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武出使匈奴時的忠君表現在當時並沒有立即得到西漢朝廷的特別重視，更談不上尊崇。蘇武歸漢後，朝廷雖然有賞賜，但是從賞賜的情況來看，不過是常規之賜，並無明顯的優待。《蘇武傳》中蘇武出使不辱、守節不屈忠義形象的形成，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思想。
蘇武出使事跡起初並未受到特殊重視
蘇武出使不辱、守節不屈的忠義形象在歷史上的影響可謂至為深遠，而《蘇武傳》因為成功地塑造了這一歷史形象，從而成為《漢書》中的名篇、我國歷史人物傳記中的經典。然而，清人趙翼對此早就有所質疑。他指出，與蘇武同一時期不辱使命的大有人在，而唯有蘇武被大書特書，名垂青史。對此，趙氏以為是歷史「有幸有不幸」（《廿二史札記》）的結果。言下之意，顯然是說蘇武為歷史的幸運者。
事實確如趙翼所言，在漢匈交聘的頻繁時期，像蘇武一樣的漢使並不少見。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蘇武歸漢後，朝廷在賞賜等方面並沒有明顯的優待，李陵《答蘇武書》曰：「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而燕王劉旦為了指責霍光專權，甚至以蘇武之事為說辭，上書昭帝曰：「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為典屬國。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漢書·武五子傳》）
雖然蘇武歸漢之初沒有受到重視，但是其人生際遇在宣帝時卻發生了逆轉。宣帝即位次年（本始元年），蘇武不僅受封關內侯，而且在其身後不久，還被畫像於麒麟閣。尤其是後者，更可謂極一時之榮。但必須指出的是，此等尊榮與蘇武「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之功其實並沒有太大的關係，而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他參與了謀立宣帝一事。「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漢書·蘇武傳》）漢制，無功不侯。而蘇武最終以謀立受封關內侯，又進一步反襯出其在匈奴的守節行為在當時並未受到重視。
謀立漢宣帝也應該是蘇武能夠圖像麒麟閣的主要原因。我國古代一向有帝王圖畫功臣以行表彰之事的傳統，此即濫觴於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於未央宮建麒麟閣，圖畫功臣十一人，其以霍光為首，而蘇武陪於末位。對於麒麟閣十一功臣的人選，宣帝心中顯然有著特別的考量。如所周知，宣帝一生中有三個關鍵階段，一是幼年落難，二是即位為帝，三是親自執政。從麒麟閣十一功臣的情況來看，皆是在這三個關鍵時刻有恩於宣帝的人，即落難時的保護者，如丙吉、張安世等；登上皇位時的擁立者，如霍光、杜延年等；親政過程中的扶持者，如蕭望之、梁丘賀。以此為參照，蘇武顯然主要是以擁立者的身份而入選麒麟閣功臣。雖然有人認為，出使守節也是原因之一，但筆者以為，如果不是因為蘇武參與了謀立宣帝之事，則入圖麒麟閣顯然無從談起。
忠義形象形成的政治契機
麒麟閣功臣「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漢書·蘇武傳》），位列其中的蘇武足以因此而載名史冊。由此看來，趙翼說蘇武為歷史的幸運者倒也未必盡然。但是，蘇武最終卻能夠以出使守節的忠義形象示於後人，還有著更為深厚的歷史契機與背景。
蘇武以謀立宣帝之功而入圖麒麟閣，然謀立之事畢竟事涉皇家秘辛，其間詳情自不可洩之於外。在此情況下，蘇武出使不辱的事跡遂逐漸為世人重視。
與蘇武同為麒麟閣功臣的劉德之子劉向在其《新序》中有「節士」一卷，其記載的「節士」主要是先秦時期人物，漢代唯有蘇武一人，所述皆是其出使匈奴時的守節不降之事。不過，劉向的記載十分簡略，通篇不足300字，與後來的《蘇武傳》自不可同日而語，且所記細節亦有出入。但是，劉向贊蘇武「守節不移，雖有鐵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稱之為「守節之臣」，又引蘇武自語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新序》卷七）這種絕對忠君的思想基本上奠定了《蘇武傳》的基調。
進一步而言，這種思想通過《蘇武傳》廣泛傳播和發揚光大，對歷史產生重大影響。而班彪、班固父子通過《蘇武傳》，將絕對忠君的思想渲染到淋漓盡致，則主要是為了配合當時的政治需求而刻意樹立一個典範。
忠君思想與蘇武形象的後世書寫
作為我國古代重要的政治倫理，君臣倫理思想在西漢時發生了重要變化，那就是董仲舒在天命論和天人感應思想基礎上，將家庭血緣倫理糅合進政治倫理思想中，提出了絕對忠君思想。所謂「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春秋繁露·順命》）。因此，天與天子、君與臣、父與子、夫與妻之間存在著絕對的尊卑、主從關係；天子應當視天為父，以孝事天；臣民則視君為父，絕對忠於君主。尊上忠君是臣民不可違背的神聖天道。
董仲舒的忠君思想提出以後，是否立刻便成為社會普遍認同、遵守的倫理準則？顯然不是。投降匈奴的李陵，本有戴罪立功、再歸漢室之心，最終卻因武帝殺其母親，遂不復顧念君臣之義。這說明在李陵心中，忠君與否仍需看君主是如何對待臣下的，若君主不仁，則不必忠心。司馬遷對李陵投降一事不但未有非議，反為之辯解，亦見司馬遷也沒有將忠君看作臣下的絕對義務。尤其是王莽篡漢時，忠於漢室的臣僚可謂寥寥無幾，更說明直至西漢末年，絕對忠君的思想仍沒有得到社會普遍的接受和踐行。
董仲舒視君如父的絕對忠君思想最終為社會普遍接受，成為廣大士人為之踐行的一個重要倫理觀念應該是在東漢以後。
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以後，其對王莽篡漢之事仍心有餘悸，唯恐類似的情形重演。因此，他一方面極力防範權臣的出現，另一方面則不失時機地褒獎忠臣，向群臣宣揚絕對忠君觀念。例如，光武帝大會群臣時，曾指著王常對群臣說：「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並於「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後漢書·王常傳》）。其後的孝明、孝章二帝亦以推重儒學為務。尤其是章帝，更於建初四年（79年）召開白虎觀會議，「講議《五經》同異」。白虎觀會議除了更加強調君權神授、君主權力至高無上外，還進一步明確了「三綱」的概念，並提出「六紀」之說，指出三綱「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紀可以「疆理上下，整齊人道」。因此，人們應當遵守「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及「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的社會秩序。會議又申明：「君，群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繵堅也，厲志自堅固」（《白虎通德論·三綱六紀》），認為群臣應當堅定地忠誠於君主。白虎觀會議後，章帝命班固將會議記錄整理成書，是為《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由此，白虎觀會議確定的「三綱六紀」等政治倫理正式作為官方欽定的經典刊布於世。
顯然，在這一重大的現實政治背景下，樹立標杆性的人物以作為天下共仰的典範刻不容緩。在白虎觀會議前後，《漢書》尚在修撰中，其修撰者班固因此刻意選取了本已有「節士」之稱的蘇武，進一步塑造其忠貞不貳、誓死不辱使命的臣子形象，以為天下士人的楷模，這是不難想到的。由此，《蘇武傳》誕生，蘇武忠義形象遂彪炳於後世。
（作者單位：南京曉莊學院旅遊與社會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