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0世紀。Berl意為「沼澤」，in是德語中常見的地名詞根，所以Berlin最初指「沼澤之地」。直至14世紀，柏林依然只是神聖羅馬帝國邊疆的一個荒蠻城鎮和商貨集散地。
軍國主義
1415年，柏林成為布蘭登堡選帝侯的首府。大選帝侯弗裡德裡希·威廉（1640-1688當政）性格嚴厲、窮兵黷武，他將普魯士軍隊從3.8萬人增至8.5萬人，佔到當時總人口的百分之四，由此確立了普魯士的軍國主義特徵。
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當政）時期乃是普魯士的精神立國時代。他提著棍棒親自訓練士兵，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個穿軍服的君主，人稱「士兵王」。他還將軍事形式、軍事規則強加至平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將軍事訓練的嚴酷精神滲入普通民眾的性格，由此形成「服從、服從、再服從」的普魯士精神。政府官員尤其要恪守服從、盡職、守時、節儉的職業準則，馮塔納在《艾菲·布裡斯特》中塑造的殷士臺頓就是一個被規訓成功的典型普魯士官員形象。1717年，威廉一世敕令在普魯士實行普遍義務教育，要求學生以軍隊般的訓練方式勤奮學習，必要時教師可輔以棍棒懲罰。日後，託馬斯·曼和瓦爾特·本雅明都曾對這種嚴苛的軍國主義教育表達過控訴。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酷愛鋼琴與音樂的小漢諾被迫在軍事化的實科中學接受教育，他每天在課堂上都膽戰心驚、頭昏腦漲，以致小小年齡竟度日如年。德國學校及其教師被曼呈現為專制、昏庸、呆板，他們與漢諾這樣的天才學生之間構成類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對立關係。應該說，漢諾的早夭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這種教育體制促成的。而在凱撒·弗裡德裡希等學校就讀期間，年幼的本雅明也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囚徒意識，在他心中，學校的走廊和教室是「抹不去的恐怖事物」，是「時間籠子看不見的柵欄」。集體與個人的衝突及對人群的恐懼都在他的《柏林紀事》中得到了刻骨的銘記。
不過，在專制主義、軍國主義不斷得以強化的同時，柏林在文化和藝術上也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士兵王」的母親索菲婭·夏洛苔王后在其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她把萊布尼茨請到柏林，大力資助柏林藝術科學院和柏林科學研究院等學術機構。巴洛克建築藝術的傑作——夏洛滕堡宮亦為她所建，王后在宮中接待絡繹不絕的各國知名學者、哲學家與思想家；而到馮塔納時代，王家勝地已為普通人開放。艾菲與丈夫經常到這座皇宮花園散步，愜意的休閒生活竟然促成了這對老夫少妻的感情升溫。
於是，恰恰是在以服從、忠誠、節制、尚武為核心的普魯士精神得以確立的時期，出現了一種嶄新的文化與精神。它提倡理性、人性，追求科學與「理性王國」，力圖擺脫宗教神學觀的束縛，並對德國的政治分裂、文化愚昧表示出強烈的不滿與關注。這就是啟蒙主義，以萊布尼茨為先導，康德、黑格爾等緊隨其後，並通過安德列阿斯·施路特爾的建築，萊辛的戲劇，巴赫、亨德爾、貝多芬等人的音樂表現出來。柏林由此成為全德意志一級的文化城市。
文化與政治的衝突
19世紀，這種文化與政治的衝突在柏林愈發突出了。1806年，拿破崙率軍入侵普魯士，普魯士全面崩潰，失去了獨立地位。費希特在柏林科學研究院連續發表14次演講，提出德國歷史中存在一種不可磨滅的「德意志精神」，號召通過教育和道德復興來振奮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和國家主義。柏林大學很快成為德意志民族運動最活躍的中心，幾乎所有的大學生都成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志願兵。在如此齊心的全民抗戰氛圍中，德意志在萊比錫大會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領土基本獲得解放，普魯士也因此成為德意志民族統一的象徵。之後的德國大學生統一運動、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普法戰爭以及1871年的德意志統一，無不以普魯士及其柏林為中心。
隨即，在俄國作家烏斯平斯基的眼中，柏林變成了這樣的城市：「長劍，踢馬刺，尖頂盔，小鬍子，兩指按到帽簷敬禮，在帽簷下面緊緊的領口裡，露出勝利者的洋洋得意的一張張面孔，這些景象在每一步裡，每一分鐘裡，都可以碰到：這裡在舉手敬禮，那裡在哨兵換崗，另一處在發瘋般地舉槍揮動之後，又傲然往別處去了。」(《病態的良心》)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在《國外見聞錄》中表達了更多的擔憂，「當我走過柏林軍官身旁的時候，經常使我感到不安……我覺得驚惶戰慄……」。他害怕的不是這些軍官本人，而是他們表現出的那種自以為是、唯我獨尊的氣質，以及他們作為權力代表的象徵意義。謝德林認為，「當代柏林的全部本質，它的全部世界意義，現時都集中在高聳於國王廣場上掛著『參謀本部』牌子的這座大廈裡」。
其時，很多知識分子如愛因斯坦、尤裡烏斯·朗貝、施特克爾等都曾經表達過對這種黷武氣質的反感。朗貝將柏林視為現代世界最令人厭煩事物的象徵，認為它一直是「理性主義的家園，是創造性教育的敵人」。這種城市氣質下的柏林人相應的也是「素養不足」、粗俗野蠻。他們遠離藝術，專注於商業活動、感官歡娛，因而精神空虛。柏林的現代化進程似乎並沒有得到精英知識分子的認可。
的確，儘管在很多方面柏林已然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現代大都會，然而其城市形象卻一直是粗鄙、鄉土的。羅曼·羅蘭在《約翰·克裡斯多夫》中毫不客氣地對其加以嘲諷：「在這個街道狹窄、毫無特點的單調城市的中央，陡然矗立起埃及式的地窖，挪威式的木屋，寺廟式的迴廊，帶雉堞的堡壘，還有萬國博覽會展館式的建築……」柏林的現代性在此呈現為拼接、浮躁、怪異、不和諧，或者乾脆說是雜亂無章。相比起巴黎，它太土氣，遠離時尚與精緻；對優雅的倫敦來說，它過於粗俗無知，盲目引入各種不相干的風格，因而與經典無緣。
但柏林在文化、藝術上的成就與地位又是任何一個親歷19至20世紀的知識分子都不能忽視的。自18世紀末以來，在首都建一所高等教育機構的提議就在席勒等德國學者中廣泛討論。不過據《柏林大學建校史：1794-1810年》記載，柏林大學的提議也曾遭到抵制。內閣首相施泰因認為大量年輕學生的湧入易於造成城市的混亂與道德敗壞，而大城市也不適宜學生進行嚴肅認真的學習。哲學家施萊爾馬赫亦認同這一弊端，畢竟柏林已經有幾十萬人口，「地域過廣，物價偏高，誘惑過多，魚目混雜」，但他還是認為，柏林擁有眾多科研機構，人才濟濟，物資豐富，非常適合建立一所優質大學，尤其是在普魯士的高等教育遭受拿破崙重創的情況下。開明的弗裡德裡希·威廉三世爽快地將菩提樹大街上的太子宮讓出來作為柏林大學校舍，並給予了高度的政治鼓勵，「大學是科學工作者無所不包的廣闊天地，科學無禁區，科學無權威，科學自由」，而負責承辦柏林大學的威廉·馮·洪堡也將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教學和研究相結合規定為大學的核心理念。地理位置優越，辦學理念開放，柏林大學很快就吸引了黑格爾、叔本華、謝林及法學家薩維尼等頂尖級學者前來任教，海涅、馬克思、恩格斯、俾斯麥、霍普特曼、史蒂芬·茨威格等人也都曾在此求學。
19世紀下半葉，普魯士的哲學、古典文學及浪漫主義藝術（尤其是最具德意志氣質的音樂）取得了領先於德意志，甚至是領先於世界的成就。柏林乃至德國作為歐洲文化中的落後者形象改變了，它逐漸成為文化輸出者，尤其是普法戰爭後。叔本華、費希特等人的著作在歐洲思想界風靡一時；華格納的歌劇對法國音樂、象徵主義流派等發生了重要的影響；柏林的現代性及其自然主義戲劇同樣令世界矚目。而在以往，德國作家基本都是讀著法國作品長大的，比如託馬斯·曼年輕時以埃德蒙·德·龔古爾和於斯曼為典範，而德國的自然主義戲劇更是受到了左拉的巨大影響。柏林的城市形象得到了更多的肯定，從19世紀90年代起，人們把柏林稱作「施普雷河畔的雅典」。應該說，這不只是讚美其城市建築、外觀上的變化，更是對其文化成就的肯定。
不過，由於柏林大學的教授是由國家任命的，學術與政治傾向於一體化，這就為普魯士文化蒙上了強烈的政治色彩。沃爾夫·勒佩尼斯在《德國歷史中的文化誘惑》中提出，普魯士的崛起正是由於這種文化與政治的結合。
文化的誘惑
另一種反對的聲音同時存在。席勒聲稱，德國的尊嚴在於這個國家的文化和特性都獨立於政治變遷之外，正因政治帝國搖搖欲墜，精神王國才變得前所未有的堅定與富足。尼採也認為，為了文化的前途，政治與文化應該分離。在《悲劇的誕生》中，他悲觀地表示，對德意志文化最大的威脅恰恰來源於普魯士在普法戰爭中的勝利。尼採與華格納的分歧也隨之產生，因為後者曾將德意志帝國的復甦視為德意志文化進步的先決條件——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如此。
託馬斯·曼也曾經認同這種文化與政治分離的態度，他提出要以德國文化來對抗民主的西方文明，甚至認為「誰要是指望為了所謂人道、理性或英國那一套東西，德意志的特性就該從地球上消失的話，那他就是犯罪」。因此，儘管他與尼採都將德國文化視為德國的特色，但對政治的疏離卻讓他對德國發動一戰一度保持旁觀態度；而霍普特曼對一戰的熱情及二戰前對希特勒的滯後判斷卻鮮明地反映出將文化與政治等同的悲劇後果。
無論如何，在經歷了與慕尼黑的競爭後，19世紀80年代的柏林就已經牢牢掌握了全德意志的文化領導權，「要認可一個事物從此都得經由柏林，經由其畫廊、博物館、劇院和音樂廳」。這個城市因此成就了眾多富有創造力的作家與藝術家。
馮塔納在花甲之年開始其柏林系列小說的創作，其轉型既是他以記者、評論家之慧眼對柏林多年深入觀察的結晶，也適應了柏林因發生巨變而亟需現實主義反映的要求。《艾菲·布裡斯特》對柏林的現代性與女性命運多有反思，它既看到了貴族婦女在大都市中與便利的物質設施、休閒生活相遇的欣喜，看到了她們擁有更多生存空間的可能性，同時也思考了她們的脆弱、孤獨與相互之間的隔膜。作品集中反映了作家的思想深度和藝術特色，馮塔納由此成為19世紀末最重要的德國現實主義作家。
霍普特曼在柏林打拼靠的卻是另一種在柏林早已深入人心的藝術形式——戲劇。儘管他的《日出之前》《織工》等劇作並非以柏林生活為題材，但是其絕大多數劇作卻都是在柏林首演，而且其書寫底層平民的自然主義風格總能引起轟動與爭議，之後再迅速傳播到其他城市和國家。柏林對戲劇的狂熱以及對自然主義風格的包容、接納使得這個外省年輕人在27歲一舉成名，「三十歲時就統治了德語戲劇的舞臺」。當時還在讀中學的茨威格日後回憶，每當維也納城堡劇院準備上演霍普特曼的戲劇，在開始排練之前他和同學就會激動好幾個星期。
1900年，茨威格欣喜地來到柏林大學，在攻讀哲學的幌子之下狂熱地從事詩歌創作、文學交流。在他看來，相比起維也納狹小、安逸而又充滿束縛的資產階級環境，正在發展為國際性大都會的柏林是如此新鮮生動而富有活力。其自傳體作品《昨日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對這種柏林形象的懷念與祭奠。不過，此時的本雅明卻正在富裕的柏林西區度過衣食無憂卻又有些孤獨寂寞的童年。上官燕在《遊蕩者，城市與現代性：理解本雅明》中認為，「社會等級制度這堵看不見的圍牆將這座巨大的柏林城分成了兩個區域，其中一個是他可以自由活動的柏林西區，而另一個是他無法逾越的窮人所在的領域」。
德布林筆下的亞歷山大廣場正是這「無法逾越」的領域之一。因為不幸的家庭境遇，德布林在貧困的柏林東區長大。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後，他又回到這裡開設診所，其病人大多都是工人、妓女、小販等底層民眾。儘管如此，他並沒有效仿霍普特曼，以追求絕對真實的自然主義筆法書寫他們動物一般骯髒、醜陋的生活境遇。由於專攻神經病學與精神病理學，他在日常工作中療治的是這些小人物的精神疾病與精神創傷；在創作《柏林，亞歷山大廣場》時，他又通過解析畢博科普夫、賴因霍爾德等個體的靈魂，試圖把握柏林這座城市的靈魂。或者說，展示這座城市的社會悲劇和底層人物的精神傷痛，是他思考人類靈魂這一偉大工程的一部分。
一戰後的德國曾飽受巨額債務、通貨膨脹之苦，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柏林奇蹟般地又進入了一段經濟繁榮期。美國的現代化技術、爵士樂時代的歡歌縱舞如潮水般湧入，柏林西區擁有全歐洲最大的啤酒店、旅館、電影院以及最大的劇院，裸體舞、脫衣劇和淫書淫畫泛濫一時。與此同時，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博士對同性戀權利的捍衛及他一手創辦的性科學研究所也可作為柏林性開放的一個註解。W.H.奧登和克里斯多福·衣舍伍德這兩個極欲擺脫傳統性禁忌的英國年輕人興高採烈地扎進這個現代巴比倫，他們在很多作品中書寫它，在夢境中留戀它，視其為精神家園和實現自我與自由的應許之地。尤其是衣舍伍德，在此居住三年有餘，《再見柏林》《薩利·鮑爾斯》《莫裡斯先生改變了火車》等作品均以他在柏林的所見所聞為創作資源。
然而，隨著魏瑪共和國走向終結，柏林也日趨封閉、動亂和法西斯。這座城市在自由、放縱背後的軍國主義色彩再度暴露，文化的誘惑終不敵政治的劇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