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克隆學術帶頭人」到「造假帶頭人」，從「民族英雄」到「民族恥辱」，黃禹錫轟然倒下，留給韓國的，是震驚，是悲痛，是羞恥，是迄今都沒有停止的深刻反思。
聲名顯赫
2004年2月，韓國首爾大學教授黃禹錫在世界頂級學術刊物《科學》上發表論文，宣稱其領導的研究小組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類胚胎幹細胞，一時間黃禹錫聲名鵲起。
2005年5月，黃禹錫研究小組再次在《科學》發文，宣布攻克了用患者體細胞克隆胚胎幹細胞的科學難題，韓國為之沸騰。3個月後，黃禹錫聲稱成功培育出世界上首隻克隆狗。又2個月後，黃禹錫所在的首爾大學，專門為這位「全球克隆學術帶頭人」建立了「世界幹細胞實驗室」。11月下旬，《科學美國人》雜誌評出2005年度50名傑出科學家，「克隆先鋒」黃禹錫名列榜首。黃禹錫光芒四射，韓國人目眩眼花。政府科研資金向他傾斜，為他配備部長級的警衛隊伍,為他特別發行了一套郵票，把他從放牛娃一躍成為國家英雄的事跡編入中小學教材；國民把他當作「民族英雄」，媒體稱讚他為「克隆之父」、「離諾貝爾獎最近的韓國人」；患糖尿病等病的患者則視他為「救命菩薩」。
直墜地獄
2005年11月，形勢開始逆轉。黃禹錫的一位重要合作夥伴宣布停止合作，因為研究小組涉嫌用「不道德」手段獲取人類卵子。11月24日，53歲的黃禹錫辭去剛剛就任的「世界幹細胞研究中心」主席職務。事態急轉直下。該夥伴又要求《科學》雜誌刪去研究論文中他的名字，並指出該論文中有些部分是「編造的」。而黃禹錫的另一重要合作夥伴透露，該研究機構曾向提供卵子的女性每人支付150萬韓元的補償金。而根據韓國生物倫理法，有償獻卵系不合法行為。此人還透露，黃禹錫向他承認，發表於《科學》上的那篇「劃時代」論文存在虛假成分。黃禹錫任教的首爾大學宣布對此事件進行徹底調查。一個星期後，調查報告公布，指出發表在《科學》上的論文數據屬於故意偽造。黃禹錫當天向國民道歉，並辭去首爾大學教職。
調查越是深入，揭發出的醜聞越多，潮水般的批評開始湧來，黃禹錫四面楚歌。2006年的第一周，政府官員就宣布取消他「韓國頂級科學家」的稱號，《科學》雜誌也決定要撤銷其精心編造的兩篇論文。首爾大學1月10日公布的最終調查結果表明：除了世界上第一條克隆狗是真的外，其他方面黃禹錫都存在捏造、欺騙行為。
掩耳盜鈴
如果說黃禹錫欺世盜名，那麼韓國有關方面就是掩耳盜鈴，因為他們錯過了多次可以制止事態進一步惡化的機會。
早在2004年5月，英國《自然》雜誌披露，有兩名黃禹錫麾下的女科學家捐獻了卵子。從科學倫理角度來看，事態嚴重。因為黃教授有可能利用其權威地位強迫手下工作人員捐獻卵子，即使沒有強迫，下屬也有壓力或主動配合的可能；此外，實驗課題承擔者自己研究自己，可能會在選擇、時機、培育等過程中「特殊化」實驗標本。「捐卵」事件曝光後，韓國生物倫理協會要求黃禹錫在事情真相判明之前，中斷研究，但黃禹錫以此事不犯法為由未加理會。2005年6月，韓國文化廣播公司（MBC）收到報料，揭露黃教授的研究有造假嫌疑。這家電視臺經過數月調查後，於11月22日深夜播出專題節目《黃禹錫神話的卵子疑惑》。不料，無數瘋狂熱愛黃禹錫的人提出強烈抗議；有人甚至組織「燭光遊行」以示聲援，其他韓國媒體也大多站在黃禹錫一邊，指責MBC「損害大韓民國國家利益」。高壓之下，MBC「低頭認罪」，還把千辛萬苦戳破黃禹錫泡沫的節目製作人停職。當時，眾多狂熱的韓國主婦、美女擁到黃教授所在實驗室，要求無償捐獻卵子。韓國政府態度同樣值得玩味。當黃禹錫自己都承認實驗中有倫理問題後，作為主管部門的韓國科學技術部卻不置一詞。爭論公開化後，政府一度手足無措，召開了由總理親自主持的緊急會議，協商的結果是重申政府支持生物醫學研究，表示要等驗證調查結束後再做評論。韓國總統府的一些官員甚至表示：即使黃禹錫有錯，也不算什麼，他功大於過，政府還是應該繼續支持，畢竟黃禹錫本人代表著韓國未來經濟增長點。
警鐘長鳴
如果不是個別有羞恥感的科學家良心發現、主動揭發，黃禹錫今天可能還在欺騙世界。人們不禁要問：各種監督力量哪裡去了？為何沒能及時發現問題？發現後為何未能及時糾偏？
有人反思韓國政府扶助科研機制的弊病，有人剖析科學研究監督體制上的缺陷，有人認為韓國媒體也難逃其責。韓國媒體迎合了大眾對技術更新的過分奢求，習慣於將科學神秘化、將科學家明星化。對黃禹錫大樹英雄式的宣傳，對幹細胞研究一味打氣，淡化了這項研究的複雜性，從根本上忽略了科學研究是一個緩慢積累的過程和科學自身的限度，根本無助於公眾了解真相。黃禹錫等人正是利用了這些並不客觀的報導，利用了公眾非理性的激情，作為支持研究的砝碼和自己沽名釣譽的工具。從根本上說，黃禹錫事件折射出當前韓國社會「急功近利」的浮躁。韓國人的愛國熱情和積極幹勁為國家經濟騰飛作出了貢獻，促進了韓國民主進程。但「越快越好」的風氣、過於強烈的獲得國際認可的熱望導致了不少領域的浮誇潮流。黃禹錫事件便是這種浮誇風在科技領域結下的惡果。善的目的不是惡的手段的通行證。以崇高的目標為幌子，不擇手段利用輿論、消耗社會資源，很可能帶來潛在的災難，而消弭這種災難的成本可能遠遠高於「成果」帶來的利益。
韓國人已開始討論這場災難的正面意義，認為它可能使韓國科技界在更加穩固的道德高地上立足，韓國可能因禍得福。（馮武勇）