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非洲和非洲裔美國人研究成立五十周年側記

在上周的電訊中，正在哈佛大學訪學的北大國關學院博士生羅楠與大家分享了她考察肯亞和坦尚尼亞的見聞和思考，得到了積極反饋。2月28至29日，哈佛大學非洲和非洲裔美國人研究系和非洲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了哈佛大學非洲和非洲裔美國人研究五十年的大型學術研討會。羅楠也從現場給我們帶來了最新的研究動態，以下是研討會側記的全文：

今年是哈佛大學非洲和非洲裔美國人研究（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簡稱AAAS）成立50周年。在2月28-29日，哈佛大學舉辦了為期兩天的AAAS 50周年慶祝研討活動。許多該學科領域的重要人物、AAAS的歷屆校友以及美國重點高校的非洲研究科系負責人都來到哈佛園見證這一歷史時刻。在短短兩天時間裡，大家從動情回顧哈佛AAAS的成立和發展歷程，到熱烈討論非洲研究學科的發展前景，可謂是一場情感激蕩的知識盛宴。我有幸旁聽了這場活動，希望對此做下記錄和分享。在此之前，我所接觸到的有關歐美非洲研究的介紹主要是從殖民主義或者冷戰戰略需求（例如無法繞開的美國《國防教育法案》Title VI）等外部環境和宏觀因素切入。此次研討於我最重要的啟示之一，就是以一種微觀視角看待學科發展，即學生、教員、校方如何推動了哈佛非洲研究的學科建設，而這些微觀維度又如何內嵌在美國國內外時代發展背景中。

成立之初

根據我的觀察，哈佛AAAS的學科發展主要經歷以下幾個關鍵發展階段：1968-1970成立階段；1990年代初期壯大階段；21世紀初全面發展階段（具體的發展大事記可參見哈佛AAAS官網）。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在 1968年以前哈佛不存在任何非洲研究。實際上，哈佛的非洲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晚期，杜波依斯作為第一個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非洲裔美國人及其有關非洲奴隸貿易的論著。而在整個20世紀，美國國內的學生和教員持續呼籲高等教育對黑人研究（Black Studies）給予正式承認和制度支持，然而在大半個世紀裡這種訴求並未得到積極回應。直到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和1968年馬丁·路德·金被刺殺事件成為Black Studies從持續性呼籲到群眾運動的轉折點。

在哈佛，黑人學生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 of Black Students）成立，提出一系列有關黑人研究的制度要求，並展開與校方的談判。1969年，時任哈佛非洲與非裔美國人研究教師委員會主席亨利·羅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完成了一份重要報告（被稱為「羅索夫斯基報告」），決定設立Afro-American Studies相關的學位課程和研究中心，這是哈佛校方第一次正式回應有關非裔/黑人研究的訴求。但是非裔美國學生不滿足於此，加之當時盛行的學生民主運動，學生們以抗議遊行的形式向校方施壓，要求建立一個獨立的Afro-American Studies科系，並重視學生在科系建設中的話語權。最終，哈佛於1969年底通過決議同意設立Afro-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 （AASD），並於1970年正式成立。五年後，杜波依斯研究所(W.E.B. Du Bois Institute)成立，承擔科系教學以外的研究工作。

圖註：二十世紀60～70年代，哈佛大學黑人學生遊行。

在梳理哈佛AAAS成立階段的過程中，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雖然哈佛非裔研究科系的成立與民權和學生運動緊密相關，但這並非意味著科系建設始終是種族政治導向的。在周年研討圓桌會上，羅索夫斯基提到，儘管很多人視這個科系的設立為一場政治勝利，但是他回溯當時的心境，認為其宗旨是為了彌合國內其他群體與非裔美國人之間的文化差異。71級校友Octavia Hudson也認為，「在AAAS裡，種族並不是最大的問題，文化才是」。在我看來，儘管從國際和國內的時代背景解讀AAAS的成立，會得出政治導向的解釋，但落到參與此過程的個人，學者們還是努力想保持學術的中立性和純粹性。

第二，雖然AAAS科系從學生運動到正式成立只在兩三年間，但過程中遭受到的阻力並不小，許多參與運動的學生都遭受了警察的無情鎮壓。在「羅索夫斯基報告」出臺之際，《紐約時報》刊登頭版新聞還稱哈佛要建立「Negro Studies」，足以見哈佛AAAS成立的時代張力。

第三，科系成立之初的名稱叫做Afro-American Studies Department（AASD），因此主要關注美國的非裔或是diapora問題，「非洲」並未被囊括進來。這個情況直到世紀之交才得以改變，也體現了美國高等教育與時代變化之間的關聯

圖註：1969年，《紐約時報》刊登羅索夫斯基報告。

逐步壯大

然而在成立後的二十年裡，AAAS的發展之路並不好走。一方面，AASD被認為過於政治化，學生對於科系建設的影響太大（當時學生對於聘請科系教員有實質決定權）；另一方面，學校的大部分資源流往經濟學、社會學等傳統學科，跨學科的AASD處於弱勢地位。我認為，AASD的窘境既與19世紀晚期以來的社會科學專業化趨勢有關，也與70年代後黑人民權運動式微有關。在校方疑慮和忽視的雙重壓力下，AASD艱難維持在很小的規模，甚至一度面臨解體。在這種背景下，學生再次以抗議運動的形式提出增加有關非裔課程和非裔教師的訴求。92級校友Sulee Stinson Clay在研討中細緻描述了她參與抗議佔領學校大樓的全過程。這次運動直接導致了校方採取變革措施，決定物色主管AASD的新人選。

1991年，非洲史學家亨利·路易斯·蓋茨(Henry Louis Gates, Jr.)成為AASD的掌門人。他利用自身的學術影響力和絕佳的公關能力，在人才和資金方面為AASD注入了新鮮而強大的能量，同時他還重視營造言論自由和非意識形態的學術環境。蓋茨在任職期間，聘請了包括歷史學家Evelyn Brooks Higginbotham和哲學家Cornel West在內的許多非洲研究知名學者，其中許多人後來成為哈佛其他學院或部門的負責人。AASD在蓋茨的主持下逐步壯大，而且這種正面影響擴大到了全美的非裔研究領域，使得哈佛成為美國非裔研究的領軍者。當然，蓋茨並不能以一己之力成就AAAS的輝煌。他在發言中回憶，當時羅索夫斯基對他聘請人才提供了毫無保留的支持，「我在清單上列出的理想人選後來全都到了哈佛」。更重要的是，正是那場磕磕絆絆的學生運動推動了後面一切變革的發生。在會上許多教授反覆提到，是「那些學生成就了他們的今日」。

圖註：在蓋茨的運作下，哈佛非洲研究聲名鵲起，《紐約時報》甚至在1996年刊登了長達6頁介紹哈佛非洲研究的專文。

全面發展

21世紀以來，是AAAS全面發展的關鍵階段，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把非洲研究（African Studies）劃入科系的組成部分。其實早在1960年代末關於非裔研究的學生運動中就已經包含了非洲研究議程，因為那也是泛非主義在全球盛行的年代。但後來由於科系建設受到各方面掣肘，非洲研究被迫被排除在外。另外一個因素就是，非洲研究所屬的區域研究服務於冷戰戰略需求，多從政治發展的角度加以研究，因此長期被歸為比較政治的範疇。

這個情況在本世紀初發生了改變——在2002到2003年，AAAS有兩個重要變化。第一，科系正式更名為「非洲與非裔美國人研究系」（African and African-American Studies, AAAS），並在隨後幾年裡先後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課程中加入非洲研究相關課程。第二，AAAS聘請了語言學家約翰·穆加尼（John Mugane）領銜建立非洲語言項目（ALP），到目前為止提供30多種非洲及非洲移民的語言教學，累計逾5000人通過ALP學習非洲語言。據稱，哈佛的ALP有望超越非洲研究的傳統陣地倫敦亞非學院（SOAS）成為全球最大的非洲語言項目。

將非洲研究與非裔美國人研究並軌，提升了AAAS教學與研究的寬度和深度，進而拓寬了整個哈佛非洲研究的規模和資源。2010年哈佛大學成為美國教育部非洲研究國家資源中心之一；2013年，在杜波依斯研究所的基礎上，哈佛成立了哈欽非洲與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Hutchins Center for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Research）；2014年，哈佛非洲研究委員會改為哈佛非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CAS），作為溝通協調校內非洲研究資源、信息與活動的中樞實體機構。至此，哈佛的非洲研究在組織架構上形成了AAAS（教學）-Hutchins（研究）-CAS（資源）三大支柱並立且相互支持的良好局面。

   哈佛非洲研究中心與非洲語言項目辦公室

特點與總結

回顧哈佛非洲研究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其中的幾個特點，而這些特點又昭示了哈佛非洲研究的前進方向。

第一，社會關切與社會參與是AAAS學科建設的主要動力。

AAAS始於學生運動，興於學生運動，而學生群體最大的特點就是緊密結合學術和社會實踐。因此，AAAS有著比其他科系更強烈的社會關懷和實踐熱情。研討的最後一個環節題目為「scholar-activism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與會嘉賓圍 繞哈佛學者如何走出學術象牙塔、深入非洲/非裔群體熱烈討論。社會參與（social engagement）作為研討高頻詞，體現了AAAS未來發展的重要宗旨。

第二，以歷史文化為導向的特色研究路徑。

杜波依斯主要關注與非洲相關群體的歷史、藝術、社會生活與政治，這種人文主義式的研究路徑特色也延續到了AAAS，為傳統區域研究甚至國際關係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第三，從區域研究向全球學發展的雄心。

對於許多非洲學者來說，研究非洲並不意味著緊盯著一塊區域進行限定性研究，這種追求特異性（dissimilarity）的思維被認為是殖民主義的產物。牛津大學非洲研究中心主任Wale Adebanwi表示，區域研究應該摒棄視非洲為特例的定見，轉而從非洲出發反思全球性的知識生產問題。AAAS的研究範疇從非裔美國人到非洲，近年還拓展到拉丁美洲非裔研究，在串聯「非洲」相關領域的過程中產生了全球學的研究形態。

AAAS成立至今，已與50年前大不相同，但如今所有的發展都能在歷史中追溯到動力和起源。而當前，全球流動加劇和國家政治極端化等深刻變化或許又將成為AAAS發展的新背景。梳理AAAS的發展歷程，我感受到

在時代背景急劇變化當中，學術機構的掌舵人和推動者們只有策略上（tactically）順應潮流，戰略上（strategically）堅持原則，才能在學科發展中做到常盛、常青。

（作者：羅楠，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由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供稿，引用、轉載請標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