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曾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
的確，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新文化湧入古老的中華大地後，以其不可抵阻的能量衝擊著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傳統文化，而處於封閉系統的"木乃伊"式的中華傳統文化在與西學的較量、碰撞下迅速解體，西學最終佔據了優勢。因而在當時的情況下，"已不是中國皇帝用什麼手段遏制、在什麼時候驅逐西方文化，而是中國的老百姓在怎樣的現實教訓、理智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前提條件下，去逐步地、有選擇、有批判地接受它"。
為這樣的文化大趨勢所推動，大批士人開始棄蒙昧主義和空疏的學術，而以開放的胸襟，將西方文化作參照系，調節從封閉的僵體中解脫出的部分中華文化的再生機制，使之蛻變，以獲新生。
這樣，在西學的刺激和影響下，同時也在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趨尖銳的現實的感召下，有一大批有識之士從"子曰詩云"的夢囈中開始驚醒過來，轉而重新操起明清之際黃宗羲、顧炎武和清中葉龔自珍、魏源等早期啟蒙思想家留下的旗幟，將全部的注意力投入到現實問題的解決上，極力張揚經世濟民的"實學"：或研究漕運、鹽法、河工之大政，或求籌邊、御外之良術，或高揚"史學經世"之傳統。此外，隨著啟蒙思潮的高漲，一部分士人還很注重工商業和自然科學。
如王韜就曾對"以農為本"、"以工商為末"的傳統觀念進行過抨擊，他還編有《西學輯存》六種，以介紹自然科學知識。正是因為這種啟蒙文化和經世意識在近代復活和回歸，所以甲午前後，才有馮桂芬、王韜、鄭觀應等一批具有歷史責任感的新學家應運而生，才有大興學堂以圖強求富的洋務派脫穎而出，才有以革故圖新為宗的戊戌維新運動蓬勃開展……這種種新的氣象表明：西學的侵入，促使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木乃伊"迅速風化；而以經世致用、立足現實為根本特點的啟蒙文化至少是在知識界形成了大氣候。
因此，不切實際、空疏無用的八股文自是難以抵禦這種摧枯拉朽式的啟蒙思潮的裹抉。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文化滲透、經世意識復甦的過程，也就是促使八股文走向衰亡的文化大背景形成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