩個維度:一是語言學維度,即注重運用語言學方法,挖掘蘊含在民族語言中的文化因素及價值因素;二是文化學維度,研究對象為語言社群在個體和群體層面創造的一切言說的和非言說的文化文本。
民族語言學斯拉夫淵源深厚
「民族語言學」作為學科範疇在斯拉夫世界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範式。最初的民族語言學有著濃厚的斯拉夫基因,以「民族」指稱斯拉夫傳統民族文化,以種族、地區、方言等民族文化信息為基礎,以傳統民族文化為紐帶,嘗試建立斯拉夫世界內部各民族、各區域之間的文化聯繫。語言學研究方法在其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首先,語言是最主要的文化研究材料和傳統民族文化的載體,發掘語言內部的文化信息,是接近斯拉夫傳統文化最為直接的方式;其次,文化和語言是同構且具有同等功能的符號系統,這也使得用語言學的認識論、方法論來研究斯拉夫民族文化成為了可能,在傳統精神文化研究中可以廣泛使用語言地理學、語義學、句法理論、語用學、認知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等理論方法。在發展過程中,斯拉夫民族語言學以語言學和人類學的雙重路徑逐步走向世界。波蘭語言學家巴德明斯基認為,馬林諾夫斯基在斯拉夫民族語言學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開拓性作用,其理論使斯拉夫民族語言學中的「民族」概念超越了狹義的「斯拉夫民族」,開始真正具有了世界視野。如果從「語言相對論」的語境出發,甚至可以將斯拉夫民族語言學看作是美洲語言人類學研究傳統的先聲。
斯拉夫民族語言學有廣義和狹義兩個維度。狹義的斯拉夫民族語言學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純粹的語言學學科,是一個能夠引導研究者關注語言與精神文化、民族心理、民間藝術之間多元關係的語言學研究範式。在這一層面,民族語言學是一個具有文化研究傾向的語言學科,研究對象是語言和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而廣義的斯拉夫民族語言學是一個全息的文化學科,其研究對象為廣義上的文化文本,包括民族心理、歷史、神話等,這些文化文本以多種外在形式呈現,包括語彙、文化儀式、文化意象等。廣義的民族語言學研究的是整個民族文化,需要關注神話、歷史、習俗、器物等各種民族文化的形式與載體。
比較 「莫斯科學派」
和「盧布林學派」
俄羅斯的莫斯科民族語言學派(以下簡稱「莫斯科學派」),以及波蘭的盧布林民族語言學派(以下簡稱「盧布林學派」),是當代斯拉夫民族語言學最重要的兩大學派,其中以盧布林學派更具世界影響。
斯拉夫民族語言學的發展軌跡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俄國。自1812年國內戰爭開始,俄羅斯民族自我意識開始覺醒,斯拉夫「民族學」作為學科概念開始形成,成為了斯拉夫民族語言學形成的重要背景。獨立的斯拉夫民族語言學學科框架最早由俄羅斯著名語言學家託爾斯泰於20世紀70年代提出,並形成了著名的莫斯科學派。託爾斯泰認為,斯拉夫民族語言學旨在以文化代碼為基礎,研究所有斯拉夫民族的歷史文化信息,用比較研究和文化地圖等方法,重塑一個統一的斯拉夫民族的精神家園。關於斯拉夫民族語言學,託爾斯泰曾經提出了兩個基礎理論構想:「泛斯拉夫理論」和「語言文化同構理論」。「泛斯拉夫理論」始於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泛斯拉夫項目」,包括斯拉夫語言地圖項目以及在莫斯科、克拉科夫和布拉格分別出版的《斯拉夫原型詞典》項目;它們均以尋找斯拉夫世界民族語言中共享的語言文化信息為指導原則。「語言文化同構理論」認為,語言和文化在認知功能、交際功能、社會功能等方面都具有相似性,二者具有一種深層的、雙向的緊密聯繫。一方面,民族語言中的很多詞彙都負載了特殊的民族價值和文化語義,這些價值信息和文化語義不經過刻意的分析是很難被人們所意識到的,也不會出現在一般的字典裡面。另一方面,作為符號的語言和文化經常呈現出互補或重合的狀態,人們表達某種特定意義的時候,語言往往並不是唯一的選擇,儀式、具有特殊文化內涵的客體等作為非語言的文化符號,它們可以和語言一起,共同構成斯拉夫民族的世界圖景。
對於莫斯科學派立足斯拉夫世界的「內部」研究視角,盧布林學派有著不同的看法。盧布林學派認為,民族語言學絕不應該僅僅局限於某一個文化圈內部,而應從更廣闊的視角來認識語言與文化的關係。在盧布林學派的學術陣地《民族語言學》雜誌1988年的創刊號中,波蘭語言學家巴德明斯基表達了他所理解的民族語言學廣闊的學術傳統,包括德國的洪堡特,美國的博阿斯、薩丕爾和沃爾夫,俄羅斯的伊萬諾夫、託波洛夫、託爾斯泰和託爾斯塔婭,以及西方用英語寫作的兩位有著波蘭文化背景的著名學者馬林諾夫斯基和維茲比卡。巴德明斯基認為,語言系統是一個制度化的社會產品,具有多種多樣的類型、變體以及風格,與文化系統以及文化系統內部的圖式、價值直接相關。語言和文化將人類的精神作用於客觀現實的實體,賦予了客觀實體以精神內涵;民族語言學的核心研究對象是語言世界觀,即那些在民族語言的語法結構和詞彙結構中,以及在文本的結構和語義中被編碼的世界觀信息。
盧布林學派主張對世界語境中的語言、文化、認知三個範疇予以同等的觀照:語言和文化具有同一性和同構性,在研究中不可分割;語言的認知功能與交際功能是同等重要的,語言中包含著現實世界以及人們經驗世界的編碼信息;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化世界圖景應該以廣泛的語言材料以及社群的信仰、行為等非語言材料為基礎,通過「認知」的視角完成對其民族文化世界圖景的重塑;在處理多學科研究材料的基礎上,民族語言學必須堅持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民族語言學的最高目標,是對持某種語言的社群關於世界的概念化過程以及概念化結果進行有效的分析和解釋。盧布林學派確立了「認知」在當代斯拉夫民族語言學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也標誌著斯拉夫民族語言學突破了傳統語言人類學的研究範式,踏入了當代「認知人類學」的疆域。
斯拉夫民族語言學帶來有益啟示
在其發展過程中,斯拉夫民族語言學一直堅持多學科、多範式交叉的學科定位。發展至今,其研究視野已經不僅僅局限於斯拉夫世界內部,而是正在逐步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語言文化研究流派,並積極與西方語言學理論展開對話。斯拉夫民族語言學的學科定位與發展路徑,對當前我國本土語言學研究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借鑑意義與參考價值。現階段,斯拉夫民族語言學正積極引入當代認知科學的最新研究成果,注重語言、文化、認知之間的關係,開闢出了新的研究範式,這對於我國當代民族語言學、文化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研究領域都是極具啟發性的。基於漢語的語言現實,推動我國本土語言學與斯拉夫民族語言學在理論、觀念、方法層面展開對話,將有利於具有中國特色的更具創新性、影響力的語言學研究成果與研究範式的出現。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葛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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