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旻泰說：「黃禹錫事件暴露了韓國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這是一個國家發展過程中必須經歷的階段。」
事件進展到今天，韓國的科學家和媒體都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而目前，最傷心的是韓國的老百姓，在這個事件中，他們受到極大的傷害。
李旻泰是一位韓國社會學者，他在北京生活了10年。去年12月下旬到今年1月初，黃禹錫事件進展得最熱烈的這段時間，他恰好在韓國，目睹了韓國上下對這一事件的反響和態度。1月9日，在黃禹錫事件的結論即將公布的前夕，他回到了北京，也帶來了作為一個韓國公民，作為一名社會學者對整個事件的認識與思考。
非科學的理由，愛上了黃禹錫
李旻泰：說起黃禹錫，不能不說到韓國的國情。黃禹錫之所以被眾多的韓國公眾支持和擁護，是因為他滿足了公眾心中的某種期待。韓國是一個小國，這些年發展很快，然而普通百姓在精神上、物質上都有些「苦」。他們期待某種奇蹟出現，特別是與地域規模形成反差的巨大奇蹟，而黃禹錫符合這種奇蹟的條件。他畢業於著名的高中，與很多科學家不同，他善於社交，在韓國上上下下交遊廣闊，是一個符合「偶像」條件的人。
和大多數韓國人一樣，在事件發生前，李旻泰對黃禹錫的成功感到驕傲，這種驕傲體現了愛國主義熱情。但被這種熱情左右，公眾和媒體都犯了錯。
李旻泰：最早把黃禹錫塑造成明星的，是韓國三家最大的報社，這三家報社在韓國的影響力佔到了70%左右。然而，這些報社在報導科學家的成功時，卻違反了科學和新聞原則。他們並沒有派出懂專業的科學記者，也沒有從科學的角度進行報導和作出判斷，而是片面地肯定和擁護黃禹錫的成就，講述有關黃禹錫的經歷和故事。這種報導方式，更像是一種偶像的塑造。於是，懷著愛國主義熱情和期待奇蹟的百姓很情願地接受了這個偶像。儘管有少數報社提出了疑問，卻沒有得到百姓的認可。
其實，李旻泰也和很多韓國公眾一樣，對黃禹錫的支持有一些非科學的理由。李旻泰在說起原先支持黃禹錫的理由時說：「我支持黃禹錫，是因為他和我一樣，支持和擁護現在的總統。」
非輿論的手段，說不清黃禹錫
科學與非科學、新聞與非新聞、愛國與非愛國，是李旻泰在對事件進行反思時提出的「三非」問題——
李旻泰：我認為，在整個事件的揭露過程中，韓國科學家，特別是和黃禹錫身份相似的同輩科學家沒有盡到同行監督的責任。對黃禹錫的成就，科學界最先提出質疑的不是和他同輩的科學家，而是一個年輕科學家的團體。他們最先在網站上揭露了黃禹錫論文的問題，而他們的質疑一開始就受到公眾的批評。
較早揭示真相的媒體是韓國MBC電視臺的《PD手冊》欄目，這個欄目相當於中國的《焦點訪談》。他們用暗訪的方式製作了一個系列節目，在去年12月，只播出一期就遇到了「麻煩」。暗訪在韓國是違反新聞法律的，在專制時代，很多新聞媒體不得不採用這種手段，公眾對此也是支持的。到了民主時代，暗訪已經不再得到公眾的支持。因此，儘管《PD手冊》欄目在立場和事實層面都是正確的，卻因「非法」這一致命的錯誤而無法堅持。
韓國公眾的愛國熱情遠遠超出了科學家和新聞記者的想像，他們對《PD手冊》欄目的抵制非常強烈——他們自發抵制隨片廣告介紹的所有產品，迫使廣告商給節目「斷糧」；他們的抵制也很有效——陷入法律和經濟雙重困境的節目曾一度中斷。
愛國主義，僅有熱情就足夠了？
去年12月中旬，也就是黃禹錫事件剛剛暴露的時候，記者曾經採訪過一些專家和學者，其中清華大學的劉兵教授曾說，韓國媒體在事件得出最終結論前，對黃禹錫的謹慎態度是科學的。而李旻泰對此卻給出了不同的解釋。
李旻泰：在事件剛剛被揭露時，很多媒體對黃禹錫的態度是矛盾的。在事件進行的過程中，韓國的記者們曾親口說他們是記者，但也是韓國人，愛國主義熱情在他們身上也是存在的。因此，在真相剛剛被揭露的時候，他們在報導真相的同時也有一種希望，即希望自己的報導是錯誤的，希望黃禹錫是無辜的。
事件進展到今天，韓國的科學家和媒體都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我的一個從事醫學研究的哥哥說，現在大多數韓國科學家都認為黃禹錫是一個騙子。而目前，最傷心的是韓國的老百姓，他們在這個事件中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以我在韓國期間的觀察和了解，目前韓國百姓普遍迴避這個事件，大多閉口不談。
公眾愛上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是一件好事，這種愛一旦盲目、一旦失去理性，卻往往只能得到相反的結果。通過這個事件，我認為，韓國百姓從傷心中走出來以後，應該重新反思愛國主義是什麼，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正當方式。像現在這樣擁護和愛上了一個「騙子」的結局，對整個國家、對每個個人，都是一種傷害。
記者手記
採訪李旻泰前，記者曾有一種莫名的擔憂，因為據他在中國的好友說，他是一個非常愛國的人。見到李旻泰後，記者發現自己多慮了——他既沒有因「忌諱」而拒絕採訪，也沒有尋找種種藉口為本民族「開脫」。他和所有韓國公眾一樣，有一種傷心的感覺，然而事情已經發生了，在生活中難得有「值得思考的事，不能讓它白白過去」。科學、媒體、公眾、愛國主義，這件事情值得思考的太多了。
從積極的方面看，他認為從這個事件中也能看到韓國的進步：
「我常常想，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全鬥煥、盧泰愚時代，會怎麼樣？大概是政府出面替黃禹錫遮遮掩掩——直到公眾都喪失了對黃禹錫的信任，卻始終無法確認真相。」
公開的醜聞，或許更多地發生在民主的時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