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中宇，今天來和大家聊一聊文化群體與黨錮之禍。
無論是官學還是私學，都在經學大師周圍形成學術群體，漢儒治經特種家法，一種學術受到官方的推崇，這一門派的師生便輝煌起來，師生之間也是人身依附的關係，學術群體遂成為利益群體，學術形成「門閥」，並形成中國特色的「朋黨政治」。
東漢以後，這種情況愈演愈烈，上至皇室，下至州郡官員、士人，大多出自名儒之門。經學群體中學術上的師承關係進而化為政治上的主從關係，成為令人矚目的合作群體。他們左右朝政，控制選舉，成為盤根錯節的朋黨系統。其中有善有惡，善惡是價值取向問題，這個結構則是個組織形式問題。
京都太學生群體的「清議」營壘，不滿宦官專權，與耿直的朝臣互通聲氣，以太學為講壇，影響輿論，並以在野的身份溝通社會，形成全國範圍的政治群體。如果弄得好，也許會形成多黨制的內閣體制。但是既得利益者不會讓弄得好。宦官利用薦舉制「任私黨及子弟為官，遍布天下」，堵塞了太學生「歲滿課試，拜官有差」的道路，釀成權力之爭。桓帝時收捕李膺，下令郡國大肆收捕「黨人」達二百餘名，次年釋放，但禁錮終身，這就是著名的「黨錮」事件。
但是反而激起更大的清議浪潮，出現了更多的名士群體。在靈帝的時候，又出了第二次黨錮之禍。黨人橫死獄中百餘人，被牽連而死、徙、廢、禁者高達六七百人，弄得朝官幾空，沒有人去鎮壓黃巾起義，還是董卓解放了黨人。
清議群體以及他們之被禁錮都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發生了深遠的影響。譬如說清議浪潮波及民間，形成民間以歌謠議政的濃厚風氣，此風雖早有，但在兩漢為烈。名士品評人物的風氣則一直傳到了東晉南北朝。
為了對抗太學生的社會組織活動，宦官一方也發展自己的學生組織，他們在靈帝元和二年創建鴻都門學，因位於洛陽的鴻都門而得名，這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學、藝術的專科學院。學院以尺犢、小說、辭賦、字畫為主要教學內容，實用性強。學生來源以無身份的地主及其子弟為主，須考試合格後才能入學.他們以文藝見長受靈帝寵信，結業後出任刺史、侍中，有的甚或封侯。這個文化群體出產「御用文人」，是官祿機器的潤滑油。但是專科學校的出現是教育史上的大進步，從而也是文化傳播史上的大進步。十六國時期(也被稱為「東晉列國」時期)的後秦仿效此例開辦了一所專門研究佛經的學院，名叫逍遙院，還首創律學於長安，畢業後回到郡縣當司法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