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從12世紀開始浸透了中國歷史之全部觀念的正統倫理，再加上其過去歷史，全都簡化為一些失去了任何時間維度事件的傳統史學範疇（它們只關心中央政權的生存和行政管理），它使我們發自內心地相信，中華世界的社會和政治形態、基本制度、經濟、思想和技術都具有永恆性。
而世界上一些最深刻的變化和最令人震驚的新生事物，中國人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在歐洲歷史上被認為是標誌著一個新社會出現的事件，在中國歷史的傳統視野中，卻只不過是一種「改朝換代」而已。如果說中國社會的歷史與歐洲社會具有非常明顯的根本性差異，那麼這首先表現在人們對這一切所作的描述中。這無疑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公元1000年左右，於東亞出現的新鮮事物一旦被集中起來思考，便形成了一個以其嚴密性和規模而非常感人的整體，以至於必須事先闡述清楚這一切。中國社會在這個時代，經歷了一場真正的變化，其意義並不亞於上古時代末期所產生的變化小多少。我們於此採納了「文藝復興」一詞。它可能會招致批評，即使這兩個事件之間的相似性相當多，比如在復歸古典傳統、傳播知識、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印刷術、炸藥、航海術的發展、排氣鍾······)、新的哲學和新的世界觀等方面。經過全盤考慮之後，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社會也如同西方一樣，具有它固有的和獨到的特徵。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但對於這種歷史意義上的比喻，不應作純粹字面上的理解，它僅僅是對於各種文明及其發展中，發生聯繫的相互關係史上一種普遍相似性的簡單回顧。11~13世紀期間，在政治、社會或生活諸領域中，沒有一處不表現出較先前時代的深刻變化。這裡不單單是指一種社會現象的變化（人口的增長、生產的全面突飛猛進、內外交流的發展·····),而更是指一種質的變化。此時的政治風俗、社會、階級關係、軍隊、城鄉關係和經濟形態，均與唐朝貴族和仍屬中世紀中期的帝國完全不同。一個新的社會誕生了，可以說已顯現近代中國的基本特徵了。
但這個新社會是生活在連續不斷入侵威脅之下的，這些入侵最終大獲全勝，於12世紀初葉肢解了中國北方諸地，後於1273~1279年間佔據了整個中國。這種外部的威脅絕非與宋代的經濟和社會史沒有任何關係，它主宰了從10世紀末到13世紀末之間的整個中國政治。951年，郭威將軍在開封創建了短命的後周王朝，統一了中國北方，惟有山西北部的太原地區是例外，那裡是契丹人保護的北漢突厥人的小王國。由後周在951~960年間創立的業績，已經預示著宋初為經濟恢復和政治統一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了，開發空閒土地、創建軍屯、減輕和更加公正地重新分配稅收、修復渠壩、於955年沒收寺產（鍾和佛像又一次被用於了鑄幣，如同845年所做的那樣）。對於蜀和南唐發動了全線獲捷的徵戰，川北、淮河與長江之間的地區被吞併和統一起來了。這樣一來，當趙匡胤將軍被其軍隊黃袍加身而執掌政權，於960年在開封創建新的宋王朝時，他統治的是一個經過革新的帝國，而他的勢力使帝國得以鞏固，並擴大了前人的業績。
▲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劇照）宋朝新政權只用二十多年就完成了對四分五裂獨立王國的平定，並將一片其面積相當於今之法國七倍的領土，統一於其權力之下。重新統一的過程可分成以下幾個階段：963年：長江中遊（楚國）965年：四川（後蜀）971年：廣東（南漢）975年：安徽、江西和湖南（江南）978年：江蘇和浙江（吳越）979年：山西（北漢）這一系列的勝利，無疑可以部分地通過以下原因來解釋，由後周建立的制度能有效運行、宋王朝締造者於960年奪取其統率權的軍隊有戰鬥力。但與在7世紀時所發生的情況不同，宋王朝的軍事開拓僅僅局限於中原地區，並沒有向滿洲、高麗、蒙古和西域以外地區擴展。它在東北被於10世紀期間形成的強盛的契丹帝國所阻，在西北被擴張到了青海、甘肅和陝西的吐蕃人所隔。向西南的開拓，則由雲南南詔國的繼承者大理王國封鎖，該王國直到1253年才被蒙古軍隊所滅。至於越南，它成功地於939年脫離了中國建立在廣東的南漢國的統治，並最終於968年形成了一個統一和獨立的帝國（丁朝）。
上述年份中的第一個（939年），標誌著中華帝國和中國南部諸王國自公元前2世紀以來，在紅河盆地和安南海岸行使的幾乎未曾間斷過的長期統治權的結束。981年，越南成功地挫敗了宋朝的一次軍事遠徵。1009年，由黎氏新王朝（1009~1225年）創建了「大越」國。它於1073~1077年間，對越南北部、廣西及其海岸的中國軍隊和海軍發動了一場戰爭。此戰在這些熱帶和瘟疫流行的地區，給宋帝國製造了無數困難，那裡的形勢又由於大量土著民的存在而複雜化了。
▲瘟疫爆發的景象在宋代第三位皇帝真宗（997~1022年）統治時期，當時正處於其勢力之鼎盛時代的遼族之契丹帝國，向河北和山西發動了頻頻獲勝的進攻，迫使宋王朝籤訂和約（黃河流域的澶淵之盟，1004年）。宋朝根據該項條約，保證每年向遼納重貢。但這項盟約以及1044年為增加宋帝國的負擔而補充的另一項條約，都並不足以確保中國天朝在其新邊境地區有一種令人滿意的安寧，相反，一種更加嚴重的威脅壓在了西北諸省的頭上。由吐蕃人、漢族人、突厥人和蒙古人雜居的地區，在11世紀上半葉處於古牧民唐古特人的統治下，形成了一種廣泛的政治統一。該帝國以「西夏」（1038~1227年）之名著稱，從南蒙古一直延伸到青海（庫庫諾爾），並踐踏了漢族人口佔絕大多數的山西、陝西和甘肅諸地區。宋王朝也被迫在公元1044年，與西夏籤訂了一項代價昂貴的條約，卻仍不能使自已避免受到新的攻擊。
西夏的威脅在11世紀下半葉，與經濟的困難同時變得嚴重起來了，中央政權起用一位名叫王安石的大臣（1021~1086年），他擁有充分的權力，實施了一系列變法，涉及到了社會、經濟和軍事結構，但卻引起了大地主和大富商的強烈反抗。王安石在其保護人神宗於1085年晏駕之後，被排擠出了朝廷。守舊派的魁首司馬光（101~1086年）主政，廢除了變法。削弱帝國的這些黨派之爭，一直延續到滿洲那已經漢化的民族女真人的突然入侵時為止。正是這次入侵才滅掉了遼王國並於1126年佔據了整個中國北方。
▲北宋文學家王安石在長江下遊的南方尋求偏安的宋室，最終在杭州建立行宮（臨安行宮），這就是南宋時代（1127~1179年）。它是由於與宋代歷史上的第一個階段（960~1126年）相對稱而被命名的。守舊派最終復出掌權，但在收復國土派和支持與女真人的金帝國妥協媾和者之間，又出現新的對抗。面對女真人的戰爭勢力，向北反攻復國的努力失敗了。宋軍的士氣低落且缺少騎兵。因此，南宋帝國轉向了由宰相秦檜（1090~1155年）主持的一種妥協政策。然而，與金人締結的和約，卻由於政權的更迭而未能取得效果。和談數次中斷，連綿不斷的戰爭，引起了物價飛漲和稅額的驟增。經濟困難又相繼引發了社會動蕩。政治上集權確保了在12~13世紀相繼出任的宰相們，有一種幾乎是專制的權力，如秦檜、韓侂胄（1151~1202年）、史彌遠（？～1233年）、賈似道（1213~1275年）。南宋帝國的衰敗，直到1276年（臨安陷落的時間）滅掉它的蒙古人入侵為止，一直在加劇。
結語
參考資料：《中國社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